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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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对朴勋说的是，叫他在训练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十来名赤卫队员交给朴勋，让他对他们进行射击训练。结果，他把一个桩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复地说，敌人出现了，就要瞄准中心下部打枪。
于是，我对朴勋说，照这种方式搞训练是不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训练先撇在一边，要先教打游击战所必要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进行山地战所需要的训练。不符合我们情况的，要大胆地删改，操典里没有的兵法，要由我们集思广益，一样一样制定出来。
朴勋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那以后，以打游击战所需的东西为主进行了训练。起码的规定动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说，把伪装法、信号法、刺刀使用法、敌情侦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夺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战时识别敌我的方法等马上能用得上的军事知识，先教给了受训者。
朴勋开始时，无计划地教这教那，后来就制定出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训练了。
朴勋后来在回顾当年的事情时，坦率地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所学的军事，都是属于世界五大军事强国的东西。那是把古今内外的兵法集大成的、总括的、综合性的军事知识。他为在可以算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学到这种知识引以自豪，心想，到东满来普及这样的知识，会博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可是，他估计错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应。青年们把他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学到的军事知识虽说是世界性的东西，但对游击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半拉子知识，对于曾把它当做绝对的万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灭，他切身地领悟到必须创造新的、游击战所需要的军事理论。从那时起，他才摆脱了教条，才具备适应朝鲜革命战争需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图地区的“训练都监”中，仅次于朴勋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龙。他虽然没有现代战争的知识，但他用在独立军打仗时掌握的实战经验，对队员进行了不懈的训练。
我们加强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半军事组织的军事训练，并扩大了队伍。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集结了数十名在政治、军事上具备一定水平的坚强的青年。我们选拔那些在豆满江沿岸各县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让他们都到安图集合。有很多青年从安图、敦化等东满各地来找我们。
我们从这些同志中选拔车光秀、金日龙、朴勋、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干分子，先以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小组。同时，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也组织了同样形式的武装队伍。这样，各县陆续出现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组织的武装队伍。先以少数人组织武装队，悄悄地进行活动，借以筹办武器，积累经验，扩大队伍，一旦条件成熟，各县分别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队伍，这就是明月沟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
组织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武器进行浴血斗争的过程。这困难，那困难，也都不会比解决武器更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用在他们本土军事工业系列生产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不断地加强陆海空军的战斗力，可是我们没有国家后方供应武器，连买一支枪的钱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枪、手枪、手榴弹之类轻武器就行。如果国内有生产武器的工厂，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决，可是我国没有那种工厂。遗憾的是，我们在武装自己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得到本国工业的帮助。
正因为如此，必然地出现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样豪壮的口号。
我回到安图，把父亲托母亲保管的两支手枪从地下起出来。我举起那两支手枪，对同志们说：
“看，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义兵，也不是独立军，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带着这些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我父亲总的夙愿，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接受这两支手枪的时候，下了坚定的决心，要代替我父亲去实现他未遂的夙愿。现在到时候了。要把这两支手枪当做本钱，开始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目前，虽然全部财产只有这两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会变成二百支、两千支、两万支，你们想象那一天吧。有了两千支枪，我们就解放祖国。要拿这两支枪作本钱，不断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变成两千支、两万支！”
我想着壮志未酬过早去世的父亲，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筹办武器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朴勋问我，听说在抚松曾有一个财主的儿子向你们献出了几十支枪，那些枪都弄到哪儿去了？他所说的财主的儿子就是张蔚华。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时，有一次张蔚华带着他们家丁的40支枪来找我。那时，我们把那些枪全给了朝鲜革命军队员。
朴勋听到了这件事，深表惋借。他说，有钱就有出路。他提议，巡访我们建立的革命村，向农民发出号召，捐一些钱。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若是向富者发出号召，从他们那里弄些资金倒有商量的余地，但让贫穷的工人、农民掏钱来买武器，这不是好办法。捐钱的事，当然比豁出命去夺敌人的枪容易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放弃容易的办法，选择了困难的路。我也承认拿钱买枪是一种办法，但没有提倡这种办法。向人民群众伸手要钱是独立军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况且，即使捐到一些钱，也不会有多少。
有一次，崔贤同志到山林队那里，花1500元买来了一挺机关枪。那时。
一头黄牛的市价大约是50元，这么算起来，要买一挺机关枪，就要卖掉30头黄牛才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数字。
我们商量多次，找出了一个办法，到奶头山方面去，挖来了几支独立军埋在地下的枪支。
别的县里，也争相回收了独立军用过的武器。洪范图麾下的独立军在青山里战斗后，把大量的枪支和子弹埋在大坎子附近，退到苏满国境一带去了。
日本守备队通过密探得知此事后，便用几十辆卡车运走了那里的枪支和子弹。明月沟会议后，汪清的同志们派几个人到大坎子，从日本守备队员挖开的地方又找到了约5万发子弹。
我们手里弄到了一些枪支，便开始用它做本钱，投入了直接夺取敌人武器的战斗。
第一个攻击对象选的是地主双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个约有40人的保卫团。团长李道善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新选队”队长，这个“新选队”后被崔贤同志的部队打垮。
保卫团的兵营设在地主家土城里头和外头。我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和赤卫队员编成一个袭击小组，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个沙河村的双秉俊的家，夺来了十多支枪。
夺取武装的斗争，在豆满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众性地蓬勃开展起来。
革命群众提出“武装是我们的生命！以武装对抗武装！”的口号，由游击队小组成员、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地方突击队员们带头，无论男女老少，都奋起展开了夺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日满警察、亲日地主和反动官僚的武器的殊死斗争。
“要枪不要命！”就是那时用的话。到海关、保卫团、公安局或地主家，端着枪喊一声：“要枪不要命！”那些胆怯的官吏、反动地主和警察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枪统统交出来。
“要枪不要命”这句话，在东满的所有革命组织区成了流行语，广为流传。
吴仲和的父亲（吴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饭桌腿做的假手枪，口喊“要枪不要命”，威胁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他们的武器，送给了赤卫队。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安图。我们听了，对那些老人的机智、大胆深为佩服。
后来，我在汪清见到吴泰熙老大爷时问过他：“您是怎么想出那么绝妙的法子来的呢？”老大爷笑着说：“晚上看起来放在炕上的饭桌腿也挺像手枪哩。我们哪里有枪或炸弹那种东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饭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说：’口渴者挖井。‘不是吗？”
老人说的确实很对。那时，我们真是抱着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那是需要最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的苦斗。
东满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地伪装自己，或是装成宪兵、救国军军人、日本领事馆官吏、大富豪或贸易商等，用乔装袭击的方法夺取武器。有的地方，妇女们用捣衣棒或棍子打倒军警，夺取武器。
夺取武器的斗争，是全民抗战开始的序幕，是预备战斗。所有革命组织都为这一斗争发动起来，全民动员起来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时机一到，群众就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一口号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在这一斗争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时，我们获取的每一支枪里都渗透了革命同志的热血和他们火热的爱国精神。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同时展开了自己制造武器的运动。
起初，在铁匠炉制造大刀、长枪之类刀枪武器。接着，还制造了手枪和炸弹。
在自制的手枪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县南区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们制造的“比及盖手枪”。咸镜北道一带的人按俄语发音把火柴叫做“比及盖”。之所以把这种手枪叫做“比及盖手枪”，是因为要用红头火柴作火药装在枪膛里。
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县南区兵器厂和延吉县依兰沟南阳村朱家洞兵器厂。
鹰岩窟兵器厂是用通过延吉县八道沟矿的革命组织弄到的炸药制造了炸弹。
起初，制造的是轰响炸弹，这种炸弹声响挺大，可是杀伤力几乎等于零。
为了消除这种弱点制造出了辣椒炸弹。这种炸弹比轰响炸弹效果大些，可是，只是气味呛人，杀伤力几乎没有。后来，和龙的同志们用碎铁片代替辣椒，制造了杀伤力挺大的炸弹。这种炸弹就是有名的延吉炸弹。延吉炸弹问世后，我们把和龙的朴永纯叫到小汪清大房子，举办了历时两天的炸弹讲习会。这是为了把制造炸弹的技术普及到东满各地。来自间岛各县的兵器厂成员和游击队指挥员参加了这次讲习会。
讲习第一天，我给大家讲了火药制造法。当时，游击队兵器厂制造炸弹所用的火药，是通过秘密渠道从矿山购进的。因为敌人对火药的管制很严，这种方法总是伴随着危险。我们较容易地自行从民房获取了火药原料，并用它成功地制造了炸药。在讲习会上，讲授了制造炸药的秘诀，并把它推广到各地方去。朴永纯讲了炸弹制造法及其使用法、保管管理法。关于他们在和龙自力更生研制炸弹过程，引起了听讲者们一致的赞叹。主管鹰岩窟兵器厂的朴永纯、孙元金两同志的技艺都很高明。后来，这个兵器厂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可靠的武器制造基地和修理基地，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能有一位作家把反映我国人民在夺取武器的斗争中发扬的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大胆性、随机应变的机智和非凡的创造精神的故事综合起来，用形象的画幅再现出来，那会成为一篇庄严的叙事诗。千万年来，被置于历史之外、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在无知和蒙昧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他们作为亡国之民而痛苦地流尽血泪，尽管咬牙切齿，但只能将它当做命运逆来顺受的淳朴的人民群众，终于走上了用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命运的神圣的解放斗争道路。
我每当看到地方组织缴获的或自制的武器，就再一次自豪地确认，我们相信自己人民的力量，要依靠这一力量开拓朝鲜革命的决心，是多么正确。
我们在加紧进行建设常备革命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特别关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实践斗争中，使人民群众不断地提高觉悟，得到锻炼，使他们做好抗日战争的准备，这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全民族一致地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1930年，农业空前歉收，随之而来的严重的饥饿，为我们继秋收斗争之后，再次开展新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条件。为了不让秋收斗争后高昂起来的群众斗争气势减弱，我们又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的新的春荒斗争。春荒斗争，从向地主借粮的借粮斗争开始，急速地发展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粮食的夺粮斗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暴力斗争。
春荒斗争的烈火，把东满地区的人民革命化的工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在反革命对革命的攻势越发猖狂的情况下，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依然深入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和教育工作。各群众团体砸毁关门主义的框框，打开了大门，在实践斗争中，不断地锻炼了群众。
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在哪里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为一个村庄的革命化，有时甚至会牺牲好几名革命同志，有时，还要受到人们的难以忍受的鄙视和怀疑，却因不能说明自己是革命者，只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我在富尔河村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富尔河村位于从安图到敦化的重要通道上。不经过这个村庄，就不能自由地来往于敦化地区和南满一带，如下使这个村庄革命化，小沙河、大沙河、柳树河等临近村庄的安全就很难保证。
组织曾派去几名有能力的工作员，可是都失败了。需要赶快在那里扎下组织的根子，可是无论谁到那里，就被抓去遭到杀害，简直想不出一个妙计来。金正龙愤恨地说，富尔河村是个反动村，那个村里准有间谍或白色组织暗藏着，要设法把他揪出来。听到这个村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富尔河村有一个姓宋的组织成员，但是单靠他一个人，不可能探出反动分子，也不能实现村子的革命化。总得有一个人豁出命打进去，该揪出来的揪出来，该组织的就组织起来，把这个村从反动 村改造成革命村，非这样不行。
于是，我自愿要求到富尔河村去。
我把宋同志叫到小沙河，事先商量好该怎么做。
“等你回到村子，就说你家缺人手，要雇一个小伙子做长工，把这话传扬出去。那么着，我就到你家去当’长工‘。”
宋同志一听这话，圆睁起眼睛说，那个村反动分子猖狂得厉害，怎么能冒那种险呢，还说，要你当“长工”，这成什么话？他说着直摇头。组织上也反对我到富尔河村去。
我不顾人们的反对，和宋同志一道坐着牛扒犁到富尔河村去了。我没洗脸，也没理发，故意弄得像个傻子似的打进了“反动巢穴。”几个小时后，当我和宋同志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骑警队扬起灰尘驰进村来。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怎样联系的，这么快就从安图派来了警察。
在外边玩耍的孩子大叫大嚷说，骑兵队来了。我就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