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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5.人生问题abc-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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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去年冬天,因全国政协视察工作,我又有机会回到离开二十三年的家乡去看看。社会变化真大!首先即让我体会得出,凡是有一定职业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无不感觉到工作庄严的意义,是在促进国家的工业建设,好共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越到乡下越加容易发现这种情形。他们的工作艰苦又麻烦,信心却十分坚强。我留下的时间极短,得到的印象却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条美丽小河,连接新旧两区,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万千下乡入市的人来回渡过,自己却不声不响。我曾在河岸高处看了许久,只觉得景象动人。近来才知道弄渡船的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辖十县,经常都可发现一个白发满头老年人,腰腿壮健,衣服沾满泥土,带领一群年青小伙子,长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个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复过来了,还预备把十县荒山旷野石头中的蕴藏,也一敲醒转来,好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仅以凤凰县而言,南城外新发现的一个磷矿,露天开采,一年挖两万吨,挖个五十年也不会完!含量过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给自治州各县农业合作社,将来还可大量支援洞庭湖边中国谷仓的需要。这个荒山已经沉睡了千百万年,近来却被丘振老工程师手中小锤子唤醒!不论是双目失明的渡船夫,还是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活得那么扎实,工作得那么起劲,是为什么?究竟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鼓舞他们,兴奋他们?可不是和亿万人民一样,已经明白自己是在当家作主,各有责任待尽,相信照着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对,事情一定办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牺牲,是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是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国的人民——老年、中年、壮年、青年和儿童,都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劳动,投到国家建设需要上,而对之寄托无限希望,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得文学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容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当鸣放十分热闹时,曾有个青年学生,拿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张恨水和我三个人名字。说上海一家报纸要消息,以为我多年不露面,对鸣放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必代为写出上报鸣不平。人既来得突然,话又说得离奇,并且一个介绍信上,把这么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处处证明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又正在干什么。我告他,“你们恐怕弄错了人”,就说“不错不错”。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就说“那是随便填上的”。一个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后来告他我年来正在作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行得慢,怕配不上社会要求。如要写文章,也有刊物登载,自己会写,不用别人代劳,请不用记载什么吧。这一来,连身边那个照相匣子也不好打开,磨了一阵,才走去了。当时还只觉得这个青年过分热心,不问对象,有些好笑,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心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现在想想,来的人也许出于一点热情,找寻火种得不到,失望而去时,说不定还要批评我一句,“落后不中用”。我几年来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工作正是新中国人民共同事业一部分,而决不是和社会主义相违反的。新中国在建设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专家知识分子,不要玩空头弄权术的政客。我为一切年青人前途庆贺,因为不论是远来北京求学的青年,或是行将离开学校的家庭,准备到边远地区或工厂乡下从事各种生产建设的青年,你们活到今天这个崭新社会里,实在是万分幸运。我们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们都不会遭遇。你们如今跟着伟大的党,来学习驾双钢铁,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仅仅是完成建设祖国的壮丽辉煌的历史任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一种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将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争解放各民族友好团结力量日益壮大。打量作新中国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们常说学习不知从何学起,照我想,七十八岁丘振老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正是我们共同的榜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个一个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我想起他《火车擒住轨》那一首诗。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这里那里还正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想到这件事情时,我望着车厢中的小孩,妇人,大兵,以及吊着长长的脖子打盹,作成缢毙姿势的人物。从衣着上看,这是个佃农管事。好象他迟早是应当上吊的。当我动手把车窗推上时,一阵寒风冲醒了身旁一个瘦瘪瘪的汉子,睡眼迷蒙地向窗口一望,就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说完时看了我一眼,好象知道我为什么推开这窗子吵醒了他,接着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着颈脖睡去了。去济南的确还得两点钟!我不好意思再惊醒他了,就把那个为车中空气凝结了薄冰的车窗,抹了一阵,现出一片透明处。望到济南附近的田土,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种。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沉静,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忽然会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倘若这些人死去值得纪念,纪念的方法应当不是眼泪,不是仪式,不是言语。采真是在武汉被人牵至欢迎劳苦功高的什么伟人彩牌楼下斩首的,振先是在那个永远使读书人神往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制自动步枪打死的,也频是给人乱枪排了,和二十七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轮到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一切痛苦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在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是早早的死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大,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真正使人悲哀!落雨了,我把鼻子贴住玻璃。想起《车眺》那首诗。八点左右火车已进了站。下了火车,坐上一辆人力车,尽那个看来十分忠厚的车夫,慢慢的拉我到齐鲁大学。在齐鲁大学最先见到了朱经农,一问才知道北平也来了三个人,南京也来了两个人。上海还会有三四个人来。算算时间,北来车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金岳霖同张奚若。再一同过中国银行,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夫人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同车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并不与志摩认识,却充满热情来完成这份相当辛苦艰巨的任务。见到了陈先生,且同时见到了从南京来的郭有守和张慰慈先生,我们正想弄明白出事地点在何处,预备同时前去看看。问飞机出事地点离济南多远,应坐什么车。方知道出事地点离济南约二十五里,名白马山站,有站不停车。并且明白死者遗体昨天便已运到了济南,停在城里一个小庙里了。那位陈先生报告了一切处置经过后,且说明他把志摩搬回济南的原因。“我知道你们会来,我知道在飞机里那个样子太惨,所以我就眼看着他们案子把烧焦的衣服脱去,把血污洗尽,把破碎的整理归一,包扎停当,装入棺里,设法运回济南来了!”他话说的比记下的还多一些,说到山头的形势,去铁路的远近,山下铁路南有一个什么小村落,以及向村中居民询问飞机出事时情形所得的种种。那时正值湿雾季节,每天照例总是满天灰雾。山峦,河流,人家,一概都裹在一种浓厚湿雾里。飞机去济南差不到三十里,几分钟就应当落地。机师卫姓,济南人,对于济南地方原极熟悉。飞机既已平安超越了泰山高岭,估计时间,应当已快到济南,或者为寻觅路途,或者为寻觅机场,把飞机降低,盘旋了许久,于是砰的碰了山头发了火。着了火后的飞机,翻滚到山脚下,等待这种火光引起村子里人注意,赶过来看时,飞机各部分皆着了火,已燃烧成为一团火了。躺在火中的人呢,早完事了。两个飞机师皆已成为一段焦炭,志摩坐位在后面一点,除了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灼伤外,其他地方并不着火。那天夜里落了小雨,因此又被雨淋了一夜。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方为去失事地方较近的火车站站长知道,赶忙报告济南和南京,济南派人来查验证明后,再分别拍电报告北平南京。济南方面陈先生派过出事地点时,是二十的中午。当二十二大清早我们到济南时,去出事时已经三天了。我们一同过志摩停柩处时,约九点半钟,天正落小雨,地下泥滑滑的,那地方是个小庙,庙名似乎叫“福缘庵”。一进去小院子里,满是济南人日常应用的陶器。这里是一堆钵头,那里有一堆瓦罐,正中有一堆大瓮同一堆粗碗,两廊又是一列一列长颈脖贮酒用的罂瓶。庙屋很小,房屋只有一进三间,神座上与泥地上也无处不是陶器。原来这地方是个售卖陶器的堆店。在庙中偏右墙壁下,停了一具棺材,两个缩头缩颈的本地人,正在那里烧香。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各人皆看到那个破产的遗体了,我们低下头来无话可说。我们有什么可说?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载了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前还嵌了一小方丝料烧成“帽正”,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额角上那个小洞,皆可说明是向前猛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勃勃,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志摩。这就是他?他是那么爱热闹的人,如今却这样一个人躺在这小庙里。安静的躺在这个小而且破的古庙里,让一堆坛坛罐罐包围着的,便是另外一时生龙活虎一般的志摩吗?他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扮了一角什么样稀奇角色!不嫌脏、不怕静,躺到这个地方,受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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