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知侠)-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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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枪、撞车头、打票车，闹得天翻地覆。这些战斗，在当时确实是震撼敌伪，大快人心的。因此，他们的杀敌故事，就象神话一样在群众里流传，被编成歌子唱，被写成剧本上演，给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以很大的鼓舞。我就是被他们英勇斗争故事所鼓舞、感动的一个。在一九四三年，山东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我怀着敬慕的心情，结识了他们队上的个别英雄人物，和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的政委（就是小说中李正的模特儿）以后，我就产生了写他们的愿望。我曾根据他们的部分材料，在报刊上写了些文艺报道。以后铁道游击队希望我到他们队上去，更进一步的熟悉和了解他的斗争，希望我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把它用文学形式反映出来。这个邀请，使我非常兴奋。
回忆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是永远使我难以忘怀的。由于他们的热情、豪迈，我们很快就成了不分彼此的亲密战友和同志了。在这段期间，我有系统的研究了他们的斗争和生活。我和他们短枪队的“老哥们”作过长久的深谈。我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也曾到铁路两侧，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里，去了解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怎样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在人民中间留下多么深的影响。人民把他们杀敌的故事，加上神奇的色彩在描绘着。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日寇投降后，他们第一次的新年会餐。在庆祝胜利的丰饶的酒席上，正象我小说里第二十四章所写的那样，他们是以古老的形式，来悼念自己牺牲的战友。他们把一桌最丰满的酒菜，摆在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前边。他们平时喝酒喜欢猜拳行令，可是在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却都沉默着喝闷酒。他们隔着酒桌，望着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眼里就注满了泪水。哪怕在最欢乐的时候，一提到已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就会痛哭流涕。当时的情景，深深的感动了我。也就在这次会餐的筵席上，为了悼念死者，他们有两个提议：一个是将来革命胜利后，建议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再一个就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本书。对于这后一个提议，也就是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当时是答应下来了。因此，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出自我个人对他们的敬爱，同时，由于他们的委托，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了。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一九四六年，我在枣庄守着他们几个领导人和一些老队员，把他们以往的斗争事迹，详细地记录下来。正要动手写作时，解放战争开始了。为了粉碎蒋匪帮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全山东的军民都动员起来投入紧张的战斗。这时我军从鲁南暂时的撤退，铁道线都拆了，他们转入主力作战，我也到其他战场接受新的任务。在这紧张的战争年月，坐下来写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把这一工作搁置了下来。一搁就是好几年。在这段期间，虽然我们分开了，可是他们给我的光荣的委托，我并没有忘记。每当我听到他们战斗的胜利消息时，在兴奋之余，就马上联想到这一未完成的任务，心情也就沉重起来了，总觉得有件重大而严肃的工作没有完成而感到难过。
在这种心情下，我就用嘴来讲，象一般故事的传播者一样，当战斗或工作之余，我就把他们的战斗故事，讲给战友和同志们听，大家都很爱听，并深受感动。每当休息下来的时候，同志们都围上来，要我讲，有时我也主动的讲。由于我对铁道游击队故事中人物的喜爱和热心传播，有的同志见到我竟喊我为“铁道游击队”了。当时所讲的故事，也许就成为我今天小说的胚胎了吧！
全国解放以后，我很希望能找个时间来实现我多年来的愿望。可是刚进入大城市，工作是繁忙的，我的岗位又是在机关行政工作上，这个愿望总没有实现。直到一九五二年，我接受了一个写作任务，才有机会把多年来的愿望予以实现。由于事隔经年，为了重温他们以及整个抗日时期的斗争，来唤起我原有的创作激情和冲动，在动笔之前，我又找到铁道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到鲁南去了一趟。我们曾经在枣庄寻找早已倒塌的铁道游击队的诞生地——小炭屋子，去找了血染洋行的旧址，沿着临枣线（现已改为公路）向东走去，经过打票车的三孔桥，顺着他们早期战斗活动过的道路，西去临城。在微山湖边上，我们访问了这一带村庄的人民。人们听说铁道游击队的人又来了，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都围上来，依然那么生动的谈着他们过去在这里的杀敌故事。我们重游微山湖，夜宿微山岛，触景生情，他们过去在这里所从事的英勇顽强战斗，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浮上脑际，历历犹新。从鲁南回来后，我就开始写了《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
以上就是我写作《铁道游击队》的过程，也是我认识和接触他们的过程。他们所创造的英雄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为了要把这些英勇斗争在文学上反映出来，我经常和他们接触，并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密切的联系。直到现在，每当我有机会遇到他们过去的老队员，或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我都感到高兴、亲切。
《铁道游击队》出版了，可以告慰的是，他们给我的光荣的委托，以及我个人多年的愿望是实现了。遗憾的是，由于我受写作水平的限制，给作品留下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长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可是写出后，自己再看一遍，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我所写的，远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采。
我创作的经过就是这样，写在这里，作为读者看这部作品时的参考，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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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
一 英模会上采访
１９４３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和鲁南各个军区的部队选拔的战斗英雄、模范，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云集山东军区所在地的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次大会在莒南县的坪上召开。来自各个根据地部队的英雄人物，都集中到这里了。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将把自己在战斗中创造的动人英雄事迹，向大会做报告，最后由军区首长进行评选，授予荣誉称号。
这次战斗英模会，是山东根据地的一件大事。党政军民等领导机关都很重视。因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是由英勇的八路军在人民的支援下，和敌伪顽军及封建地主武装拼命流血，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战斗，才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坚强的抗日基地，使这里的人民翻身，使我们的部队有了可靠的依托。也可以说没有八路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以根据地各界人民群众，饮水不忘打井人，他们杀猪宰羊送往大会，让这些为人民立了战功的英雄、模范，能够吃得好，开好大会。
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方面为大会服务，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战斗事迹材料；另方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准备为报刊写报道和文章。我们《山东文化》编辑室的同志都投入了这一工作。
我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听了这位英雄的报告，了解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当时全省闻名的战斗英雄都到了。如胶东的任常伦，鲁中的曹世范，滨海的何万祥，在这次大会上都被评选为甲级战斗英雄，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也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他在大会上谈到他个人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创造的惊人事迹，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地轰动。也可以说徐广田把铁道游击队的几次出色的战斗一谈，他就被大家一致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了。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任务是很艰苦的。那时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各个地区，还处在暂时幼小的时期，兵力还没发展起来，装备很差，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而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有近代化的装备。面对众多的敌人，我军只有和敌人打游击，转山头，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由于我军武装落后，又没充足的弹药，所以在战斗中，主要是用手榴弹和刺刀去和敌人拼搏。应该说我们的战士不光是凭武器，而是凭政治觉悟，靠勇敢去消灭敌人的。虽然我军不断地取得战斗的胜利，可是付出的伤亡代价也是极大的。在此情况下，铁道游击队以短枪和便衣，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他们在敌人据点里摸敌岗，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有时把敌人的火车开跑，和另一列火车相撞。他们机智勇敢地消灭敌人，歼灭了日寇对付铁道游击队的各种各样的特务队。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来支援根据地。把成车皮的布匹截下来，解决了山区根据地军队的冬衣。他们能从火车上搞下可装备一个中队的日式步枪、机枪，送进山里。如果我军主力在战斗上缴获这么多武器，得用成团的兵力和敌人搏斗，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才能赢得。可是铁道游击队却不鸣一枪，就把这些主力极需的武器拿到手了。多年来，铁道游击队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战斗事迹。真是打得敌伪胆寒。显示了党所领导的游击健儿的神威。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我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我敬爱这些杀敌英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访问了甲级战斗英雄徐广田，想把他们在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写出来。
在我找他采访过程中，我和徐广田渐渐熟了。他有着热情豪爽的性格，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他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衣，脸孔微黄，说话时面带微笑，慢声慢语，眼睛也常眯缝着，看上去像个腼腆的姑娘，可是一旦眼睛瞪起来，却充满了杀机。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出名的杀敌英雄。他和我谈了许多他个人和整个铁道游击队的带传奇性的战斗故事。
正巧，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这时调到省党校学习。党校就住在坪上附近。我又去访问了杜季伟。杜二十五六岁，正如《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所描写的：他清秀的面孔上有双细长的丹凤眼，他是个读过筛范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能够和铁道游击队的哥儿们混在一起，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发挥了他的政治工作威力，确非易事。杜和我谈到他怎样被党派进敌人控制的枣庄，在炭厂当“管帐先生”，怎样组织力量打洋行，为了配合山区的反“扫荡”，他们在临枣支线上大显身手，搞了震惊敌伪的“票车上的战斗”。后来他们拉出枣庄，战斗在津浦干线，以微山湖为依托，对这南北干线上的敌人，进行了机智而顽强的战斗。他们打岗村，搞布车，消灭了一批又一批鬼子的特务队。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紧紧控制着这一段干线的局势。不过，到了１９４３年，他调出铁道游击队，到党校学习。
我向徐广田和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战斗事迹有了一个轮廓，对他们从事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大会以后，我整理了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材料，进行构思。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又专学过军事。１９３８到１９３９年我随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班房里做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货加车在运行，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我小时候，也曾和一群穷苦的孩子到车站上去捡煤核，在车站上也学会了扒车的技术，慢行的火车还可以上下，快车就不行了。后来我随父亲到过道口、焦作等地上学，后来又在车站上作过义务练习生，因此，我对火车站和列车上的生活比较了解。不仅熟悉铁路上的职工，而且对于行车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也了若指掌。如果不了解铁路上的生活，要写好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在根据地的人民中，广为流传，所以没能把他们的事迹，从文学上反映出来，一些作者不了解铁路生活是个重要原因。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还没看见过火车。有的城市出来的作者，曾经坐过火车，但仅坐过而已，对铁路上的一切并不了解。当时又是战争环境，铁路被敌人控制着，也不能去采访。记得１９４３年《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铁道游击队去采访，被敌人捕去了。当时铁道游击队由于多年来的神奇战斗，打得敌伪胆寒，他们通过伪军硬把这个记者要出来。这个记者虽有这样惊险的经历，可是除了写点通讯报道，并没有把铁道游击队出色的战斗事迹写出来。我想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铁路上的生活。
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他们经常深入敌穴，以便衣短枪去完成战斗任务。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出奇制胜。因此，他们所创造的战斗事迹都带有传奇的色彩。他们在铁路上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当故事来讲。如“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斗”、“搞布车”、“打岗村”以及“微山湖化装突围”等。由于他们的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我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也就是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在动笔前，我经常把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喜欢听。由于讲多了，同志们也听惯了，有时同志们正在聊天，看见我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没等坐下，就对我说：“再讲一段。”我又和他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
我动手写铁道游击队的章回体小说了。当时还是真人真事。我写了草创时的一部分，在好心的编辑同志的鼓励下，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当时的标题是《铁道队》。因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全国解放后，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时，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
它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两期，由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