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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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颐、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片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且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同上)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同上)。它〃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颢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