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帝一起流浪 作者:阿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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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的犹太人又分别从世界各地流亡到了哈尔滨。　
　　尽管他们的灵魂是相聚的，但他们的墓地却是分散的。　　　
　　20世纪中叶，战争结束了，在犹太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当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花了几年的时间，把所有犹太人的坟墓集中迁到了安静的皇山公墓。　　　
　　到了地处哈尔滨东郊的皇山公墓，我通过墓地管理处的一个朋友（他是个领导），并乘坐他的墓地电瓶车去了西边的犹太公墓，否则我无权擅自进入。这儿管理得极其严格。　　　
　　犹太墓地像一个幽静的花园。天上有大团大团的白云在飘（远方肯定正在下雨，不然天气不会这么凉爽），太阳的光线很柔，柔柔的阳光照在墓地中的那些桃树叶上，泛着水样的波纹，真的是那种“安息”的感觉。　
　　在这块新的犹太人墓地里，大约埋葬着两千多个犹太亡灵，其中还安葬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亲属。　　　
　　在墓园里，我还看到了早年哈尔滨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亚伦·摩西·吉塞列夫的墓；犹太宗教公会会长亚·考夫曼的墓；哈尔滨最早的犹太面包师，后来成为面包厂厂长的I。G。梅金的墓；秋林百货公司总会计师通科偌戈夫的墓；马迭尔老板的儿子，那个被绑匪杀害了的年轻的钢琴家西蒙·开斯普的墓；还有犹太国民银行的创办人格利高里·鲍里索维奇·德里金与其妻的合葬墓；以及一些音乐家、作家、演员、乐手和马车夫的墓。　
　　埋葬在这座墓地的约瑟夫·约瑟夫维奇·奥尔默特（？—1941）的长孙，曾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农业参赞；他的次孙即是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　　　
　　犹太人的墓碑造型非常丰富，什么样子的都有，可谓人类之最：有的大理石墓棺平静地躺在那里，以求安息；有的墓像一幢房子，毫无疑问，亡灵希冀着有一个宁静的家园；有的墓奇特得像一棵树被拦腰截断，似乎是在告诉后人，一个年轻女性的生命曾被扼杀；有的陵墓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墓室里的主人没等看完这本人生的大书就离开了人世；有的墓碑则蒙着一块被绳子扎住的“布”，大抵是亡者不愿看这个血腥而罪恶的世界才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更令人肃穆、沉思的是那个黑色大理石的巨大墓碑，墓碑上镶嵌着一枝橄榄枝，是亡者在天堂为人类实现世界和平祈祷……　
　　公墓管理处的朋友皱着眉头说：“兄弟，你都看到了，这儿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出资修建的，花园、果树、石板甬道、残破的墓碑、墓棺，全是我们出资修的。咋办？犹太人走了，死者的家属也走了，走了半个世纪了，谁来管？他们都走了，那么只有我们来管了。兄弟，你看看，我们把这里搞得跟花园一样啊。”　
　　说着，他指着东边的俄人墓地说：“那边也一样，也是归我们管，我们维护，我们清扫，我们修缮，到了犹太人的节日、俄国人的节日，由我们来祭奠。我们就像是他们的堂兄弟和表姐妹一样……既没人出资，也没人命令我们这么干，唉，就是积点德吧，他们都是一些可怜的人哪。”　
　　在这位公墓管理处的朋友帮助下，我找到了早年的那一对看守犹太墓地的老夫妇的合葬墓。　　　
　　合葬墓的墓碑上镶着他们的照片儿，风吹雨淋，都快褪色了，但我仍能看到他们的迷惘。墓碑上还刻着一首诗，因为是希伯来文，所以我不知道写的什么。　　　
　　我拔了几株野花放在他们的石棺上，然后，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在他们的墓碑上放了块石头，并肃立在那里低头默哀。　　　　　　　　　　　　　　　　　
　　那位公墓管理处的朋友问我：“怎么，你认识这两个老头老太太？”　　　
　　我说：“不认识，但知道他们，他们是为了守护犹太人的墓地才留在中国没走。我是觉得可敬，才过来祭奠一下。”　　　
　　公墓管理处的朋友对我说：“我父亲认识他们，都是看坟的嘛。他们是从莱茵河流域来的。早年，我父亲看守的是南边那一片中国人的墓地。他们看守的是犹太墓地。这一对犹太夫妇在临死前流着泪托付我父亲照顾好犹太人的墓地……而我父亲在临终前呢，又嘱咐我照顾好这些犹太人的坟，拔拔草啊，修修路啊，等待他们亲属的到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只能尽力而为呀，是不是？”　
　　我问：“有犹太人来上坟吗？”　　　
　　他说：“有。我在国际互联网上刊发了所有葬在这里的犹太人的名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如果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就到中国，到哈尔滨来了，他们看着犹太墓地像花园一样都很感动，握手时非常使劲儿。他们还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我什么教也不信，就信共产党。”　
　　“然后呢？”　　　
　　他说：“然后，他们就走了，回国了，还能留在这儿跟我们公墓管理处一道看坟吗？”　　　
　　我说：“那是。”　　　
　　后来我也走了，犹太坟离我愈来愈远了，我真不知道犹太墓地中的这一切在我的书稿中将如何体现，因为说大，它太大，说小，它又很小。但有一点我清楚，书稿没它恐怕不行。　　　　　　　　　　
　　永远的老木板房　　　
　　早年的哈尔滨几乎到处都是俄式的木板房。站在高冈处放眼望去，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尔滨俨然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哈尔滨这座年纪轻轻的城市里，俄式木板房是由那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建的。他们绝大多数都住在木板房里。想想看，这座城市该有多少幢木板房吧。这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异的木板房里，吃饭、喝茶、打牌、卖呆儿、数钱，或者放声歌唱，或者在这样的房子里跟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中国人，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养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儿——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给远在俄国的亲人、朋友写信，告诉远方之人，这里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叶纷纷，等等。　
　　在少年时代，我曾经和这些居住在木板房里的某个犹太人或者“混血儿”是认识的，是街坊，是邻居，是玩伴儿，大家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玩耍，并没有那些有学问的人说的那样，有什么“文化冲突”。在我的印象里，大凡居住在木板房里的犹太人都很穷，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流亡者。他们由于生活贫困，经常变卖家里的东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很杂，喂奶牛、当马车夫、卖青菜、修汽车、修乐器，在铁厂干活儿，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仅仅是看到他们在平静地生活着。　
　　是啊，这些发生在木板房里的普普通通的、不大为人知的故事，正在随着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页一页地消失着。今天，我几乎有点看不清那些俄国犹太人的泪水、他们理想的失落、亡亲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国籍的茫然。他们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也在他们中间消失……　
　　当年，在炮队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谊路）、埠头区（今道里区）——特别是埠头区的沿江一带，还有埠头区的八道街、秦家岗（今南岗区）等地，新商务街（今果戈理大街）、松花江街，以及关达基街（今河图街）、涅克拉索夫街（河清街）、符拉基米尔街（今安国街）、谢尔吉耶夫街（今安广街）等等，到处都是犹太人居住的木板房和木刻楞的房子。　
　　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冰城、雪城，但是，先前的哈尔滨还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这里，我要引进一个与“木板房”有关的话题。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沙皇政府借此机会，胁迫前来祝贺的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条约》（又称《中俄密约》）。依照该条约，中国允许俄国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建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简言之就是，无论是战时或是平时，俄国人都可以在该铁路上运送军队或军需品。《中俄密约》签订后，又相继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沙皇俄国不仅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特权，而且使这条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中东铁路动工之后，沙俄就可以随便砍伐铁路沿线及附近森林，作为铁路枕木、建筑房屋、燃料和其他用材。想想看，如果没有上述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哈尔滨的这些俄式木板房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些俄式木板房在建筑领域有一个“寒冷”的名字，叫“西伯利亚式建筑”。而这些“西伯利亚式建筑”，最早是出现在哈尔滨的新阳路一带。　　　
　　早年，哈尔滨的新阳路（过去叫大同路）一带被称之为“偏脸子”。当时，哈尔滨的城市版图尚小，人走到了新阳路一带就已经嗅到浓厚的城郊味道了。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称这里是平民区，是偏脸子。　
　　这种偏见并不是毫无缘由的。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有相当数量的俄国人由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流亡到中国境内。这些形形色色、成分复杂、背景复杂的俄国人，有的在绥芬河住下来（并繁衍了一些中俄混血儿），有的则客居在中东铁路枢纽重镇一面坡，但更多的人来到了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哈尔滨。1918年，城市管理当局便把新阳路这一带的沼泽地，划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俄国人，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意在体现一种无偿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个临时的家园被有身份的人称之为“纳哈罗夫卡村”，也称“纳哈勒”——意为流浪汉、流氓、无赖居住的地方。　
　　纳哈罗夫卡村的木板房，杂乱地建在高地上。有趣儿的是，这些简陋的木板房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俄式的建筑风格。不错，家，是最能体现个人意志与情感的。　　　
　　由于沼泽地上无路可走，俄国人只好在这些木板房的房与房、房与街之间搭建一些错综复杂的栈桥通行。后来，由于这里的居住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倾倒大量垃圾和残土，才使得这一带有了街道的轮廓——即原始的街路。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犹太流亡者也相继来到了哈尔滨，于是，这儿的俄式木板房就越来越多了，俄国的风味也愈来愈浓了，而且，木板房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了。这种景观曾再现在我去海参崴的那些日子里，在海边的一个别墅区里，到处是榆树、白桦、狗、俄国妇女和宁静的木板房……这大抵就是新阳路早年景观的再现。　
　　其实，新阳路最早的街名出现在1910年，叫“阔日利街”。这个街名似乎就决定了这条街的建筑风格。　　　
　　听老一辈人说，这里曾是个卖旧物的“八杂市”。资料上记载，1937年12月13日，伪哈尔滨市府在安和街设置旧物商店，北市场等地的旧物商店一律迁移此地。后来全部改成住户了（再后来，扒掉了全部的木板房，盖上大楼了）。昔年的影子像云朵一样飘走了。　
　　早年，我的小学老师、班主任，一个中俄混血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她就住在这样的一幢木板房里。也可能是黑龙江的土地太肥沃了，也可能是年头太久了，她居住的那幢周围种着果树的木板房已经半陷在地里了，但仍然倔强地保持着“西伯利亚式建筑”的姿态。我的这位混血儿老师虽然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却说着一口流利地道的汉语，她没有因为自己是混血儿就不太负责任，相反，这个老师相当负责任，批评学生的时候，语速很快，手不断地摆动着——她是在用整个灵魂批评你。她也知道我们并不怎么听，于是，她就更加愤怒了。所以，她留给我的回忆总是一张愤怒的脸和一本正经从那幢木板房里走出来的样子。　
　　我还真切地记得这一带的蝴蝶很多，而且个个蝴蝶大如瓷碟。我们那些小孩儿就用扫帚去扑它们。那些流亡在这里的犹太人就站在他们的木栅栏院子里，站在他们的木板房前，久久地凝视着我们。　
　　后来，这些鳞次栉比的木板房及它们的主人，像一支秘密部队一样，一夜之间消失了。在我们这些当地人还不完全了解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他们就走了……　　　
　　自然，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不单单在新阳路一带有木板房，像1905年犹太人创办的达尼洛夫剧场也同样是一幢木板房。这个剧场在道里的炮队街，即现在的通江街。那是一家轻歌剧院，它也是哈尔滨最早的歌剧院，虽然它规模不很大，但是，在轻歌剧历史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家剧院所有的外立面、窗户，包括天棚，里面的内容，全部是木板的。全部用木板搭建起来的永久性歌剧院只在19世纪初的哈尔滨有过。无论如何，这应当算是一个建筑艺术珍品。可是，城市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个写作业不断出错的孩子一样，写了擦，擦了写，直到它满意为止。　　　　　　　　
　　这幢高大的歌剧院与普通的木板平房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人”字形的屋顶，也是普通民宅式的窗户。所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巨大的圆顶的木板式建筑，那里是剧场。它的大门被装饰了一下，类似我们现在的广告牌，竖起“达尼洛夫剧场”几个俄文字。那时候听歌剧的人不多，都是那些流亡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但无论怎么说，这是他们难得的精神栖息地。　
　　哈尔滨另一座有名的木板房，也是一个犹太人建造的，叫包俄夫斯基的马戏团。它要比达尼洛夫早一年，在1904年建成。这幢建筑很像一座木板式的教堂，不同的是，它的窗户和巨大的门脸都特别醒目，而且在突出的木制门垛上，各画了一个北极熊，北极熊下面是一个拱形的包俄夫斯基马戏团的招牌。在尖顶的屋顶上插着马戏团的旗帜，同样有一个栅栏院，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圆形的、可以透气的木制剧场。从外观上看，达尼洛夫的圆形剧场的构思似乎就来源于包俄夫斯基马戏团。　
　　简而言之，木板房成了俄式建筑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或者体现在墙壁上，或者体现在门窗上，或者体现在凉台上，或者体现在雨塔上。它是一种资源的证明、地域的证明、富有的证明。当年，这样的木板房还有一些接纳病人的医院。总之，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犹太人愈多，盖木板房的材料需求量也就愈大，于是，俄国犹太人木材商斯基德尔斯基等人便在江边修建了木材加工厂，加工顺江漂下来的木材，用这些木料先盖了中东铁路机械总厂的简易厂房，并因此在工厂附近形成了第一个木板房工人村。早年，在松花江的九站一带还有一条俄国犹太人修建的环形铁路。俄国人在那儿还设立了一个临时货运火车站。俄国犹太人在靠近松花江沙滩北岸的太阳岛也盖了许多俄式木板房，这些木板房的犹太主人大都是以养奶牛放牧为生。而那些有钱人则在这里盖起了别墅。即使到了今天，哈尔滨人仍然热衷用木板装饰自己的居室。　
　　而今，在哈尔滨繁华的市中心，只有“永安文具店”一家俄式的木板房了，它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是那么渺小，那么不济眼啊。它将在何时离开这座城市呢？　　　
　　而今，我的那位混血儿的班主任，不知她去了哪里，是在俄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她是否还健在，如果她还活着，她还会回忆她当年住过的那幢“西伯利亚式”木板房吗？　　　　　　　　　　　　
　　红十字幼儿园　　　
　　哈尔滨红霞幼儿园，位于道里商市街和哥萨克街的街口处，就是而今的高谊街与红霞街的街角处。据说，这幢欧式的古典式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