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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苦斗(欧阳山)-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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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柳再前进一步,她的刘海差不多碰着周炳的鼻尖。胡杏看见她的头往上一仰,就听见她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叫我参加赤卫队?我要革命!我不能革命么?——也不止我一个人!要五十有五十,要一百有一百;有男的,也有女的!你们不是怕人少么?你们不是怕人离开赤卫队么?你们怕什么?我入了赤卫队,我给你们带很多、很多人进来,要多少,有多少!你说好不好?”
  周炳伸开两手,做出迎接的姿势,说:好极了!好极了!
  欢迎你,欢迎你!”
  这时候,胡柳望着周炳,觉着他是那么快活,那么宽阔,那么雄壮,仿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他的头发发着光,他的脸上发着光,他的全身也发着光,那一屋子的太阳,都成了多余的东西。还有他那股子劲,叫人说不清有多大,也说不清是从哪儿来的,只觉着要是他愿意用双手把这个世界举起,他就能够把它举起来。那一边,周炳望着胡柳,觉着她今天勇敢极了,美丽极了。仿佛有一种什么流窜不定的东西,从她的眼睛往外喷射,从她的脸上、手上冒出来,从她说话的声音当中溅起来。这种东西使得她的全身长出一种她从前没有过的丰姿、仪态和力量。而在后面不远,胡杏望着他们两个,觉着他们彼此互相吸引着,越离越近了,粘在一块儿了。胡柳扑在周炳胸膛上,肩膀、脊背、腰肢都在颤抖着,也分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周炳那两条滚圆的胳膊轻轻地搂抱着她;周炳的脸歪着、挨着她的光亮漆黑的头发。胡杏把那一只踩在门槛上的脚收回去,决心退出房门之外。她的心是甜蜜蜜的。
  


二五 请命
  三天之后,胡杏单独去找周炳。那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她手里拿了一本识字课本,头发在新生的阳光下面一跳一跳、一闪一闪的,一直闯进了那乡村教师的房间里。她直截了当地对周炳声明来意:她也要革命。周炳正在改作文卷子,从那歪三倒四的墨笔字中间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
  “你要革什么命?”
  胡杏使唤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革你们要革的那些命。”
  周炳放下毛笔,把手一挥道:“用不着你来革,你乖乖地坐着,我们替你革。”
  胡杏不好意思地翻着眼皮,嘎声问道:“为什么?我有什么不好?”
  周炳敦起老师的款子说:“你有什么不好?好!你还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就……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胡杏扭歪嘴唇,抗声说道:“不,我不是个小孩子!”
  周炳仍然坚持道“不,你就是个小孩子!”
  于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顶将起来:“不,我不是个小孩子!”“不,你就是个小孩子!”“我都说我不是的!”“我都说你就是的!”“不是,不是,偏不是!”“就是,就是,就是的!”一直到胡杏气得两眼都噙了泪水,周炳才有点失悔地不做声了。憋了一会儿,胡杏又说:“你跟区桃表姐上街游行,到沙面去打倒番鬼那阵子,难不成你们也是小孩子么?”周炳笑了。他笑得那么高傲,叫胡杏很不高兴。她咬着嘴唇,听那乡村教师说道:“我们那时候十八岁了。你今年几岁?”胡杏把头一歪,简短地说:“十六。”周炳说,“这不就对了!十八岁才算大人。”胡杏不服气地说:“不知又差了多少呢!”周炳不想再逆她的意,就把话岔开道:“坐下来吧!咱俩好好谈一谈:你怎么忽然想起要革命的呢?”胡杏在他的书桌了角落一张木椅上坐下了。她拿那双浅棕色的圆眼睛娇憨地把周炳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才作古正经地说道:
  “炳哥,你不要生气。我是看见你十分为难,才说这句话的。——你为什么不跟家姐住在一道呢?照道理,你们应该相好,应该早就把事情办了的。可你怕区细和马有两个人,怕他们开小差!那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俩开了小差,我家姐跟我两个人补上。两个去,两个来,——不是一样的么?”
  周炳摇摇头说:多你们两个,敢情好!他两个不走,不是更好么?你该知道,他们跟我是从小在南关混熟了的。省城起义的时候,咱们的枪口对着一个方向。——怎么能够轻易分手!”
  胡杏把自己的衫角拉起来,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就笑了笑道:“让我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你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要游行就游行,要演戏就演戏,要北伐就北伐,要骂人就骂人;就是抄起家伙打仗,也说打就打!哪里见过这么粘粘糊糊,正所谓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周炳见她说得有道理,就点头承认道:“是呵,你说得不错。从前我是听党的指挥的。党说干,我就干起来!如今要我自己出主意,我怎么能出主意呢?叫人怎么不心忙意乱呢?”
  胡杏跟着皮哩帕啦地,一口气到底地接上说:“炳哥,说起来就说吧!赤卫队里有人说,你稳是稳了,就是不冲。他们说你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他们说只要你同意,咱赤卫队就是拿不下广州,也拿得下仙汾。左领右里的街坊呢,他们也说他们的。他们说,目前东家要是不借点粮出来,大家免不了是饿死;今年的租子要是不免了,明年大半也是个饿死。大家都说想何福荫堂借粮、免租,除非你去跟何家大少爷说一说。你救过他的命,你说话就灵。还有许多人说,只要你跟何家大少爷说说我的事儿,何家就会让我留在家里养病,不会催着要我回去。可是我家姐倒不赞成。她说不该把什么事儿都堆到你的头上。她说她打算上省城去跑一趟,找我们二姑、二姑爹求情去……”说到这里,她的话本来已经都说完了,可是她的鼻子、嘴还在嘘嘘地喘着气,好像还有什么要说似的。
  周炳低头沉思地等了好大一会儿,没见她再说什么,就安慰她道:“你不用担心。有咱赤卫队在,他何家要不了你去!”这句话看来本是一句普通安慰的话儿,可是在胡杏听来,却发生了极大的力量。她知道周炳的为人,平素不轻易许什么愿,不过他一答应了什么,他是极其有口齿的,拼了命也不在乎的。当下她两只眼睛十分信赖地,静幽幽地望着那雄壮的青年人,柔顺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炳又说起话来。这回他不把胡杏当做小孩子了,把她当做大人了。他带着有点惭愧的感情说:“你所讲的都是真话。我真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心红,一会儿虚弱。跟弟兄们打打闹闹,跟你家的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我是心红的,红得像一个烫斗一样,碰见什么,就能把什么烙得滋滋响;一回到这房间,一碰见林开泰、华大维、丁猷我那些好同事,我就虚弱起来了,我的心肝五脏都是空的,浑身是软不塌塌的,就像一团饭一样!……每逢见着金端、麦荣、冼鉴、冯斗、谭槟,我是心红的;可你哪里想得到,一离开他们,我就虚弱起来了!……每逢想到将来,想到革命成功,也许再远一点,想到共产主义那么一个天堂,我是心红的;可是一回到现在,一回到这座活地狱,我就又虚弱起来了!”
  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不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故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待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搁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麖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咤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得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叫了。何守仁并不在乎这些,他拿手在空中砍了一下,算是做了一个外国人打招呼的手势,接着就说:“老弟,,好几天没见着你了。乡下离省城那么近,怎么不到我家里来吃顿饭?如果我是你,我每个礼拜都要回省城来看一看,走一走。你令尊、令寿堂那边,多么记挂着你呀!你出门快三年了,也不回家去看一看!唉,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家庭感情都淡薄了。好,喝茶吧!”何守仁说罢,拿手朝茶杯让了一让。周炳木然坐着,毫无动弹,也不知道拿什么话跟他应酬好。紧接着,何守仁又说起话来道:“真没想到,上回广州造反,偏没你的份儿!我们在香港就想,你一定是参加的了。年轻人嘛,谁躲得开共产主义的诱惑?当做一种幻想,那是够美丽的呀!可是你到底不错:稳!你大哥、二哥他们就不行了,飘了。”碰着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种问题,周炳更加没法对付。他是走直道的人,他只会一种做法,那就是站起身来,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离开这座衙门。可是他回心一想:不行!如果朝那么办了,不是什么事儿都闹不成了么?不是白进城一回了么?不是叫震南村捱饥抵饿的人大失所望了么?这么思算着,他就仍然坐着不动,哑口无言。看来,何守仁今天是有心多说话,把时间都占了,不让周炳开腔的。他果然又说道:“乡下的水,如今退了没有?说真的,我实在放心不下!前几天,他们去视察水灾,硬要拉我一道去,说这回坐的是电船,万无一失。按我的良心来说,我是非去不可的,事关桑梓嘛。不过不怕失礼说一句,自从那回过了水关之后,听见水字我就不舒服。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没有胆量的。”周炳见他说到项儿上了,觉着水到渠成,就趁机说明来意道:
  “不错,大哥。我今天出来,正是为着这件事儿!乡下的你那些佃户,经过这么一场水灾,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伙请求你借点粮食,好歹多支撑几天。大家伙还请求你把今年的租子免了。不然的话,只怕今年过不去。”
  周炳看得清楚,何守仁的脸色变了三变:一开头,好像因为受惊过度,变得那样苍白;后来,好像十分生气,满脸涨得通红;末了,好象没有听见谁说话似地,一切归于平静。
  当他平静的时候,他说话了。
  “老弟,你说得对。是应该这么办!天理良心,该朝这么走!”何守仁似笑非笑地说,“本月初那回,我没有跟你说过么?我说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要脸皮薄,只管找我,只管跟我说。今天你果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对。这就是瞧得起我!往后还要这么推心置腹,开诚相处才好!”看来,何守仁对于自己的语言,是控制得十分准确的,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直走。果然,他转弯了。他摊开两手,继续回答道:“不过,我们家里的事儿,你全都是知道的。现如今管家的是家父,不是我。我一定把父的话向他慷慨力陈,然而结果如何,还得凭他的高兴。他一高兴了,兴许能免三年租子;碰着他不开心,兴许连一粒谷子也不让。总之是没准儿!”
  周炳满腔热情,满怀希望,想给那些耕仔们办一点事情,没想到得到这样的结局。听那位县教育局长的发话,这件事儿肯定是完结了。周炳就是再痴、再傻、再呆、再戆,他不能连这么普通的一些话都不会听!正踌躇着,忽然有一个听差来到会客室,向那位矮小的局长禀报,说省府有电话来。何守仁站立起来,做了一个意思含糊的手势,也不知是跟客人道别,也不知是请客人稍坐一会儿,一个鹞子翻身,就走出了会客室。周炳跟着站起来,他的心冷得就像一块冰一样。他想起了胡杏的事儿。可是他又想,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自然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即使有机会开口,对着那么一个畜生,他也懒得提起了。他自己对自己说出声来道:
  “可杀!”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客室,走出了县衙门,经过那些监仓和高墙,回到“大市街”的阳光里面来。他本来也想过,办完了这件事儿,顺便回家走一走,看一看爹娘。可是如今怎么成呢?如今他多么焦躁,多么愤懑,他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那三年没回去过的家!——于是他朝南走,朝西走。又朝南走,又朝西走……村过村,渡过渡,一直走回震南村小帽冈震光小学去。整整一个黄昏,他都不开心。他今天来回跑了八十里路,如今既不吃饭,也不走动,只顾坐在一张靠背木椅上发呆。谁知快上灯的时候,却来了一个陌生人,指名要找他。校役把客人领到他的房门口,客人朝着黑吗咕咚的房间问道:“周先生在家么?”周炳答应了一声,连忙点起煤油灯一看,只见一个矮矮墩墩、二十七八岁的男子,却不相识。那人见校役走开了,就对主人自我介绍道:“你不是认识一个姓冼的,外号叫‘研究家’的机器仔么?是他叫我来的。我姓李,——我叫李子木。”周炳一听,知道他是党里面派来的人,不觉大喜过望,连忙抓住他的手,热情充沛地说道:“好极了,好极了。我们等很久了,我们等很久了。”说罢,把客人按在靠背木椅上,拧暗了煤油灯,就走到门口去关门。李子木把煤油灯重新拧大了,又叫周炳把房门打开,说:“用不着这样。不要过于神秘。——那只能引起别人怀疑。你只要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同学,我从省城来探望你,咱们无拘无束地闲谈。——那样就好。要是咱们喝一盅酒,搞点什么吃的,那就更好!你明白了么?你吃过饭了么?”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的脸并没有对着周炳,却在那里四处张望,四处打探,四处搜索。可巧周炳今天没吃晚饭,就跟他一道上村西市街的“发记”饭馆去,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叫了一碟草菰蒸鸡,一碟苦瓜牛肉,一个苋菜鱼片汤,两碗豉味双蒸酒,慢慢地喝喝、谈谈。这时候饭馆里除了伙计、掌柜之外,没有别的顾客,正是说话的好机会,李子木却只顾吃菜喝酒,说些不当紧的话,不谈正经事。周炳问他赤卫队什么时候才去攻打广州,问他们要求入党的事情结果如何,问佃户们要求借粮、免租该怎么办,问胡杏不愿回三家巷又该怎么办,问他要跟陶华、马明谈一谈不,要跟大家见见面不等等、等等,他笑着,含糊其词地推脱道:“看你忙的!你猜我带了许多锦囊妙计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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