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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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送到走廊上。露露的拖鞋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远了。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洗发露香味儿，化解着屋子里的寒冷。我忽然有些心酸，靠在床上，什么书也不再想看了。

　　（8）

　　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那时我家是高知，没有多的粮食，但是有钱，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把饥荒对付过去了。如今这一次，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但人家是在做买卖，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吃一碗饭收一块钱。我吃一碗不够，吃两碗嫌多。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一碗就一碗吧。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这位老师傅，一碗能饱吗？要不再来一碗？”我只有打哈哈说：“够够，我这岁数，吃多了撑得慌。”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比较难熬。地下室里冷，热量消耗大，一到这时就感觉饿。我耐不住，就遛达出来逛市场，以分散注意力。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消费水平不高，老人又多。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早上六点就开市，早午和下午三次高潮，人头涌涌，甚为壮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有北京的老点心，天津的大麻花，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东北松仁。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有小喇叭，录音机，也有扯着嗓子喊的，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不一而足。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风头甚健。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回去解谗。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是总是沸反盈天，摩肩接踵，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冰糖葫芦。说起糖葫芦，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糖葫芦是北京特产，别的地方也有，但不如北京的地道。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有的还去了核，切了口，里面夹了山药片。手艺师傅支起大锅，把糖稀熬得稠稠的，将葫芦串浸到里面，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往铁錾子上一放，吱吱直响。小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谗得不行，想让母亲买。不知她老人家（其实那年她只有33岁，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就是不给我买。那印象可是太深了，刻骨铭心啊！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在市场里逛，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都要垂涎三尺。有一次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尝。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让位给无理性消费，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也别说，糖葫芦的糖分多，也能顶饿，两顿饭中间来一支，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熟了以后，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舔舔嘴唇，再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我留意过，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我不管那许多了。仓廪足而知荣辱，我这仓廪不足的，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乐亭汉子有点憨厚，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我去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做个小买卖养家，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什么人什么命啊！像您老人家就好喽，享清福啊。”他老是这么念叨着，不胜羡慕之意。

　　一天，我正品尝得过瘾，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是露露！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很惊讶：“老师，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我尴尬地笑笑：“那个什么。。。。。。上年纪了，嘴苦。”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说：“不成，吃不了。”她看看我，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又说：“老师，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我笑笑说：“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露露就说：“哎哟，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您可千万不能！”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她连忙掏出来看，看过后，脸上有欣然之色。我当然知趣，赶忙对她说：“你有工作，快去忙吧。”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脸倒红了，说了声：“那我。。。。。。上班去啦。”我向她摆摆手：“快去吧，小心着点！”露露起身，又叮嘱我一句：“这糖葫芦没去核，您可小心别崩了牙。”说毕，飞快地走了。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也凑过来坐下，点了烟来抽。一面就问我：“那女子是您学生？”我一怔，吞吞吐吐地说：“是啊。。。。。。教过她小学。”汉子就慨叹：“瞧您多好啊，学生都这么大了。上着班呢，还掂心着您，怕您老把牙咯了。知书达理啊！”我心里苦，嘴上却附和着说：“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不错啊！”

　　（9）

　　从市场转悠出来，刚走到小街上，就见小宋从外头回来了，脸上喜孜孜的，拿了个纸条正低头在看。小子！大概是有好事了，我走到他前面，故意挡了他一下。小宋下意识地躲了躲，没躲开，抬头刚要发火，一见是我，大喜，一把抓住我胳膊，拉我到院子里下象棋的石桌旁坐下。

　　他把那张纸条递了过来：“跑了一天大钟寺，累坏了。你看，从老和尚那儿求来的。”我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了一句偈语：“不宜大动，只宜缓动，缓缓而动，百发百中。”我默念了两遍，冷笑一声，问他：“忙一天，就求来这个？”小宋表情充满期待地问：“怎么样，老总？你给解释一下吧，这什么意思？”我问：“是老和尚给你的吗？”小宋说：“没错儿。”我说：“你不是。。。。。。从厕所门上抄来的吧？”小宋眨眨眼睛，忽然明白了我是在讽刺，便抢过纸条说：“老总，我要抗议啊。你对我是不错，但也不能侮辱我呀！”我笑了，问他：“饭都吃不上了，还搞这个。花了多少钱？”小宋说：“不贵，十块钱。节食两餐，就出来了。人总得有点信仰啊。”我说：“你给我十块钱，我到公厕去给你抄十条回来。”小宋说：“老总又拿我开心了。”我正色道：“日子不好过，搞点正事吧。”小宋连忙辩解道：“正事也搞着哪，正跟一个东北女老板接触，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我约小宋一块儿去吃饭，他说不吃了，要把今天的求签钱找补回来。

　　几日过去，小宋的事业不但没有进展，跟旅馆老板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紧张了。一天晚上，露露急火火跑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小宋跟老板在收发室吵起来了。

　　我赶到收发室，见两人正在对峙。小宋见我来，就说：“你说说，我跟鲁花开两句玩笑，他还不乐意了。他吃的哪门子干醋？”我心下明白，形势已今非昔比，小宋不知内情，冒犯了人家的禁脔了。却听老板气咻咻地说：“一来我就知道是个牛逼匠，整天吹吹呼呼。房钱交不起，搞什么搞？等你那牛扒城搞起来，北京城的老牛都让你吹死完了。”小宋指着老板鼻子说：“咱们一码是一码啊。我欠钱不欠人格，再说不好听的，我废了你！”老板轻蔑地一笑，说：“又吹牛逼！你个九头鸟，爪子长齐了没有？”“你他妈的山东棒子，我今儿就把你齐根儿撅了！”“我日你妈的！”“我操你奶奶！”老板大怒，一把揪住了小宋的意大利夹克衫：“你他妈的今天就给我滚！”小宋心疼衣服，抡拳就要打。我见势不好，连忙抓住小宋的手腕，喝住两人：“都是出门在外，干什么呢！”将两人扯开后，我推了小宋一把：“快回去吧，胡闹！”小宋愤愤地说：“我操！人他妈落难，连农民都来欺负。”老板反唇相讥道：“有种的你别住农民的店，马路上睡去！”我吼了一声：“行了！都歇会儿吧！”

　　打架期间，鲁花也在屋里，却纹丝不动，坐在柜台后，埋头用圆珠笔在一本杂志上写写划划，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样子。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我心想，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小宋走后，老板坐到床沿上，犹自意难平，跟我唠叨着：“你说说，如今这小年轻的，怎么没人性？正事不干，就知道撩骚！我好几次跟他说，让他学学你老，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消消气。年轻人火力旺。你也体谅一下。我不同，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一句话，把老板说乐了，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隔了几日，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咱们都是老同志了，我就不耻下问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我心里暗自诅咒，嘴上却说：“我也不清楚。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忽而又想到了什么，便凑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我可没有歹意啊，你老是不是。。。。。。练功的啊？”我愣了一愣，哈哈大笑：“你想到哪去了？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老板略显尴尬，赔着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

　　（10）

　　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

　　生活是灰色的，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剧。它更多的是死寂，单调，无奈。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奔波，生存，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我在那里的两个月，很少听到有笑声，几乎听不到音乐。黝暗的灯永远亮着，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趟趟地去大钟寺，去北郊的养牛场，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以我的经验，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电梯，立交桥，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我最经常看见的她，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宿费，电话费，小百货，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她没有休息日，没有女伴，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想哭诉时，思念母亲时，想歌舞欢乐时，又怎么办？她究竟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因为我记得那句话：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我还记得露露。诚然，她的那次拜访，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在走廊里，在水房里，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我知道，那决不是为了钱，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她永远朝气蓬勃。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她不是大学生，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我只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得多。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春天迟迟不到。清夜里，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世界很大，可是，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读者们可能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漫长的寒夜，它太广大了，无处不在，覆盖了我们的半球，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到来吗？

　　（11）

　　冰雪终于渐渐走远，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正午时太阳不错，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只是，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外边是春天，里面还是冬天。

　　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在座的读者，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这些，我都经历过。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次住进地下室，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因为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但我决没有想到过，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

　　在乡下的时候，冷了，可以烤火，睡觉也有火炕。冰冷的床，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