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进而做书、买电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吧，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说：你早该来，在南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
（20）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头几天，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有时候去故地重游，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她叫潘婷。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专门培训CEO。眼下已颇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也要虚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现在诸事顺遂，为人妻母，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自己开了辆宝马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连带着叙旧，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说：可不是，下了班也要应酬。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不去总不好。我问：活动很多吗？她摇头：一般的我不会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对他们说，不开奔驰的，不要来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说：你当然不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我愿意跟你聊文学。我叹道：潘婷啊，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潘婷就说：什么阶级？我不这样认为。不开奔驰，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法儿谈。谈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羡慕：搞文化，写作，多好啊！我现在还停不下来，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我说：那好，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潘婷略想了想说：人哪，上去就下不来了，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告别了潘婷，我在想，在我们这时代，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回答永远是：再候候，快啦。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手机时开时关，不容易联系。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叫服务员开门。服务员说，你这房早到期了，我们老总说，没他的话，不能开门。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问他：你什么意思？撵我走吗？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宾馆老总说：不是那个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这人就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啊？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你还是催催吧。门马上就能开，可明儿又怎么办？我给老黑打电话，手机关机。给老白打电话，老白说：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挂了机，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两个朋友，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就算完了？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你疯了，朋友还能靠得住吗？是啊，我的弃商从文，竟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门桥上，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终于明白：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我已经被遗弃，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我当初放弃了公司，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无关道德，只是个现实问题。现在，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对文化的膜拜，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
（21）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几天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在永定门桥头，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我该怎么办？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但是身处旋流之中，每迈一步，或是生，或是死，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
当然，也可以说，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再回到老地方。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也许今天看来，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为了自尊，也为了尊重他人。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我知道，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对潘婷，则要更复杂一点。多年来，我们互相尊重。我一直感到，她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尊以外，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海南带来的手机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我停掉了手机。从那天起，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要找工作。时间是春节刚过，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因为我靠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就只能向命运低头，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我第一次感到，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万英磅》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每一笔小小的支出，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我写了简历，要自己掏钱去打印，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这些事情，过去在公司的时候，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而今天，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我想到，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而那些人，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没有过硬学历，没有电脑技能，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也是梦想。我去过几个杂志社，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我看到的，只是惊奇和怜悯。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正义”、“人文”、“精神家园”，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被投到滚水里，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
退之先生，你害我不浅！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离开了“罪恶”，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你的说教，你的大作，现在能帮我什么忙？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
（22）
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意识到，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每天回来，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然而，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外面有阳光，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
一星期后，我终于停止了奔跑，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我跑过的几个地方，是经过挑选的，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但能否被录用，变数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一切都是天注定”，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今天，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也也都没有回音。我叮嘱了鲁花，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我不在，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可是，北京，这个巨大的深水潭，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每天，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这个庞大的城市，你就欢乐吧，滚动吧，喧嚣吧！我，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匍匐在你的地底，正慢慢地被腐蚀，直至死去。
我想，死，也不过也就如此了。临死的人，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一个儒雅的人说过，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死就是大休息。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中午，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他们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我已耗尽了气力，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所有的憧憬与欢乐，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
前面有一个商场。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走进去。书架上，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它们是老朋友，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喂，你们还好吗？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浮士德》上面。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错过了一些好风景。我们前行，至今毫无收获，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我抽出《浮士德》，买了下来。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满是灰尘。今天，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我要休息，要看一看，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
回到小区院里，在石凳上坐下，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浮士德》。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开得有些惊艳。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真是美得有点凄凉。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上学去了。多少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有过这样无忧的笑。那时的阳光，也是这样灿烂吗？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坐在我身边，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朗读声颤抖而清脆，在春风里飘。良久，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老爷爷，你为什么哭了？啊？”
我收回神来，连忙抹了一下眼角，说：“孩子，爷爷是高兴。你念吧，念吧。”
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爷爷，你回家去吧！”
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抚着她的头：“孩子，爷爷的家，太远了。”
（23）
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当“等待”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每天都是一样。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所以，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这种矛盾心情，我没法说清楚。支撑我熬过来的，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看《浮士德》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它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
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当年她只有24岁，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