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薄西山-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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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北军中侯史弼的弹劾。孝桓皇帝出于对胞弟的袒护，没有理睬史弼。但刘悝却受不了，干脆谋起反来。司法部门在控制了局面以后，请求天子废除勃海王。天子作了折中，下诏贬为瘿陶王，地盘小得只有一个县。
瘿陶王受不了穷罪，千方百计地交通关节，谋求复国。人托人，关系一直找到王常侍身上。王常侍很爽快，问他愿出多少钱？瘿陶王说五千万够不够？王常侍便拍了胸脯。永康元年，孝桓皇帝驾崩之前，又想起了这个弟弟，诏令复国。于是刘悝不打算付钱了，因为他已从有关线索得知，自己的复国，完全出于哥哥的怜悯，并非王甫之力。王常侍等不到这笔巨款，感到自己被人耍了，怄了一口恶气。经过他的暗中调查，明白了勃海王通过中常侍郑飒、中黄门黄腾打听到复国的原因，并将一笔数目少得多的钱，送给了这二位同事。
段校尉照办就是。十月，收捕郑飒等人下北寺狱，由尚书令廉忠上书天子，报告他们的罪行是“谋立刘悝，大逆不道。”这是天子最嫉恨的事，于是诏书下达到刘悝所在的州郡，冀州刺史奉诏并在王常侍的授意下，收拷刘悝，一直逼得他感到惟有一死才能脱离苦海，毅然自杀方才罢休。勃海王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及傅、相等属官，皆死于郡狱。王常侍等十二人封为列侯。
郑飒第二次进北寺狱了，他感慨万千，因为这一次，居然是被上次将自己从北寺狱中救出来的人关进去的。他知道，这次就别想出来了。
文姬，蔡议郎心爱的独生女儿，每天早晨，她都要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琴曲。她知道，父亲不仅是帝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琴家。父亲的《琴赋》为人广泛传诵，父亲的《琴论》是开辟性的琴学著作。父亲能从别人的琴声中听出人性中最微妙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应邀去邻居家里吃饭，走至门口，父亲听到屋里传出琴声。父亲听了，掉头便回。过了一会儿，邻居过来，问父亲为何这么久还不过去。父亲说：“我听出，阁下的琴声中透出了杀机。”主人大为叹服地说：“蔡君高明，适才我鼓琴之际，见一螳螂正在捕蝉，我心耸然，故而琴声有异。”她知道，父亲如此高妙的琴学修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道德的深刻体验，一是与自然的浑然默契。父亲一向很超脱，这可能由于蔡氏家族世传黄老道家的哲学。父亲的琴声，让她听到高山流水、鸟鸣猿啼、风花雪月、渔樵问答，听到君子高洁的情操和对生民的同情与关注。
不过，这些天来，她从父亲的琴声里听出了忧患和焦虑。前天夜里，父亲弹了整整一夜的琴，中间，琴弦断了一次。早上她告诉父亲，断的是第二根弦。父亲笑笑，说她只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今天，父亲一大早就到庭院中弹琴，她在房里听出是孔子传授的《文王操》，这个曲子中，贯穿着一段沉痛而又坚决的旋律和一个重涩的顿音，表达了周文王的道德境界和政治志向。父亲弹着弹着，有些失态，老是重复这个顿音。终于，琴弦又一次地拨断，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一声长叹。
“父亲，这是第四根弦！”文姬走出来，对父亲说。
“看来，这一次你不是偶然得之。”蔡邕对这个继承了自己所有灵性和才气的女儿说道。
“女儿从父亲的琴里，听出父亲正为国事担忧。”
蔡邕苦笑，未作回答。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3）
蔡邕每天都去东观，那是帝国的皇家图书馆。他和一帮学者从事着两个研究项目：校勘五经和诸子百家典籍，编撰《后汉记》。这个《后汉记》是本朝的国史。他的同事有卢植、杨赐、韩说、张训、马日磾等人，这是他们最胜任和最愉快的工作，也是令他们伤感的工作，他们总觉得：这是在为帝国结账。
最近，天子经常召他进宫，原因是，天子喜好辞赋和鼓琴。
天子的这两个爱好，几乎与孝桓皇帝如出一辙。当初，孝桓皇帝也曾征召自己从家乡陈留速至京师，请教琴学。他走到半路，就上书称病而回。回去后，他写了一篇《述行赋》。在赋前的序中，他说明了原因：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琴，自朝廷敕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己病，不得前，得归。
现在，他已在朝为官，再没有办法称病了。不过，几次进宫，他对天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天子的智力，绝对在一般人之上。他对修辞和琴韵的领悟，来自于先天的聪慧。不过，天子似乎到此为止了，因为他总是浸淫于技巧的表现，因而天子的辞赋和琴声，总是透出浮华和浅滑。蔡邕知道，这一方面是天子的年龄尚轻，对人生的体察不深；另一方面，天子一直缺乏一位让他敬畏的老师，为他讲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因而缺乏人格的修养。进而他又发现，天子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天子对政事，往往能够领悟其中曲折，读大臣们的上疏，常常发出感慨之声。可天子缺乏的是决断能力，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中常侍们。原因和前两件事的一样。蔡邕还发现，天子对自己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大臣，因为天子向自己学习的，是天子最感兴趣的东西，爱屋及乌，君臣关系中，夹杂了师生的友情。有时，天子在学琴之余，向自己咨询一些朝政。当然，蔡邕每次回答得相当谨慎，他对天子缺乏信心，而且，中常侍们常常不离左右。但是，他意识到：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渐渐地对天子加以引导，何况，自己的职务本来就是参议朝政的议郎。
蔡邕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朝政，无法超脱，忧患也悄悄地包围了自己。
延熹四年（175），蔡邕和同事们校勘五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发现，帝国的学术存在着很大的症结。帝国自孝文皇帝诏收天下书籍，抢救秦火余烬；孝武皇帝听从董仲舒更化之策，独尊儒术以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渐得确立，帝国的各级教育体系和文官储备体系渐得完善。不过，帝国以五经试用文官，有一件麻烦事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五经》没有定本。
大汉立国之初，先王典籍多从秦代存活下来，从能背诵和传授全文的学者口中抢救出来，因为秦帝国的挟书令至为严厉，简册化为飞灰。可是，记忆力因人而异，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记录下来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国一心恢复文教，胸怀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经典，因文本的不同，并立数家博士，俱为学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经各有三家博士，这些博士所传经典，皆用帝国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学。出于学术和仕途的考虑，各家博士不仅严格门户，而且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文本出自圣人亲裁。孝宣皇帝没有办法，干脆让大家到石渠阁开会，并且亲自来作决断。除了开会，就是组织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将收罗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互相比较，取长补短，搞出一个官方的定本，作为考试的依据。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订皇家图书。刘向又让小儿子刘歆协助自己的工作。父子俩领着一帮学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刘向病死后，孝哀皇帝让刘歆继续主持。这个刘向父子在校书时，发现图书馆里藏有许多秦帝国没有烧毁的简册，当中有五经的文本。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国古文写成，有些经典或传记甚至是学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
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谏罢鸿都门学，天子的脸色不好看。作为帝国文化的维护者，蔡议郎感到帝国最后的一块圣地也被玷污了。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4）
这年夏天，那位曾经给大将军窦武写信的涿郡布衣、现任帝国政府秘书长的卢植尚书，在东观编纂《后汉记》的闲暇之中，将老友蔡邕叫到一边，对他说：“阁下可认识阳球？”
这个名字，让蔡议郎出了一身的冷汗。
“阁下提起此人，莫非有什么见教？”
“卢某知道，此人是阁下叔父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