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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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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者,无疾而不视朔之原也。闰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圣人忧焉,故谨而书之,所以记礼之所由废也。

《左氏传》曰:“闰以正时,是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而杜预以为虽朝于庙,则如勿朝,以释经之所书“犹”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论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僭也,《春秋》讥焉,非也。鲁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之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春秋》之所以求信天下也。夫以鲁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恶如此之著也。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则其讥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其类有三。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伤改卜牛者,讥养牲之不谨而不讥郊也。书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于太庙者,为致夫人而书也。有事于太庙者,为仲遂卒而书也。《春秋》之书郊者,犹此而已。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而记郊之变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谷梁传》曰:“夏之始,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时之甚也。杜预以为用郊从史文,或说用然后郊者,皆无取焉。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所为何?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谷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论黑肱以滥来奔(昭三十一年)》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故夫以力而相守,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后,守天子之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非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已狭矣。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呜呼,谁谓孔子而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于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时之简牍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谷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论春秋变周之文(何休解)》

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尝观焉。滕侯、薛侯来朝。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何休曰:质家亲亲。故先滕侯而加录齐侯之母弟。且夫亲亲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后异姓者,周制也。郑忽出奔卫。《公羊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词无所贬。”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变周五等之爵而从焉。《记》:“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成阝伯来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词也。”忽之出奔,其为失国,岂不甚明,而《春秋》独无贬焉。虽然,《公羊》何为而为此说也?《春秋》未逾年之君皆称子,而忽独不然,此《公羊》之所以为此说也。且《春秋》之书,夫岂一概。卫宣未葬,而嗣子称侯以出会,书曰“及宋公卫侯燕人战”。郑忽外之抚援,内之无党,一夫作难,奔走无告,郑人贱之,故赴以名,书曰“顾忽出奔卫”。卫侯未逾年之君也,郑忽亦未逾年之君也,因其自侯之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变常而示讥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观之,夫子皆有取于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变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四十二
◎论十首
《宋襄公论》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苏子曰:“《春秋》书战,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番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而《公羊传》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学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辩。

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损益者,而孟子与之以王。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执曾阝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人能纟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饥于壶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曾阝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桓文之师,存亡继绝,犹不齿于仲尼之门,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谓王者之师可乎?使曾阝子有罪而讨之,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为过。若以喜怒兴师,则秦穆公获晋侯,且犹释之,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篡。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公之师,一战之余,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秦始皇帝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大复始也。

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汉高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

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

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

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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