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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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者，无疾而不视朔之原也。闰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圣人忧焉，故谨而书之，所以记礼之所由废也。
《左氏传》曰：“闰以正时，是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而杜预以为虽朝于庙，则如勿朝，以释经之所书“犹”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论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僭也，《春秋》讥焉，非也。鲁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之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春秋》之所以求信天下也。夫以鲁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恶如此之著也。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则其讥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其类有三。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伤改卜牛者，讥养牲之不谨而不讥郊也。书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于太庙者，为致夫人而书也。有事于太庙者，为仲遂卒而书也。《春秋》之书郊者，犹此而已。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而记郊之变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谷梁传》曰：“夏之始，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时之甚也。杜预以为用郊从史文，或说用然后郊者，皆无取焉。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所为何？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谷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论黑肱以滥来奔（昭三十一年）》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故夫以力而相守，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后，守天子之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非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已狭矣。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呜呼，谁谓孔子而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于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时之简牍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谷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论春秋变周之文（何休解）》
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尝观焉。滕侯、薛侯来朝。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何休曰：质家亲亲。故先滕侯而加录齐侯之母弟。且夫亲亲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后异姓者，周制也。郑忽出奔卫。《公羊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词无所贬。”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变周五等之爵而从焉。《记》：“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成阝伯来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词也。”忽之出奔，其为失国，岂不甚明，而《春秋》独无贬焉。虽然，《公羊》何为而为此说也？《春秋》未逾年之君皆称子，而忽独不然，此《公羊》之所以为此说也。且《春秋》之书，夫岂一概。卫宣未葬，而嗣子称侯以出会，书曰“及宋公卫侯燕人战”。郑忽外之抚援，内之无党，一夫作难，奔走无告，郑人贱之，故赴以名，书曰“顾忽出奔卫”。卫侯未逾年之君也，郑忽亦未逾年之君也，因其自侯之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变常而示讥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观之，夫子皆有取于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变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四十二
◎论十首
《宋襄公论》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苏子曰：“《春秋》书战，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番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而《公羊传》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学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辩。
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损益者，而孟子与之以王。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执曾阝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人能纟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饥于壶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曾阝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桓文之师，存亡继绝，犹不齿于仲尼之门，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谓王者之师可乎？使曾阝子有罪而讨之，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为过。若以喜怒兴师，则秦穆公获晋侯，且犹释之，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篡。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公之师，一战之余，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秦始皇帝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大复始也。
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汉高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
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
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
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