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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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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当,通以谓不知时变,亦宜矣。然谨按扬子《法言》: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聘先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观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然后中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

《狄山论匈奴和亲》

轼谨按,汉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盖亲儒臣,尊经术,不以小臣而废其言。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难,而人主之所欲闻也。温颜以来之,虚怀以受之,犹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致之于死乎?故汤之用事,至使盗贼半天下,而汉室几乱,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梦虞世南》(或题作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轼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则尽其用,殁则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材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于世南。世南已互,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于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访郑公后得魏》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郑公之后,亦有意于善治矣。虽然,唐室凌迟,未易兴起,非高才伟人,无足以图之。而信训、注之狂谋,几陨宗社。良可叹已。至于奖魏谟之极谏,愿处于无过之地,亦贤君之用心也。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牛仙客》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

《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

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师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不可不为鉴。





●卷五十一
◎奏议四首
《议学校贡举状》

熙宁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状奏:准敕讲求学校贡举利害,令臣等各具议状闻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比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服,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决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举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余皆朴鲁不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

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意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才,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谏买浙灯状》

熙宁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状奏:右臣向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

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余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臣虽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故臣愿追还前命,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ゥ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

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然致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于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于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

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于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若此,而况于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弭怨。

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汴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疏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深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于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人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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