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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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观二圣临御已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
且非独此《策问》而已。今者不避烦渎，尽陈本末。臣前岁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也。”光闻臣言，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为不可。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
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已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臣无任感恩思报，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前连元丰八年十二月奏状）》
元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还，草此奏状，而未果上。近因论事已具，奏闻其略，切谓今日尚可推行，辄备录前状，缴连申奏。臣前年过郓州，本与京东转运使范纯粹同建此议，纯粹令臣发之，己当继之。已而闻执政议不合，故不复言。然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详此状，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纯粹，令具利害条奏。取进止。
《论改定受册手诏乞罢札子》
元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将来只于崇政殿受册手诏，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损益之文，各从宜称”，所以推广圣明谦抑退托之意，言此文德受册之礼，于今为过，于昔为称也。不悟文词鄙浅，未尽圣意，致烦改定。谨按故事，凡词命有所改易，为不称职，皆当罢去。伏望圣慈察其衰病废学，特赐解职，以安微分。臣无任待罪之至。取进止。
《乞录用郑侠王ヵ状》
元二年三月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状奏。右臣闻国之兴衰，系于习俗，若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故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臣等伏见英州别驾郑侠，向以小官触犯权要，冒死不顾以献直言。而秘阁校理王安国，以
布衣为先皇帝所知，擢至馆阁，召对便殿，而兄安石为相，若少加附会，可立至富贵，而安国挺然不屈，不独纳忠于先帝，亦尝以苦言至计规戒其兄，竟坐与侠游从，同时被罪。吕惠卿首兴大狱，邓绾、舒之徒，构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赖先帝仁圣，止加窜逐，曾未数年，逐惠卿而起安国。今来朝廷赦侠之罪，复其旧官，经今逾年，而侠终不赴吏部参选。考其始终出处之大节，合于古之君子杀身成仁、难进易退之义，朝廷若不少加优异，则臣等恐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则有识必为朝廷兴失士之叹。至于安国，不幸短命，尤为忠臣义士之所哀惜。臣等尝识其少子ヵ，敏而笃学，直而好义，颇有安国之风，养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圣慈召侠赴阙，并考察ヵ行实，与侠并赐录用，不独旌直臣于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气于当代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荐布衣陈师道状》
元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傅尧俞、孙觉状奏。右臣等伏见徐州布衣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欲望圣慈特赐录用，以奖士类。兼臣轼、臣尧俞，皆曾以十科荐师道，伏乞检会前奏，一处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留顾临状》
元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李常、王存、邓温伯、孙觉、胡宗愈状奏。右臣等窃见给事中顾临，资性方正，学有根本，慷慨中立，无所阿挠。自供职以来，封驳论议，凛然有古人之风，侥幸之流，侧目畏惮。近闻除天章阁待制充河北都转运使，远去朝廷，众所嗟惜。方今二圣临御，肃正纪纲，如临等辈，正当置之左右，以辅阙遗。或者谓缘黄河辍临干治。临之所学，实有大于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临之上者。欲望朝廷别选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临在朝廷，以尽忠亮补益之节。臣等备位侍从，怀有所见，不敢不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卷五十四
◎奏议十八首
《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
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窃闻熙河经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领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称贺。臣愚以谓偏师独克，固亦可庆，然行于明日，臣谓太速。如闻本路出兵非一，见有一将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间，必续有奏报，贺亦未晚。今者俘获丑虏，功诚不细，赏功劝后，固不应轻，然朝廷方欲缉治边防，整肃骄慢，若捷奏朝至，举朝夕贺，则边臣闻之，自谓不世之奇功，或恩礼太过，则将骄卒惰，后无以使。臣愿朝廷镇之以静，示之以不可测。昔谢安破苻坚书至，安与客围棋不辍，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安亦非矫情，盖万目观望，事体应尔。所有明日称贺，乞更详酌指挥。臣受恩至深，不敢不尽，出位妄言，罪当万死。取进止。
《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元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窃见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称贺，中外同庆。臣愚无知，窃谓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故臣区区欲先陈前后致寇之由，次论当今待敌之要，虽狂愚无取，亦臣子之常分。
昔先帝用兵累年，虽中国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几于亡。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虏中匹帛至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饥羸之余，乃始款塞。当时执政大臣谋之不深，因中国厌兵，遂纳其使。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罢岁赐，可以坐复。既使虏因吾资以德其民，且饱而思奋，又使其窥我厌兵欲和之意，以为欲战欲和，权皆在我，以故轻犯边陲，利则进，否则复求和，无不可者。若当时大臣因虏之请，受其词不纳其使，且诏边臣与之往返商议，所获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词意屈服，约束坚明，然后纳之，则虏虽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虏虽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结好，亦未敢动。夫阿里骨，董毡之贼臣也。挟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毡死，匿丧不发，逾年众定，乃诈称嗣子，伪书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请于朝。当时执政，若且令边臣审问鬼章等以阿里骨当立不当立，若朝廷从汝请，遂授节钺，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毡乎？若此等无词，则是诸羌心服，既立之后，必能统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则衅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国三公，则吾分其恩礼，各以一近上使额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无患。当时执政不深虑此，专以省事为安，因其妄请，便授节钺，阿里骨自知不当立，而忧鬼章之讨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结好之谋。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贼臣君我也，故怒而盗边。夏人知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谓前后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虽既往不咎，然可以为方来之鉴。
元昊本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轻用其众，故其为边患皆历年而后定。今梁氏专国，素与人多不协，方内自相图，其能以创残呻吟之余，久与中国敌乎？料其奸谋，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远迩，必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鹿阝、延五寨，好请不获，势胁必从。猖狂之后，求无不获，计不过此耳。今者切闻朝廷降诏诸路，敕励战守，深是逆顺曲直之理，此固当今之急务，而诏书之中，亦许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谓开之太易，纳之太速，曾未一战，而厌兵欲和之意已见乎外，此复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闻鬼章之捷，或渐有款塞之谋，必将为恭狠相半之词，而继之以无厌之请。若朝廷复纳其使，则是欲战欲和，权皆在虏，有求必获，不获必叛，虽偷一时之安，必起无穷之衅。故臣愿明主断之于中，深诏大臣，密敕诸将，若夏人款塞，当受其词而却其使，然后明敕边臣，以夏人受恩不赀，无故犯顺，今虽款塞，反覆难保。若实改心向化，当且与边臣商议，苟词意未甚屈服，约束未甚坚明，则且却之，以示吾虽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来，吾虽未纳其使，必不于往返商议之间，遽复盗边。若非心服，则吾虽荡然开怀，待之如旧，能必其不叛乎？今岁泾原之入，岂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练士饱，斥候精明，虏无大获，不过数年，必自折困，今虽小劳，后必坚定，此臣所谓当今待敌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惮屈己，而臣献言，乃欲艰难其请，不急于和，似与圣意异者。然古之圣贤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尝直情而径行也。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径行，未有获其意者也。若权其利害，究其所至，则臣之愚计，于安边息民，必久而固，与圣意初无小异。然臣窃度朝廷之间，似欲以畏事为无事者，臣窃以为过矣。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恐悚待罪之至。取进止。
《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
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则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则战胜而寇愈深，况不胜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
顷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吊伐，而贪功生事之臣，惟务杀人争地，得尺寸之土，不问利害，先筑城堡，置州县，使西夷憎畏中国，以谓朝廷专欲得地，非尽灭我族类不止，是以并力致死，莫有服者。今虽朝廷好生恶杀，不务远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斗力，力屈情见，胜负未可知也。今日新获鬼章，威震戎狄，边臣贾勇，争欲立功，以为河南之地，指顾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筑城堡，屯兵置吏，积粟而守之，则中国何时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师独克，使韶有远虑，诛其叛者，易以忠顺，即用其豪酋而已，则今复何事？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