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大揭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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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但是死后灵魂却可以高高在上奉祀成神。古话常说”杀身成仁”，多少只是名义上的；而靖国神社采取的”泛神化”作法，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对于信神的日本人对于”奉死精神”的武士道，确实能够蒙蔽最大多数的普通士兵不惜舍身卖命向前去撕杀。　　　　
　　　　其二，多神并列，不分主次；而且随着战争进行战没者的增加而不断地增加。虽说神道信仰具有多神的特点，但在普通神社里主神一般只有一个，其它的”陪祭神”也不会太多。但在靖国神社，一开始便有成百上千的柱位，从明治到二战战败，神位更是骤然增加，60年来更加与时俱进，如今御祭神已经多达几百万，而且是一人一柱无分主次同样祭祀，生前不能平等，死后却送了个平等的灵魂。不过，这样的平等在日本投降10几万柱时，还说得过去；到后来右翼势力几十万几十万地塞进去，靖国神社里的246万亡灵的平等，就像东西多了不值钱一样，真正像个”神”作为象征或号召的都是那些被树立为”英灵”的样板，还有那些A、B、C级战犯等等，总还是少数，其它大量的无人所知的亡灵，对信之者可能还是个安慰；对于不信者，只是被利用来壮大声威，充数作为陪衬。　　　　
　　　　其三，供奉祭被列为大祭。1914年，天皇颁布第10号敕令《官国币社以下祭扫令》规定：”以下所列之祭祀为大祭：祈年祭、新尝祭、迁座祭、临时奉币祭。除此以外，特殊官币社靖国神社之供奉祭亦为大祭”。在国家神道的神社祭祀中，只有靖国神社的供奉祭被列为临时大祭。天皇政府把如此之高的礼遇赋予靖国神社，或者说靖国神社被抬高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正是日本在中国山东向德国开战，日本皇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脱亚入欧”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朝着顶峰爬升，国家神道被进一步利用，靖国神社也被打造成重要的精神支柱。　　　　
　　　　其四，供奉标准或资格的恩慧性和随意性。在其它的神社里，供奉的神灵一般都具有唯一性，并长期稳定不变，称得上”形成了长期的宗教文化传统”。但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祭祀神”的资格标准，却并非一成未变，而是经过了逐渐”修订”的；刚建立时只包括因战斗死亡的即：战死者、受伤死亡者、事故死亡者和被俘后死亡者，并不包括因病、因灾或其它公务死亡者。可是到了1898年9月30日和10月6日，日本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奉天皇特旨分别颁发告示改变了规定：”遵奉特旨，凡在战场上因疾病、灾祸或军务死亡者，均按下列乙号人名，与战死者同样供奉”。这样一来，就把刚刚过去的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病死者等也都收入了靖国神社之中。　　　　
　　　　原来，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的病死者相当多，如果因病就进不了靖国神社，同样参战因病杀身却成不了神，就会使更多的病死者的遗族感到失望，恐怕会影响相当多日本人的士气，因此天皇不得不考虑给予安抚。解决的办法也很容易，只要一纸规定，一句话下旨扩大供奉即可，对于天皇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不过精明的明治搞了个”同样供奉”，论功行赏来了个差别式对待：规定战争病死者须标明”特别供奉”字样，供奉的时间也要在战死者供奉之后，其它供奉”同样”。　　　　
　　　　后来，到了日本停战投降，在1945年11月20日靖国神社举行的最后一次国家主持的临时大祭上，干脆取消了对供奉者逐一审查的手续，一概从免，只要是在侵略战争中的死亡者，就算是为国出了力，一齐拉了进去。由上可见，从招魂社到靖国神社直至现在，所谓靖国英灵都只是一场场造神运动，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天皇让你进去就能进去，天皇说你是神你就是神，一切只不过是天皇指挥下的宗教塑造，靖国神社所谓的固有的宗教神道，就是到今天也不过是由人在操作。　　　　
　　　　其五，与军界具有紧密的”天然”联系，神职人员的”军职”地位很高。一般的神社包括伊势神宫的经费大多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神职人员也是由神社局（后来改神祗院）任命。但是，东京招魂社甫一建立，奉旨是由军务官（后来为兵部省，又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改为靖国神社后，则由内务、陆军和海军省管辖，神职”官员”的任免权初由内务省执掌，到1887年后，活动经费就有军费开支，改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靖国神社神职的最高祭司由退役的陆海军大将担任，其职位相当于内阁大臣，比如曾任靖国神社宫司的铃木孝雄，军衔便高至陆军大将。在天皇和军方的推动下，靖国神社从”招魂”开始就是祭祀阵亡者的”一国之祭庙”，就具有了”军事性”，后来更被塑造成为最高地位的”军社”或”军庙”；靖国神社的”军魂国祭”或”国祭军魂”，其特殊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2）

　　　　其六，受到崇高的皇室礼遇，可以享用皇室的九瓣菊花徽章。日本”八百万”神社，其中能够得到天皇”巡幸”的只有极少数，除了伊势神宫、春日大社那样的皇室神社，一般的神社如同深锁后宫是难得天皇一见的。而靖国神社从明治初到战后几十年里，却曾多次获得天皇”亲拜”的殊荣。　　　　
　　　　据资料统计，明治天皇曾经11次”亲拜”靖国神社，其中招魂社时代有3次：明治7年（1875年）1月27日例祭御拜、明治8年2月2日”台湾征讨战死者合祀临时祭”、明治10年11月14日”西南战争战死者合祀临时大祭”；甲午战争后临时大祭有2次，日俄战争后临时大祭有2次；年弱多病的大正天皇”亲拜”靖国神社也有5次，第一次是1915年4月29日供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者的临时大祭，如1919年5月2日纪念靖国神社创建50周年的祭典。昭和天皇亲拜有54次之多，在战败前的20年间，20次亲拜，平均一年有一次。作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天皇的参拜是对前线将士最好的鼓舞。昭和天皇从发动侵略战争到战败投降，几乎每次战争不漏。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干涉俄国革命出兵西伯利亚的临时大祭、1929年4月26日日本出兵中国山东的临时大祭、1932年4月26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临时大祭，随着战争的强化，裕仁的”亲拜”也越来越频繁，从1938年4月26日后，每年的春、秋大祭，都要参加。　　　　
　　　　自从明治天皇首次全副戎装亲祭靖国神社以后，身着陆军大元帅礼服就成为天皇亲拜的不成文的御制，一直到战败既是”御祭”又是”军祭”。直到1945年11月20日裕仁最后一次”亲拜”靖国神社时，才不得不按照战后的日本宪法规定脱掉了军装穿上了天皇礼服，立即引来了朝野上下一片悲哀之声。　　　　
　　　　其七，以靖国神社为顶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祭”神社体系。日本号称”八百万”神的神社，虽然因为祭祀相同的”神”也形成为一些类别，同一类的神社可能多达成百上千，但是各社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而靖国神社却不同，百多年来自成体系构建了一个以其为顶点以几十座护国神社组成的遍布各地的”靖国”祭祀系统，地位几与祭祀皇祖神的伊势神宫并驾齐驱。　　　　
　　　　其八，”超宗教性”活动。早就有学者研究认为：当神道被凌驾于其它宗教之上时，日本的”国家神道”本质上已经成为超宗教的国家政治行为。而靖国神社尤其表现得明显，不但在日本战败投降前，更表现在战后60年来；它不但有能乐馆和相扑馆，还拥有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军事博物馆；在靖国神社里，不但有”全国护国神社联合会”，还有”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游就馆之友会”，和”报答英灵会”，甚至开办起了靖国”书画展”、”星期天古董市场”，在宗教性祭祀活动之外组织进行许多”非宗教”的活动，靖国神社根本不满足于仅仅的”祭祀”，而是要打造”超宗教”的政治舞台。　　　　
　　　　明治维新实行”祭政一致”，利用神道神社为对外扩张服务，这是连晚清的黄遵宪他们都看清楚了的。特殊的地位和待遇，赋予了靖国神社强大的精神功用，而把它们发挥出来的，就是披上神道外衣的祭祀活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全民逛欢性的战争祭祀活动，让天皇和明治政府看到了国家神道确实可以发挥出强大的精神作用，靖国神社里的军祭变成了”出征发兵”或”得胜班师”的轰动庆典，激发出了社会的疯狂的军国主义狂热，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在日本投降前的五十多年里，靖国神社的主要活动就是进行战争祭祀活动。在对外战争间歇的和平时期里，主要有日常供奉、春秋例祭、临时大祭，前两者例行。明治2年（1870年）6月，以发布《教育赦语》为契机，文部省制定了《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规定了学校在纪元节、天长节等祝祭日举行仪式的内容和方法；还向各学校分发了供拜读的”御真影”（天皇和皇后照片），须要奉读的《教育敕语》和仪式歌曲，以及升国旗的”旗日”仪式。到战时的学生课文里就有了：”靖国神社位于东京九段阪上，它祭祀为天皇和为国家而死的人。春季（4月30日）和秋季（10月23日）之日都有钦差前去参拜。临时大祭日时，天皇及皇后两陛下都亲自行幸。把那些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人如此地供奉在靖国神社而又进行恭恭敬敬的祭祀，这是天皇陛下的旨意。我们要铭记陛下的厚恩，向被供奉在神社的人们学习，为天皇和国家尽忠”。　　　　
　　　　1906年，有了日俄战争庆祝胜利的经验，日本陆军制定了《陆军凯旋阅兵仪式要领细则》，规定：”出席或参加凯旋阅兵仪式的军人必须参拜靖国神社。”后来还把这个规定扩大到了海军。靖国神社临时大祭的日子，到1917年12月固定了下来，春祭定为4月30日，取的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陆军胜利凯旋进行阅兵式的纪念日；秋祭定为10月23日，也是日俄战争后海军胜利凯旋进行阅舰式的纪念日。在那两天，参加陆、海军阅兵阅舰式的部队被带往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噪一时盛况空前。P353海军部队靖国神社大参拜　　　　
　　　　战时的临时大祭，是紧密配合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凡属战争中的重要事件，都会成为举行大祭的理由。说起来日本人处事的”表””里”也很矛盾，在二战前标榜宗教自由，所以表面上日本也是不允许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的，但却经常强迫组织学生参拜神社。比如，1932年4月26日靖国神社举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的阵亡者临时大祭，东京都的大、中学生都被军事教员带领着参拜了靖国神社，没有去参拜的学校还受到了严厉的斥责。显然，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目的是高于一切的，为了鼓吹对外战争，明治维新后所谓的宗教自由也是为天皇的军事战略服务的，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被抛之云外。　　　　
　　　　在战争时期，还要配合战事举行典仪。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每到发动重大的战争军事活动时，军队出发前要在靖国神社里组织集体参拜的阅兵出征仪式，高唱着军部颁发的《靖国神社之歌》进军誓师：”啊，靖国神社，光荣的神社，我们的大君王也向你敬礼；成了神灵，你真有福气，千木高矗立，光辉昭人，一亿国民，为你祈祷，护国之宫，靖国神社。”喊着”让我们到靖国神社里相会！”的气壮如牛的口号。到了部队得胜归来的时候，这里的祭祀又会变成一场凯旋的庆典，庆祝大日本皇军的征伐和武威。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总是紧紧地跟随着日本侵略的政治和战争的步伐，成为帝国皇军的打气筒、加油站和精神寄托，同时也把无数的国民一齐捆绑到军国主义的战车之上。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3）

　　　　从大和魂到日本精神，新日本武士的精神归宿　　　　
　　　　回顾过去的近百年侵略战争，日本人自己经常总结的，在靖国神社里也反复出现的，尤其为日本右翼势力所鼓噪一个时髦词语，就是”靖国精神”。何谓”靖国精神”？就是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日本精神”。　　　　
　　　　在中国清末的王三让参观日本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美国作家法兰克？吉伯尼研究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所表现出的所谓”日本精神”，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沉浸在中国战场的胜利喜悦里，庆祝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没有止歇的战争狂热中。参加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在1938年秋季寒冷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这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在东京九段阪建造的宏伟的神道道场。在那里，祭祀神官尖细的嗓音，诵读祈祷词超度亡灵；战死者的家属聚在这里举行祭奠式。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曾经做过如下的描述：‘战死的士兵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他们不再是凡人，已经成为帝国的守护神，变成了日本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它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所以能够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法兰克？吉伯尼继续写道：”支持这类祭奠的，是日本军官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里，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这么想是很不寻常的。当这一整套宣传的对象日本士兵开始行动后，就会像一只注满了爱国空气的压力锅，将所有施加到自己身上的残酷和掳杀，发泄到敌人的身上。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低层的下属对于战俘的暴行，随意的、想都不想地发泄凶残，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日军敢死队的野蛮和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经常的受到帝国日军大本营的鼓励。”很显然，这位美国人眼中的”日本精神”，也就是所谓的”靖国精神”，支撑着它们的主要基础，就是靖国神社系统。　　　　
　　　　早在二战时，靖国神社的祭祀官铃木曾经撰写过”关于靖国神社”一文，刊登在日本陆军的刊物上，宣称：”归宿在靖国神社里的是靖国精神，或者叫作‘大和魂’，它完全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换言之，亦即‘大和魂’永远坐镇在靖国神社里。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培养这种精神，那么国民之‘大和魂’就能得以充分发挥。”　　　　
　　　　从靖国精神、日本精神追溯到一脉相承的”大和魂”，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侵略杀戳的精神理论和思想武器。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大和魂，主题就是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宣扬大和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至少应当统治亚洲。就像日本首相吉田茂直到1959年还不忘怀：”如果吹吹牛的话，日本曾经威胁过太平洋一带，西起印度，东至美国，南至澳大利亚，北至苏联……其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总之曾经在这个广阔的地区横行一时。在世界史上，迄今有过这样的伟大的丰功伟绩吗？”这位首相所说不是歉虚，而确是历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