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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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这一师），以及丹麦来的第599旅（弗拉索夫的这支部队最终也未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4月底5月初的时候，弗拉索夫与捷克的军事组织〃巴尔托什〃和〃阿列凯斯〃军团签署了协议。这两个组织比较倾向于捷克斯洛伐克侨民政府，并正准备在布拉格举行反德起义。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给予起义者们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寻求政治避难。他还不知道，根据苏美司令部之间达成的协议，布拉格应该被红军占领。5月6日和7日，布尼亚琴科师向布拉格的德国驻军发起进攻，并占领了飞机场和其他许多重要设施，为起义者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5月7日，红军的通讯勤务部队出现在布拉格。
很明显，苏军即将攻入城中。弗拉索夫的德国联络官施文因格尔少校转述了在布尼亚琴科和苏联少校科斯坚科之间发生的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对话。科斯坚科向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目的是希望他和〃自己的整个师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布尼亚琴科〃也请他转达自己对斯大林的问候，并请他放心，自己决不会转向德国人一边〃。5月8日，第1师离开布拉格，和德国部队一起向着比尔森的美国人进军。这个师和弗拉索夫最终进入美国在捷克的占领区，但是，就在这里，弗拉索夫、布尼亚琴科和俄罗斯解放军其他高级军官们一起被美国人移交给了红军。
随后，这个师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被遣返，而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还没有到达美军占领区就已经被苏军俘获。以В。И。马尔采夫为首的空军向美军投了降。马尔采夫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军官们于1946年被遣返回苏联，但是，他的大部分下属避免了布尼亚琴科师和弗拉索夫司令部那样的被遣返的厄运。
第五部分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
这个师的4位团长中有3位得以保全。整个弗拉索夫部队一共有50；000人，其中避免被移交的有不下10；000人。根据雅尔塔协议，向西方盟国投降的潘维茨和多马诺夫的哥萨克人以及第162师的士兵都被遣返回了苏联。
党卫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在库尔良季亚向红军投降。比较幸运的是尚德鲁克率领的党卫军乌克兰第14师，他们向在奥地利的英国军队投降。这个师的10；000名战士被认为不属于苏联公民，因为在战争开始以前，他们居住在波兰。其实，根据H。托尔斯泰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20％～50％的士兵是东乌克兰的居民，并且有着货真价实的苏联国籍。
虽然，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特别声明，要求遣返乌克兰的党卫军分子，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不过，在战后头几个月的争吵中，盟国还是向苏联移交了一部分逃往国外的反动分子，但是，遣返的要求并没有进一步满足。比如，被移交的哥萨克军团的军官们就主要是由侨民组成。这里要谈一下军团里一些特殊的〃思想斗士〃，他们是白军以前的将军П。Н。克拉斯诺夫和А。Г。什库罗。他们不仅从来都不是苏联公民，而且甚至在军团中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并且也不可能犯下什么战争罪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西方盟国还是一如既往地指望着与强大的苏联积极进行合作……
弗拉索夫和他所有的将军们以及什库罗、克拉斯诺夫和多马诺夫，像许许多多被俘的普通投敌者一样，都被处决了。
俄罗斯解放军的两难处境42
战争开始前，许多后来的投敌者已经意识到苏德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正在于此。例如，冯·潘维茨的哥萨克军第15军团里有一个名叫И。Н。科诺诺夫的上校团长，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学员的时候，就曾说过：〃如果研究一下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会得出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就像在两个毫不妥协的敌人之间一样，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拉索夫将军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大部分高官们，之所以加入投敌者的行列，首先是出于个人名利的考虑。身为将军或者高级军官，即使被俘，生存条件与普通的红军战士比也要相对好得多，并且不必担心会饿死，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红军中的仕途已经走到了末路。
弗拉索夫将军常常被大家公认为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斗士，几乎被认为是俄罗斯自由解放运动的创始人。与此同时，所有已有的事实都证明，未来的俄罗斯解放军领导人在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官衔问题，为此他才表现出聪敏和英雄主义。如果弗拉索夫真的打算在希特勒的帮助下与斯大林作对，那么什么可以影响他哪怕在1941年秋天的基辅保卫战中向敌人投诚呢？但是他为了找到自己人，在森林中穿行了数个星期，之后又打算与第2突击部队的余部一起穿越前线，后来只是由于偶然原因他才被德军俘虏。当时正值1942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气焰极为嚣张，似乎德国人如果不能获胜，那才是怪事一桩。
身为将军的弗拉索夫即使没有变节行为，在战俘营中保全性命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而对于数百万的普通苏联战俘来说，这种机会要少得多。这里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很残酷的：要么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合作，要么就被饿死。同样的选择也落到被占领区的许多居民头上，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口粮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各个企业、运输业或被侵略者把持的学校工作。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谴责为是〃帮凶〃。Л。А。萨穆京于1946年被英国人出卖给了苏维埃，而在此之前曾于1941年作为苏联战俘尝尽了德国集中营的苦头在回忆录中写道：
〃相对英国人对荣誉的理解而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战士穿上敌人的军服，并与自己过去的死对头为伍。而且这种高尚的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点燃当一个人在生命中不仅自己从未经受过真正的饥饿，而且甚至连见也未见过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诸位呀诸位，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英国俘虏在德国人那里失去的只有一个自由，他们感受不到饥饿、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与亲人、家人失去联系的痛苦。跟我们比起来，德国人对他们是另眼相看。那么，诸位，你们还要对那些由于偶然原因和命运安排而死里逃生的人求全责备吗？〃
第五部分匪帮的罪行
这些话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责通敌叛国者的苏联和俄罗斯批评家们诉说。要知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后来从未遇到过在几乎必死和变节行为间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也会像苏军的前官兵一样，选择为德国人效劳。〃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战后50年来这句话是最合理的。虽然在任何政权统治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对通敌叛国者的激烈谴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国的国家制度是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饶恕的。
对苏德双方军队和睦相处的记忆成了促使弗拉索夫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动因，但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这位将军的被俘。说到弗拉索夫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变节者这一点，他在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侦查、审判将近结束时，他自己对此不再怀疑。俄罗斯解放军队昔日的领导人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本人追悔莫及，虽然说真的，为时已晚，但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我会尽全力揭露所有匪帮的罪行。我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同时弗拉索夫没有一个战友企图把俄罗斯解放运动凌驾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上，他们都后悔万分，请求得到宽恕。而过去白军将领中的通敌叛国者被英国人出卖受到镇压的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面对必然来临的死刑判决毫无悔意，而且诅咒苏维埃政权。引渡侨民将军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正像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位领导人、有名的恐怖主义者П。А。苏多普拉托夫回忆的那样，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实际上是根据与苏方的秘密协定才与昔日的德国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苏军俘虏的德军高级将领进行交换的。如果没有这次交换，雷德尔完全可以逃脱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苏联本来指望利用一下这位过去的海军上将广泛的关系和所掌握的情报。
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盟国们不得不对苏联的许多勾当〃视而不见〃。他们装作看不见卡滕，看不见苏德秘密备忘录，看不见苏联对芬兰的占领，虽然当时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必须要为所有这一切负责。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中的制度与后来解放纳粹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时发现的情况相差无几，关于这一点，当时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测，而且情况也不是十分明朗。为了给种族灭绝政策的发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须对胜利者之一的苏联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里。说真的，苏联的这些行径杀害最有钱、最有教养的民众仅称为种族灭绝是远远不够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枪杀波兰军官就正好体现了这种政策。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这种政策是在红色恐怖手段的帮助下实行的，在东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其中包括几万人死在战俘营中）。说实话，这里的恐怖手段已经不是俄国的那种恐怖手段，因为它是在与西方开始〃冷战〃对立的条件下实行的，当时在对立的情况下，看待东欧国家就像看待盟国一样。
在投敌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人员，其中就包括俄罗斯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前红军上校В。И。马尔采夫。他不是俘虏，而是自愿跑来向德国人效劳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红军少校И。Н。科诺诺夫带领着自己的第436步兵团向德国人投诚。43那些与德国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对苏维埃的思想斗士。在投敌者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与这些侨民有相似之处，他们留在苏联并同共产党员们进行着积极的斗争。例如，捷列克的哥萨克格奥尔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游击，而自从德国人到那以后，他就与他们合并，并参加了捷列克哥萨克武装。
普通的苏联投敌者，包括大量被俘的红军士兵，他们投敌的另一层原因，在于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国式的〃先进生活〃面前彻底崩溃了。1943年3月28日，在俄罗斯解放军的宣传员培训班结业以后，中尉列戈斯达耶夫在投敌者发行的《志愿军报》上写道：〃……我经常听到德国军官和士兵们谈起在德国的生活。但是，自从我参加了培训班组织的对一些工厂、农村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的参观后，我就坚信，听到的那些说法真的与事实一样。为了能过上德国工人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值得进行斗争的，为了让我们祖国的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牺牲的。〃第一批侨民、上校康斯坦丁·克罗米阿季（萨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在德国的苏联战俘中确实存在这种想法。克罗米阿季曾任弗拉索夫的秘书办主任。据他讲，一位被俘的苏联军官在1942年的冬天被带到了柏林，这个人因为担心泄露军事秘密，断然拒绝回答有关红军的任何问题。有一天恰逢节日，他被带到城里，以便让他参观一下德国人民的生活。这趟参观回来以后，这位战俘〃要了纸张和铅笔，一连几天不停地写下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失望之情，还写了苏联人民可怕的生活环境，以及苏维埃政权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谎言〃。
第五部分东方工人
1943年4月25日，在《志愿军报》上刊登了弗拉索夫投敌者的一篇游记，写的是他们参观柏林郊区的文济亨多尔夫村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习惯于看见村子里到处是茅草顶的小木屋，可是，德国的农村看起来就像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舒适的城市。一幢幢平房或两层小楼都是砖砌的，围墙是用石头垒的。在每一家院子旁边，都有小花园。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和学校。
村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非常热心地回答着我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我们参观了几家农户，下面就是我们对于农民生活的所见所闻。
在这个村子里，一共有25户是继承的祖业，其中大部分人家有80～100公顷土地，这里面10～15公顷是林地。每一家农户都有1辆拖拉机、6～8匹马、将近25头母牛和12～15头猪。都是纯种的母牛。平均每头母牛的年产奶量达到4500～5000公升。
柏林周围的土地并不是很肥沃，所以，这里大部分地区种的是黑麦和土豆。种植小麦要求土壤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只少量种了一些，以满足农户自己的需求。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轮作制、使用了优质肥料，再加上农民们的精心伺候，在德国，即使在土质比较差的土地上收成产量也要比苏联高2～3倍。
德国人并不了解在苏联农村，农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德国政府十分关心农民，实行了遗产继承法。另外，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从兵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做法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农村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经常有所增加。一言以蔽之，战争并没有破坏德国农民的美好生活。
在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农村劳动力上了前线。代替他们耕作的是战俘和一些从被占领区招募来的人。
文章接下来讲述了那些〃东方工人〃的美好生活，大概是每月能挣到70马克，另外，他们吃饭是免费的，不仅吃得饱，还穿得好。
Д。祖耶夫所描述的画面明显不是杜撰出来的。当然对于那些农民生活境况的描写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关于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德国到1943年时，粮食生产指数已经从1939年的104点下降到了92点（在1942年为86点），而土豆的生产指数也从105点下滑到了75点（在1942年为101点）。但是，即使这样，对于穿上军装的苏联农民来说，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要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中绝大多数人在1917年以前，从未拥有过超过4公顷以上的土地。那些在德国人看来属于中等水平的产奶量，对于苏联人而言已经是很难达到的纪录了。
Ф。库季诺夫的《德国游记》对于哥萨克人的类似的参观（不仅有参观农村的，也有参观柏林的）进行了描述。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15日的《哥萨克前哨》上。这篇文章着重指出了德国人生活中许多令苏联公民瞠目结舌的细节。例如，长在路旁的一棵棵果树，由于果实累累几乎要被压断了。原来，〃根据那里的风俗习惯，过路人只能吃掉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