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b面-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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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胁迫百官：4。借刀杀人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或排挤打击或兵戎相加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体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方法就是借刀杀人。这是宦官们对付朝臣常用的一招。利用皇帝打击朝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可免遭物议，少点罪名，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比如唐代的俱文珍就是如此这般，且干得十分漂亮。
唐朝代宗时任用宦官充任枢密使，掌军事机密。德宗朝又用宦官统率左右神策军及天威军等禁军。这样，宦官便掌握了朝廷的军队。因为握有兵权，所以宦官集团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专权胡为。顺宗继位以后，有感朝政弊病多端，任用王叔文等革新朝政。顺宗先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几天后又任他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取得了朝政大权。同时顺宗还任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10位年轻有为、富有革新精神的文官充任要职，进行革新。他们首先从宦官专权带来的弊政入手，革除“宫市”和“白望”。所谓“宫市”就是当时宦官经常
借为皇宫采办物品的名义，用价值百钱之物强换价值千钱之物，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交易活动。而“白望”则是使数百人在京城东西市中左右了望，见宫中可用之物便白取而不给本价的行为。这种宫市、白望名为宫廷采办，实是掠抢百姓之举，因此革除了“宫市”、“白望”，就大大限制了宦官的胡作非为。接着王叔文又对多由宦官充任的五坊小儿（宫中养雕、鹘、鹞、鹰、狗的五坊）也大加裁抑，此举深得民心。之后他们又对各地节度使讨好皇帝的“月进”、“日进”等进奉加以革除，下令释放宫女，裁减庸碌闲杂的宦官人员。完成了这些拨乱反正之举，王叔文又任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关键步骤。这一动作马上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震恐与顽强对抗。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一方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不从调遣。另一方面又秘密策划废顺宗立太子的政变，企图借新立皇帝之刀，杀伐革新派朝臣，维护宦官专权的局面。所以当王叔文派宦官李忠言宣诏接管集军兵权时，俱文珍大怒道：“从其谋，我等必死于他们手中。”他传令诸将不要交出兵权，同时联络宦官刘光琦、薛与珍、尚衍、解玉等加紧政变，以顺宗有病为名，请立广陵王为太子，不久又请求以太子监理军国大事。顺宗不知是计，一一答应。于是俱文珍等召学士卫次公、郑NB124、李程、王涯等入宫草立太子为帝的诏书，
拥太子为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宪宗登位，立即封赏拥立自己的宦官，同时对拥戴顺宗积极革新政治的王氏集团严加惩处，或赐死或贬谪。宦官们在对付朝臣的抗争中终于以借刀杀人之计重新占据上风。所谓“借”者，乃宦官们实施的行为也。而“刀”则为新老皇帝，没有皇帝，宦官等于赤手空拳。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朝中百官。可一旦有皇帝这把利刃在手，不管你对方多么坚硬，是杀是砍，有何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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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胁迫百官：5。恶人先告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比起朝臣和外戚，宦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看门护院，服侍皇帝及后妃三宫六院的衣食起居，所谓围绕皇帝身边，出入椒房宫帏之内，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而且宫廷之中从守门到通风报信，全是宦官负责，故而宦官们个个消息灵通。这些便利条件使他们在与朝臣争权夺势固宠求荣中，往往可以因利乘便，大沾便宜。他们一旦知晓自己的作为有可能被朝臣们揭露，或受到朝臣的威胁，就会借此便利之势，用诬陷诋毁之策，先发制人，控制局势，然后占据主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
东汉安帝时樊丰一伙宦官击败太尉杨震，用的就是先发制人这一招。当时樊丰一伙煽动皇帝大兴土木，给乳母王圣建造宅舍，他们借机挥霍，自造园舍坟冢，甚至捏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工匠材木，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河间县布衣赵腾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宦官们害怕他揭自己的短处，怂恿安帝说：“小民无知，谤讪朝廷。”安帝动怒，逮捕赵腾，判以讪上不道之罪，当即处死。太尉杨震气不过，上书替赵腾鸣不平，双方由此结怨。后来安帝东巡，杨震留守京师，他手下有个得力助手高舒，心领神会杨震之意，便联合大匠令史等官员，日夜查访，仔细考核，获得樊丰等前时捏造伪诏的实据，呈报杨震。杨震手握实证，只等皇帝回京，奏报除奸。樊丰等人得知这个消息，恐慌万分，朝夕密谋对策，最后竟“先发制人”，率先对杨震下了手。
安帝东巡回京，一到都门，就被樊丰一伙迎住，他们诈言星变逆行，还宫有险，应择吉日入宫，留请安帝先至太学，暂且休息。樊丰等人待安帝歇息已足爽心快意之时，就诬称杨震专权自任，袒护小民赵腾不成，心怀怨怒，伺机谋逆，故天象星变示警，请先收杨震，方能回宫。安帝先是不信，但却抵不住这伙宦官百般进言，于是连夜派人收缴太尉印绶，罢去杨震的太尉官职。杨震自知已被宦官抢先一步，无奈只好归府。哪知樊丰等人又诬奏他不服罪名，仍怀怨望，以图报复。于是安帝大怒，遣杨震回归故里。杨震即刻收拾起行，至郊外夕阳亭，心想此行一定凶多吉少，于是饮鸩而亡。宦官们恶人先告状，就这样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
明代刘瑾也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大臣的攻击，最终挽回败局。他投皇帝所好，讨得武宗欢心，便勾结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曾侍奉过太子而得武宗宠幸的太监，结为“八虎”集团。他违抗孝宗遗言，不仅不罢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还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由此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他挑唆武宗撤回各处镇守内臣，委以他人，条件是这些人各自给皇帝上贡一二万两银子。他还奏设皇庄30余处敛财，供武宗挥霍。一时间闹得京师民情汹汹，朝廷大臣对刘瑾所为都极为愤慨，纷纷上书揭露刘瑾罪恶。五官监侯杨源更以星象有变来警告武宗，使皇帝也大受震惊。恰在这时，大学士刘健、谢延等连连上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也率众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舍不得对刘瑾下手，又怕激怒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便派司礼太监王岳到内阁与大臣商议，准备把刘瑾遣送回南京。但大臣坚持处死刘瑾，致使商议三起三落，没有结果。当时正直的宦官王岳、范亨、徐智等也很憎恨“八虎”，而支持阁臣意见，所以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主要大臣准备次日早朝面劝皇帝。果能如此，刘瑾之势必败无疑。谁知心怀二意的吏部尚书焦芳把大臣之意密告刘瑾，刘瑾听后甚是恐慌，决计先发制人。
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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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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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