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 作者:帕普连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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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道上谕里，农民首先被目为老实的纳税人和新兵的供养者。如果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荷而倾家荡产，他们就无力履行这几项主要义务，因而也不再成其为维持国家生机的命脉。

　　在另一道牵涉到农民的诏令里，也体现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责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农民摊派过重致使土地荒芜。如遇此种情况发生，应向枢密院报告，由枢密院把这些领地拨给其他人——破产地主的亲戚经营。

　　沙皇之所以一再颁布诏令追寻逃亡农民，并把他们归还原领主，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出逃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还要代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欠征的兵员额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所谓“天下大同”对农民来说，只不过是维持他们有为贵族官僚国家提供全部繁重徭役的能力。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也无非如此：对农民予以一定的“保护”，使其免遭破产地主的迫害和地方当局的鱼肉。迄今所知只有一份诏令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这个诏令也只具有建议的性质。沙皇呼吁那些由于把农民的孩子“象牲口似地”卖掉，而造成“哀鸿遍野”的小地主贵族应扪心自问。彼得指示“禁止买卖人口”，但却附有一个保留条件：“……设若无法完全禁止，则在确有此需要之情况下，只可将全家或同姓人一起出卖，不得将人口单独售出。”

　　“天下大同”的内容，对城市居民来说，其含义又稍有差别。同农民一样，市民也是纳税人和兵源的补充着，但除此之外，市民还以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款形式保证国库的补充收入。所以，彼得对商业发展和商人利益的关心是由来已久的。

　　由此可见、市民的“天下大同”同贵族国家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商品周转越快，工厂企业的规模越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们投资的领域越多，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也就愈丰。

　　归根结底，市民的“幸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为国家所提取。

　　事实证明，市民要“安居乐业”而国家要花钱（打仗、建设海军修建城市和要塞无一不要钱），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成了国家的牺牲品。在十八世纪初的近二十年中，国家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和加在人民头上的徭役，使许多商人破了产。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赐工业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包括给予大企业主免税经营其产品和工厂购买农奴作为劳动力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此外，还免除了工厂主对军队承担的徭役和运输徭役。当然，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对其他市民来说，“安居乐业”就是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渗透到修道院，从而使静修人士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修士们饱食终日的生活和宏伟华丽的教堂，无不是由修道院农奴的劳动提供的。修道院的领地从来就是国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块肥肉，五根不清净的修士，常受到严厉的训诫。但是对待他们的制裁并不严厉，充其量不让修道院扩大地产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规的恶行而已，彼得也强迫下层僧侣为国家利益服务。只要对比一下两份相隔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对修道院憎团的生活条件的坚定态度。在1701年的一份诏令里，他提出修士应遵从古制；自食其力，营集体生活，并以双手劳动所获供养为数众多之乞丐。他批评时下的修道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在1724年的诏令里，彼得指出多数修道士营寄生生活，游手好闲，俗念未断，而在出家之前，他们是“三重身份的纳贡者：向家庭、国家和地主纳贡”。

　　起初，不许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后来又褫夺了它们有支配自己领地收入的权利。分配给修道士的口粮极其微薄，不论大主教还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对待，此外他们不得在净室内设文房四宝。规定男女修士均应当有一技之长，如做木工、画圣像、纺纱、刺绣、编织花边以及从事其他“不妨碍出家生活”的技艺。在修道院实现的主要的革新项目是：各修道院有义务用本身收入赡养老弱病残的士兵和军官并向学校提供经费。在推行这些革新时，彼得评论说：“我们的修道士养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门的途径是：虔诚、茹素和祈祷。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鲟鱼和美酒为他们扫清去天堂的路。”

　　在彼得时代，贵族不能再在庄园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了，他们要在陆军和舰队里服役，在战场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国王训练有素的军队打仗。贵族不得不穿上军官制服，在营房和办公室里忙于公务，他们把这种当差视为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的沉重负担，因为当了这种差，他们的庄园产业就无人照顾了。

　　许多贵族千方百计逃避这种勤务，就象逃避彼得所规定的另一种义务——学习一样。

　　彼得兴办的一些学校很象兵营，学生们则象新兵。普通学校和培养高级专家的学院，都强迫贵族子弟去入学就读。当时有人说，“在偌大一个俄罗斯，哪个名门望族都必须承担将八至十八岁的子弟或其他亲属送到海军学院去就读的义务。”

　　大批贵族子弟曾被送到国外去留学。起初这些青年人主要是学习航海、造船和军事，后来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绘画、园林建筑和东方语言等。沙皇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留学生大力褒奖、1716年　4月，彼得接见了准备去意大利深造的一批画家。为此事他还写信给在但泽的叶卡捷琳娜打招呼说：“吾已晤见贝克列米舍夫与画家伊万。俟其抵达你处时，可请求国王命该画家为其下属画像”，沙皇在信的末尾还提上一笔：“务令人人知晓，我国民间亦有优秀之艺术大师。”沙皇信上提到的“画家伊万”即指神甫之子伊万·尼基丁，一位天才的肖像画家，在前往意大利留学之前，在绘事上就已脱颖而出了。

　　在国内兴学办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样一来，俄国人就逐年充实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队伍，一反过去完全依靠从由外聘请专门人才的老例。此外各类学校的学生入学总数，就当时的规模而言，还是很可观的。航海学校的编制规定，该校要培养五百名学生。这一定额在1705年已经达到。海军学院有三百人入学，在工程学校就读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外还有数十人在专门医科学校学医。在乌拉尔，工人子弟在矿业学校里学习矿业知识。

　　学校网的建立首先使军官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早在远征普鲁特之后，彼得就命令二百多名外籍将军和军官退役。各军团中外籍军官的数目，已经不超过全部军官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年以后，对外籍军官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凡考试不及格的，通通都被解雇了。结果，在二十年代，军官团的十分之九都是俄国本国人。

　　贵族们为了要逃避学习尤其是逃避服役，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但彼得也专能治他们，发明了各种惩罚这类贵族的手段。

　　1714年颁布的一批诏令，取代了对个别贵族和贵族集团的一次性惩罚措施。照彼得的想法，这些诏令应该能使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为什么要挨个抓回那些逃之夭夭的贵族呢？彼得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为这批人创造一些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安意地在营房和机关里供职。这样，要刺激贵族对服役发生兴趣就只能依靠颁布《长子继承令》一途了。这可能是彼得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道诏令，诏令颁发之前沙皇曾对其他国家贵族的财产继承制度作了研究。

　　诏令规定，贵族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为此日的，制定了将全部不动产单传给一个儿子的继承制度。其余的儿子，由于不能继承产业，因而也没有生活资料，自应“通过服公务、学习、经商等去谋生”。

　　此外还补充制订了一些其他条款以充实《长子继承令》的内容。条款之一是禁止没有学会算术和几何学的贵族子弟娶妻。另一条是不得将未在近卫军中当过列兵的贵族晋升为军官。再一个条款是，在军队中服役满七年或做文职工作满十年，或者经营商业满十五年者方可以置办地产。否则即便“到死”也不得购置田产。

　　彼得认为只有每一个臣民都无条件地完成他所承担的义务之后，才可望实现国泰民安这个理想。只有到那时，工商业才能繁荣，人民才能奉公守法，赋税和徭役才能减轻。

　　包括彼得在内，当时力主“天下大同”的理论家们，是把当时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作为出发点的。这种不平等和对天下大同田园诗般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

　　农民为国家服务，就理应耕种土地，缴纳捐税，提供新兵，并为地主负担徭役。贵族为国家服务虽然也受累，但毕竟还能额外得到一些好处：除了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劳役租和代役租之外，还能享用由国家付给的现金俸禄。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大都来自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缴纳的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天下大同”左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真正能叨光的只有贵族和巨商之类的人。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1718年　3月沙皇回到彼得堡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前，首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临时驻跸的行宫，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地。现在，一年有多半时间他在涅瓦河畔度过。这样，他支配时间和使用精力的方式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清晨四时许起床，在室内漫步约半个小时；然后，听取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汇报，接着进早餐。早晨六点，一辆双轮马车沿着首都的大街疾驰：彼得前往视察建筑工程和检查前一天发出的指示的执行情况。

　　视察建筑工程之后，接着巡视枢密院和海军部。中午一点，彼得用午餐。

　　彼得并不是一位好食之徒，他以粗茶淡饭为满足：餐桌上摆的是白菜汤、饭、烤肉加腌黄瓜或柠檬、肉冻、腌牛肉、火腿。他不吃鱼。也不喜欢甜食。

　　午饭后约休息两小时，之后，彼得在办公室阅读各种报告，起草各种指示、诏令，修订自己在位时期写的历史著作——《北方大战史》。

　　晚间，沙皇有时去作客，有时就在车间干活，这个车间设在夏宫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放满了车床、刀具、模板和各种材料，彼得的一双巧手用这些材料车出了各种精致的制品。“他的这种手艺，”一位外交官写道：“比之技艺超群的车工也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车出人头像和人物。”彼得干起活来“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就象他干活是为了挣钱糊口似的。”

　　现在收藏在爱尔米塔日博物馆彼得的个人遗物中，他亲自车的鼻烟壶、精致的圆形颈饰和其他装饰品占有显著地位。有一盏枝形大吊灯是用象牙做成的，分三层共二十六个灯头，每一层都有匠心独运的饰物和坠子。吊灯上有俄文和拉丁文的铭文：“全俄皇帝和专制君主彼得大帝以勤劳双手制作。1723年。”彼得参与制作过这件杰出艺术品是毫无疑问的，但专家们认为，即使用几十年的时间完全投身于这一工作，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枝形大吊灯来。

　　彼得一回到彼得堡，就恢复了建立各个“院”的工作，这个活动曾因他出国一度中断。在首都，他阅读了译成俄文的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中央机构的规章制度。1717年12月，在动身去莫斯科审理太子阿列克谢案件前夕，沙皇颁布了一系列诏令，为建立某些新机构奠定了基础。在一道诏令里，他规定了“院”的数目，人员编制，任命了每个“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另一道诏令里，他要求各“院”院长积极行动起来，务使各“院”“能于次年顺利开始工作”。彼得估计配备人员编制、制订规章制度一年的时间足够。

　　但是，这道诏令并没有执行。彼得于1718年年中回到彼得堡之后，不无苦恼地指出，上半年已白白地过去了。在下达给枢密院的诏令里沙皇流露出对僚属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沙皇当即命令各院院长向他提出工作月报，责成他们务必认真对待这件工作。

　　但是他的劝告被当成了耳边风。这时沙皇才得知，一些院长懒于上班视事，另外一些上班只是应个卯，也是什么正事也不干。他还查明，各院院长到枢密院办公时，以闲聊消遣。彼得训示，应当杜绝废话和闲话，只能谈论公事。同时要求遵守以下规矩（现逐字引述）“一人发言时，他人不得打断，俟其说完别人方可再讲，行事应诚实，不得高声吵嚷如女商贩。”看来，枢密官们对沙皇的训诫置若罔闻，因此彼得还需要颁布一些诏令，教会他们遵守最高国家机关的起码的行为准则。有一份诏令再次提醒他们：枢密院一切事务均应井然有序，不得废话并高声喧哗。”另一份诏令规定了议事程序：先由秘书宣读文件，然后，枢密官们再用半小时加以考虑。如果遇到特别团难的问题，就多给一些时间“用以考虑”——但“至多不超过三小时”。

　　1718年　5月12日，在亚兰群岛开始举行和平会议。瑞典的全权代表提出了一个繁琐的会晤程序，但彼得预先就向俄国代表布留斯和奥斯特曼交代：不必举行任何仪式，也不允许任何拖延。“你们应尽一切努力，务使瑞典人同意及时举行会议，因军事进攻时刻己日益临近。”

　　彼得亲自领导了这次谈判。他为布留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