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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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穷人极少得到教会的教导，他们对信仰可谓一无所知，方济各修士愿意教导他们，非常难能可贵。
得到教皇印诺生三世（Innocent Ill， 1198－1216）的批准，方济各和他的修士积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教。他们白天到各城镇传福音，晚上专心於祈祷默想的操练。及後，他们的传教范围逐渐拓展到法国和匈牙利。至於方济各本人，他曾在1214至1215年间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向摩尔人（the Moors，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回教徒的泛称）传教，因健康关系，未能进入非洲。1219年，方济各随十字军前赴圣地，踏足东欧及埃及，向回教徒传教。
4．逝世与影响。
方济各於1217至1218年间到罗马觐见教室时，与道明初次会面。两人惺惺相惜，借据说曾计划将道明会与方济各会合并。虽然此事不成，但受方济各的启发。道明於1220年召开修会常务大会时，宣布修会不准拥有财产的决定，与方济各会看齐。
在方济各的感召下，一位同样生於亚西西城的女子嘉勒（Clare SCifi，约1194－1253）追随他过神贫生活，後来获批准成立＇嘉勒女修会＇（poor Clares’），修会精神与方济各会一样。
方济各不善行政管理，在他於1219年前赴东方传教期间，修会转由别人颌导，而他嗣後也没有再把领导权争取回来。但他一直是方济各会的精神导师。
1224年9月14日，方济各在亚尔巍尔那山（Mt．Alvernia）向耶稣祈求让他在有生之年能更真切地感受他的同在，结果他见到了一个有六只翅膀的天使，并从这天使那里得睹基督的圣容。自此他的双手和双足中心便有了被钉穿过、不停渗血的钉孔，而他的右边腰间也有一个被枪刺伤的伤疤，同样是不停淌血的。这是所谓基督的五伤。
1226年10月3日，方济各逝世。一直景仰他的胡高麟枢机主教於1227年被选立为教皇，是为贵勾利九世（Gregory IV）： 1228年7月16日，方济各被册封为圣人，距离他逝世还不到两年时间。
方济各是一位难得的圣徒，他的爱心、谦卑与服侍，在他生时已为人广泛传诵。他与同伴的生平事迹，以及许多神迹奇事的传说，被收集在《圣法兰西斯的小花》 Little Flowers of St。 Francis）一书。
D．托钵修会的特点。
方济各会与道明会差不多同时成立。道明会起初的目标是为对付异端，而非为过神贫生活；後来两个修会互相学习，分别便再没有那么明显。从修院的数目看，方济各会发展还较道明会为快。在十四世纪初期，在欧洲方济各会的修院有一千四百间，而道明会只有六百间而已。综合而言，托钵修会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1．贫穷生活。
方济各会以神贫为其目标，但要实践贫穷可不是容易的事。甚麽是一无所有呢？要服侍贫穷人，大抵得有一些基本设施，譬如没有药物设施，如何照顾病人呢？在最早期，方济各连修院的建筑物也不愿意拥有，并将产权归於教会所有，每年缴付租金。在他死後，一些较严苛的规定逐渐取消了。托钵修会逐渐达成一个结论：基本的建筑物及设施是必须的，但不可拥有任何可资营利的资产，包括土地、森林和果园等。托钵修会拥有少量财产，惟在数量上难与昔日的本笃修会相比。平信徒由於入息微簿，可不敢把他们的小额金钱泰献给本笃修院呢！如此，托钵修会提供一个让小老百姓奉献的途径。由於托钵修会受到广泛的支持，这些小额奉献的来源倒是不少的。当其时不少磨坊主人决意将磨坊部分的收入献给修院。据说在十四世纪的英国牛津，方济各修会拥有全城三分之一磨坊的股份，足见其深入民心的程度。
2．机动化的传教工具。
过去本笃修会吸收的新人多数来自贵族阶层，但托钵修会（特别是方济各会）大抵不易吸引这个阶层的子弟加入，故在十三世纪，加入托钵修会的多是贫穷人。平民化的修道主义为修道主义注入新的动力，使这个绵延了千年的制度重新活泼起来。
由於托钵修会拥有的财产不多，志切在人群中传道，故成为一副机动化的传教工具；只要为他们竟得栖身之所，即可随时指派他们到任何地方。他们也成为宣教运动最重要的媒介。在中国的元代及明代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不乏方济各会及道明会的修士。他们的宣教工作可比更正教宣教士来得彻底。修士没有自己的旨意，长上的旨意即是上帝的旨意，他们得绝对顺服，故他们被遣调到哪里，他们便认定那里是他们穷一生的精力委身的地方，并且得死在那里，即使遭遇逼迫也别无退路。他们必须彻底投入，包括认真掌握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学习成为当地人。所以，天主教宣教士在语言文化的掌握上一般较更正教的优秀。
3．教育与学术研究。
方济各本人颇有反智的倾向，对无论是世俗抑或神学知识都心存抗拒，他断言从书本来的知识都是有害无益的，只会叫人自高自大，违反神贫精神，故禁止他的修士阅读。不过，如同前文所提，此时期不少城市纷纷设立大学，学术研究风气极盛，方济各会的修士自然也受影响。1220年，方济各曾下令关闭一间未经其批准设立的学院，并对开设学校者施以咒诅。不过，这仍无法遏止修士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在得到教廷与高级教士的支持下，他们数年後在圣日耳曼（Saint Germain de Pres）的修院设立了一间大学，有学生二百多人。此外，他们也在法国和英国的大学中占有教席。
托钵修会原本是贫穷的修会，後来却成为大神学家汇聚之地，这可是一个有趣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面相。中世纪後期，大城市里有大学出现，大学的学费高昂，即使一般富有人家也未必负担得了。通常一个大学生在二十五岁取得文学硕士後，便要寻找出路，在教会或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然後才返回大学修读更高的神学或法律学位； 他拿到如神学博士等学位时，大概已到四十岁，而这个学位是为他在教会或政府擢升到更高职位创造条件的。
对於那些经济条件有限（当然也不会是贫穷者，否则根本无读书机会）、也没有甚麽社会背景或关系的年轻人，他们根本无法在政府或教会儿得职位，这意味箸他们在大学修读最高学位之门给堵住了。但托钵修会却为他们提供出路。只要他们加入修会，而又被确认为具有钻研学问的才智，修会便会给予无限支持，他们认为读书是奉献和服务的一个形式。不少才俊秀彦在硕士毕业後加入修会，寻求升学的机会，他们在修会里，既用不著为职业而忧虑，甚至毋须考虑所研究的课题有甚麽实用价值，故可以放心从事一些最尖端（也许是牛角尖）的神学课题的研究。
也许我们会问：为甚麽托钵修会愿意支持修士读大学呢？这除了是为提高修会的社会地位、增加其荣誉外，道明会最初注重大学教育。是因为它要训练出专门人才以对付异端。至於方济各会，主要是仿效道明会的做法，并与其展开良性竞争吧！
托钵修会注重大学教育，鼓励神学研究，帮助教会渡过当时的学术危机。前文提过，大学兴起的一个意义，是教育从此摆脱了传统修院和教会的辖制；但托钵修士积极迎向这个学术的新趋势，却不独使他们在大学里重占显要位置，更令原本以训练行政人员为目标的大学有所转变，它们摆脱实用性的束缚，对神学研究的兴趣大增。十三世纪下半叶，神学思想绽放极大姿彩，大师辈出。而这些伟大的神学家中，要不是方济各会的，便多是道明会的修土了。其中最有名的是道明会的汤马斯阿奎那。托钵修会成为中世纪培养人才的地方。
V．修道主义在教会历史中的贡献
A．保存文化和发展教义。
修道主义对保存文化及发展教义作出极大的贡献。特别在中世纪初期，欧洲在一片混乱的境况中，大城市没落，罗马势力日衰、蛮族兴起，倚赖城市而发展的希罗文化难以延继下去。保存著希罗文化的精华，以待日後重绽异彩的，便是修院中的修土。他们是希罗文化的监护者。
当其时，只有教士或高级修土读书识字，连皇帝或贵族也多半是文盲的，反正识字不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英文Clerical一词，既是形容教士的，也有文职性质的意思，可见教士便是「识字」的同义词。皇帝若需要起草文书信件，得请教士帮忙。
修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抄写圣经。在印刷术尚未发明时，圣经需要藉抄写保存，否则纸张会随年日过去而烂掉。为了保存圣经，修士不断抄写圣经。抄写圣经是非常严肃的工作，由专门的修土以毕生精力来负责。他们在保存及发扬基督教文化上，也作出了非常的贡献。
B。传教与教会扩展。
在福音工作的扩展方面，超过一千年以来，修士成为最主要的宣教士，他们的脚踪在十三世纪便已来到远东。1245年，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John of Piano Carplni， 1182－1252）和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ck， 1215／1230出生）便奉派前赴中国，在蒙古的旧都和林谒见定宗及宪宗；而第一个到达中国且在中国成功传教的是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 12471328），他在1298年来到元朝的大都（北京），获准建堂传教。这些修士为了天国的缘故，不仅撇下一切，更甘愿成为＇自阉＇者，他们无私无畏地踏上海外宣教之路。拥有愈少的人，能改变世界的机会便愈大；拥有的愈多，受人踟踱犹豫的因素便愈多。
亚西西主教曾对方济各说：你所要求的那种不拥有甚麽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是太苛幸忖口困难了些。方济各回答说：我的主，要是我们有财产，便得找武器来守护之，而这便是争论与诉讼的泉源，并且造成我们爱上帝和爱邻舍的障碍。这是我们不期望拥有短暂之物的原因。要是我们尝试在心灵和及现实上实践贫穷，便会感受到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坦荡荡。我们的事奉是自由、灵活及开放的。这是修道主义对我们的提醒。修士不拥有甚麽，却改变了这个世界。
讨论问题：
1．何谓修道主义？试略述修道主义在教会中出现的原因。
2．你对属灵要求的双重标准有何看法？
3．本笃修会的发展与没落跟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何关联？
4．托钵修会的产生，对修道主义乃至中世纪教会有何影响？
5．更正教是否可以重建修道精神？请作出个人建议。
第五课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I．引言：为甚么你仍是更正教徒？
回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我们至为重要。因为身为基督徒，并且属於基督教这个大传统下的更正教的一员，认识我们的过去、身分、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了解要承接的历史使命，皆是责无旁贷的。本课便以探讨改教运动的前因後果为主，而此运动的主将马丁路德自然是主角了。
也许大部分人在成为更正教徒以先，都未曾对不同宗教做过认真而清晰的选择，多数是基於某种机缘巧合的因素，才碰上这个信仰；而在我们决志信主的一刻，也很少会问这家地方堂会是否适合自己，更遑论挑选甚麽宗派了。许多人是在决志以後，才发觉原来自己属於基督教中的更正教，并且是所谓福音派（evangelicals）的某个宗派的某家堂会。但不管怎样，亦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已成为基督教这个大传统里某个小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大小传统已成为我们的集体历史与回忆，它们不再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故事，却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信仰身分。
当我们自称为更正教徒时，我们得问：为甚麽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不要误会，我绝不是鼓励要继承上一代对天主教非理性的排斥，也不是鼓吹将更正教与天主教视作＇汉贼不两立＇ 的二分对立。我个人从未视天主教为异端。无疑天主教教义中有不少错谬处，但这些并不属於异端的层次。不过，就算我们不认为天主教是全无可取之处，刚才的问题仍然存在——为甚麽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为甚麽我们选择继续站在更正教的阵营里？过去纵使我们是基於各种偶然的因素才成为更正教徒，今天也须为这个历史上的偶然赋予一个理性上（神学上）的必然解释，为这身分提供客观的理据。
由於受某些书本或教导所误导，许多更正教徒对天主教有不少片面、甚至是错谬的论断，这些论断对天主教殊不公道，亦不符历史真相。譬如说，有人以为天主教仍是非常腐败，每个教皇均是惟权是尚、品格卑劣、贪财好色，他们现今仍不断在推销赎罪券呢！。
这里先谈一谈赎罪券的问题。纵使反对售卖赎罪券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诱因，我们总不能说售卖赎罪券在今天仍然是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分别所在吧！售卖赎罪券不过是天主教会一个历史上的错误而已，在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1545－63）後停止发售赎罪券，迄今已有数个世纪了，那为甚麽天主教与更正教还未能破镜重圆呢？我们不会为配偶五年前一个错误，至今仍坚拒与他／她来往吧？是甚麽因素造成更正教与天主教至今仍各树一帜？答案一定不会是售卖赎罪券。天主教过往在历史上任何的错失，并不足以构成更正教与它分立——难道更正教在历史中便毫无错误吗？它在五百年来都只是一部正义的历史吗？今天的罗马教廷仍然是黑暗腐败吗？就我们所知，现任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非常敬虔，并且是一位出色的属灵领袖。那末，我们还是要问：为甚么我们仍然是更正教徒？。
我相信，我们必须确立更正教徒的属灵身分，并识别与天主教徒的异同；不可妄信那些主张泯除所有宗教或宗派差异、鼓吹「宗教调和主义（Religious Syncretism）的说法，亦不可听从某些以宽容、妥协、破除门户之见等貌似冠冕堂皇的藉口，而把一切理论上的严重分歧都搞模糊了。（不少如今推动属灵操练运动、崇拜更新运动的人，正在兜售这种廉价神学——其实是＇反神学＇的思想。）
正如在讨论灵修神学时，我曾强烈反对接受冥想作为祈祷的方法之—。这不是说我对鼓吹冥想的中世纪神学家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简单地把他们打入异端的行列去；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人的本性与上帝相通（在神学上的说法是本体的类比（analogy of being）〕。我不接受本体类比的观念，因为这是更正教与非更正教的本质区别所在，是无通融余地的。
宗教信仰是关乎人类最深层的问题，与个人的认信（Conviction）及委身不可分割。所以，从社会的层面说，我们尽可接纳多元主义的原则，与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处，彼此欣赏，寻求合作，毋须要置其他宗教人士於死地，在对话过程中得采取较柔和、谦卑的语调。但从个人信仰层面说宗教信仰却一定不能是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我们不能同时肯定一种以上的宗教信仰否则信与不信便再无差异。後现代其中一个特徵是多元主义在鼓吹後现代思想的群体中，多元主义成了他们的最高律令；但个人的宗教态度却绝不能变成多元主义，因为它本身是反信仰的，至终会落到虚无主义的境地去。一旦有人对信仰采取一种无所谓？兼容并蓄的态度，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