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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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谈一谈赎罪券的缘起。首先，中世纪的大公教会，不仅相信它拥有定罪与赦罪的权柄，更认为它有权豁免所有活人或死人在上帝面前得偿付的刑责。根据教会传统的教导，基督与历代圣徒的善行所积存的功德，就是他们自用不完的，累积了一个「善功宝库＇。这是教会所拥有的庞大的属灵资产，教会有权自由分配此等善功。自十二世纪起，教皇宣称凡参与十字军行动的，都可免却人世间一切罪过；他们又宣称在禧年时候朝圣，便可得到特殊的赦罪。这些律法上的无条件豁免刑责，正是因教会自以为拥有善功宝库才有的。
其次，正如上一课提及＇圣徒相通＇的观念，中世纪的人（今天的天主教徒亦然）都相信善功是可以转让的； 富有的家族将子女送入修道院，目的是透过他们的「白色殉道」，积下用不完的善功，可以转让给家族其他成员。他们也相信可以为死人祈祷，甚至有所谓「通功＇的观念，将善功通予已逝世的人。
赎罪券原本不是作售费用途的。赎罪券是一份证明文件，证明某人已为他所犯的罪做足了补赎，罪债已完全偿清。若有人犯了严重罪行，遭教会判以重罚，如三年长时间的祷告，另加到圣地朝圣一次；在处分期满後，教会便签发一张证明文件给他，这就是赎罪券。这种处理方法在後世逐渐被人误用，变成只要有人付出一定款项（为教会捐献），教会便签发赎罪券；後来更加离谱，信徒可以事先购买一定数量之赎罪券，作预防万一之用，即预先为日後所犯的罪做补赎；他们更可代已逝世或仍在生的亲友购买。只要有钱，鸡犬也可升天了。
梅因思有位大主教，名叫阿伯勒（Archbishop Albert ofMainz ，1490…1545）。他生於意大利一个望族，才二十三岁便登上主教的位置；但是他还不满足，一心要兼任马得堡大主教（ ArchbishoP of Magdeburg）的职位。这样，他犯了两条教会禁令：首先，根据教会法规，要满二十五岁才可以当大主教；其次，一个人不能一身兼任两个教区的大主教职位。阿伯勒要成功得到教皇的破例批准； 必须花上大量金钱疏通。适时教皇利奥十世（LeoX， 1513－1521在位）提出在罗马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四出筹款；阿伯勒乃承诺藉发售赎罪券来徵集资金，并委派一个道明会土帖次勒（Dominican Johann； 1407－1519）负责推销。帖次勒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推销员，口才出众，成功说服大量信徒购买赎罪券；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只要一个银元＇叮＇ 一声投入教会的奉献箱去，一个在炼狱受苦的灵魂便立时＇叮＇ 一声得到释放。。中世纪的人非常害怕地狱及炼狱之火的煎熬，既然有这样便宜及方便的赎罪方法，当然不可错失，赎罪券因之非常畅销。撒松尼的选侯弗得烈为要维护自己教区的利益，拒绝让帖次勒在其辖地售卖赎罪券。帕次勒於是在边境发售，撒松尼的信徒闻风而至，踊跃购买。
马丁路德知有赎罪券出售，内心非常不安，他认为赎罪券的观念是不能接受的。他并非怪责教会藉发售赎罪券剥削信徒（捐献给教会并无不妥），亦非认为要花钱买赎罪券才能赎罪是太昂贵的事；恰好相反的是，他指出能用几个小钱便能得到赎罪是过分廉价了，救赎真的可以这样廉价出售吗？虽然路德也相信补赎的观念，但他却不同意人能藉著任何宗教的功德（包括奉献在内），为自己赚取救恩或救恩确据；真是这样，上帝的主权便给人褫夺了，上帝对罪的震怒何在？。
B。《九十五条》。
1517年1O月31日，路德在看到大主教给帖次勒的指示後，大为震惊，乃将反对的意见逐点列明，共胪列出九十五条之多，并以当时最普遍的思想交流方法，将他的《九十五条》张贴於威登堡教堂门外。他这样做，并非有心掀起革命，因为《九十五条》是以拉丁文书写的，证明他不想引起民众注意（该教区的人以说德语为主）。
可是，在当时整个社会里，早已存在著强烈的反教皇气氛。出乎路德意料之外，不少有反教皇心态的教士自告奋勇，将《九十五条》口译为德语，俾使民众知晓其意；又将之辗转传抄，寄发其他地区。
路德反对赎罪券，是基於神学上的理由，但却引起社会强烈的回响。许多人如同弗得烈一样，反对教廷在各地抽税的做法；他们也对教会的众多错谬罪行深表不满，於是便将《九十五条》这份原不过是为学术讨论用的小字报，转化成一桩轰轰烈烈的社会行动的导火线。
VI．路德宗教改革的发展。
A．早期的发展：争论与冲突。
1．逼上梁山。
其实，《九十五条》并无任何反教室的意味，路德所反对的仅是发售赎罪券而已。他甚至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赎罪券只是帖次勒等少数人在作怪，教皇本人并不知情。不过，路德的做法，无疑向阿伯勒大主教的权威作出挑战；阿伯勒不愿与路德就赎罪券问题作讨论，却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教皇权威之上。阿伯勒认为路德的做法，是对教皇权威的冒犯，挑战教皇的绝对权力，这便迹近异端的行径了。
在整个世界因路德的《九十五条》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撒松尼的选侯弗得烈坚决站在路德一边，要保护他。弗得烈本人当然没有甚麽宗教改革的理想，也不一定明白路德反对赎罪券的神学理由是怎麽一回事。他支持路德，一方面是出於财政上的考虑，他不赞成别的教区主教在他的辖地贩卖赎罪券，侵犯其利益；另一方面是出於护短，无论如何，他要保护他所管辖的威登堡大学及教授。他对路德的保护，对路德的性命安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间接影响了宗教改革的发展。
与此同时，路德所属的德国奥古斯丁修会举行集会，布塞琪（Martin Bucer 1491…1551）等宣告支持路德。他们也成了路德的一个重要道德声援。
1518年，路德被召往奥斯堡议会（ Diet of Augsburg ）听审，由枢机主教迦耶坦（Cardinal Cajetanus；1468－1534）主持。迦耶坦要求路德收回《九十五条》，路德不肯就范。迦耶坦清楚指出，路德的行动乃是直接冒犯了教皇的权威，因为赎罪券的发售是得到教皇御准的。路德万料不到，他本来只是反对一项明显不合圣经的错误行径，却竟然被无限上纲成为向教皇的宣战。
路德对这个争论焦点的转移感到非常不安，他於是集中精神往书堆里去寻找理据，以支持其论点。经过努力的钻研後，1519年，路德研究教皇历史时，发现教皇原来没有本然的神圣权力，教会的真正权力来自大公会议，而圣经则是教会的唯一权威。
同年，路德与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厄克（John Eck ofIngolstadt，1486－1543）在莱比锡辩论，路德提出他的研究成果，但无法避免再度失败的命运（以路德的学术水平，根本无法与当时教廷的御用神学巨擘匹敌）。厄克向他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教会的所有思想制度都不是孤立，而是互相紧扣、起连锁作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反对某个单项，就等於反对全体。就算果如路德所说，教皇的权威附属於大公会议之下，但至少前者的权力仍是为後者所授予及认可的，故要否定教皇无谬误的权威，就连大公会议的无谬误权威也一并推翻了。路德发现他正处於势成骑虎的境地，他若不接受当时大公教会的所有现状，便得要挑战从教皇到大公会议的一切教会建制；结果他被逼巳梁山，投身於宗教改革的行列。
2．冲突加剧。
面对路德对教会建制的挑战，教皇利奥十世欲革除路德出教，但因政治力量的抵制（如弗得烈的干预〕，路德始终没有接受异端裁判所的聆讯。1520年，教皇曾去信警告，呼吁焚烧所有路德的著作，并下令要路德在两个月内悔改，但此信却被路德焚烧了。1521年1月2日，路德终於被教皇开除教籍。同年的4月，路德被传到沃木斯国会（Thc Diet of Worms）听审，由德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亲自主持。结果，路德被命令回到威登堡，而且不准再讲道。弗得烈知道德国皇帝及教皇将会对路德不利，（约在一个月後，国会发出禁令，通缉路德，而教廷也计划等到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失效後，将路德逮捕，以异端罪名处死。）於是连夜将路德送到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中。
当路德起初逃难到瓦特堡时，撒松尼的宗教改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许多修士离开修院，宣扬改教思想，推动改教事业。事实上，宗教改革并非由路德所发动的，而是由路德的支持者所领导；大部分宗教改革的主张与行动，包括关闭修院、迫令修士还俗、平信徒於圣餐中兼领饼杯等，也不是由路德倡议的。这些主张早已存在多年，民间也早酝酿著强烈反对大公教会的气氛，只欠缺一条导火线而已。路德反对赎罪券的行动，正好为这潜存多时的反教动力提供了引爆的导火线。另外。一些人文主义者如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也加入改教行列；他在1521年9月与一群平信徒开始兼领饼与酒。
B。确定宗教改革的信仰大纲。
1．三著作。
在改革运动的初期，除了教士与平民百姓外，德国不少诸侯贵族，也纷纷发表言论，表态支持路德的改教主张。路德在 1520年写了三篇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致德国基督徒贵族公开信》（To the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他要求贵族起来为真理辩证，寻求他们支持宗教改革； 第二篇是《教会被掳於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他认为大公教会在真理上已经失陷；第三篇是《论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of a christian），当中有一句名言：「基督徒有完全的自由，在众人之上；基督徒也因为信仰缘故，完全失去自由，在众人之下，为众人的奴仆＇。
路德在面对最後一次国会的公开聆讯时，德国皇帝查理五世要求路德推翻自己的著作。经过一晚的考虑，路德公开宣称，除非他所言的被圣经或理性证明为误，否则不会改变其良知所定的立场。
路德说了一句千古传颂的名言：「这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其他选择。（ Here I stand，I can be no other．”）这句话代表路德与大公教会全面而彻底的决裂。
2．三惟独。
路德在瓦特堡，开始将新约圣经翻译为德文，而全本圣经的翻译则在1534年完成。他也编写了一本诗歌集，而更重要的是，路德著手为宗教改革制定路向。在1521年底，他确定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大纲：惟独信心、惟独恩典、惟独圣经（Sola Fide， Sola Gratia，Sola Scripura）。
路德指出基督徒不能藉任何道德或宗教行为讨上帝喜悦，更不能靠自己改变其属灵地位；他唯一能讨上帝喜悦的方法，就是信心。信心并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而是信赖上帝会展开其工作。
可惜的是，今天不少更正教徒竟将信心沦落为行为的一种，某些灵恩派的主张即是一例。他们认为凭著信心，便可以驱动上帝施展作为；譬如透过祷告，上帝便得按照人的心意，用神迹满足人的各样要求。这可不是＇惟独信心＇ 的原来意思。＇惟独信心＇ 是人晓得自己完全无能，而非用＇信心＇ 来使自己变得无所不能。不要将信仰行为化，否则使偏离了路德论及信心的原意；路德与加尔文强调，信心也是上帝所赐予的呢！。
要是人没有任何外在、内在的条件讨上帝喜悦，那上帝在人身上的所有作为，便都是人所不配有的；人所不配有的，便是恩典了。上帝之所以悦纳人，纯粹是因为＇惟独恩典＇ 而已。
＇惟独圣经＇是路德与天主教划分界线的基础。路德认为信仰最终极的权威，是上帝的话语一圣经。路德不是要推翻一切传统，乃是主张所有传统都必须在圣经的审判之下。圣经是信仰最後的权威、最後的基础。
三个＇惟独＇，构成更正教信仰的核心。
C．路德主持下的宗教改革。
由於宗教改革主要是由民众从下而上的自发推行，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动机，有纯粹宗教性的（认定大公教会已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原来精神，必须予以纠正），也有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民族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社会革命者），故情况异常混乱，＇过激＇ 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在不少天主教堂及修院被群众破坏时，总会发生暴力打斗、抢掠等罪案。为著恢复社会的秩序，也为着把宗教改革运动重新导人政府所容许的轨道，路德在 1522年被邀请返回威登堡，主持宗教改革。
1．内部分裂——农民革命。
在他主政後不久，1524年6月，便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最初在德国西南边境史图今根（Stuhlingen）发生，1525年蔓延至瑞士、德国等地，约有三十万人参加；这是一个自发的、夹杂著政治与宗教理想的社会运动，也可以说是与当时的宗教改革运动相连的社会革命。革命领袖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的倾向，要求废弃种种压迫农民的政治与宗教势力。他们提出一份《十二条》（Twelve of the Peasantry）的主张，包括由会众选举牧职人员、废除十一奉献和农奴制度、禁止贵族吞并公共土地、限制封建赋税、改革法律制度等。他们其中一位精神领袖多马闵次尔（Thomas Mumzer，约1488－1525），从前是一位教士，他要教会交出所控制的土地。在他的影响下，这场农民战争染上浓厚的宗教气氛。
路德是个保守的人，他到处演讲，反对暴力，反对农民运动，大力反对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反杀人行劫的农民暴徒》（Agains the Muderous and Thieving Hordesof Peasants），要求各诸侯镇压暴徒。1525年5月，在各地诸侯的合作下，阅次尔等在法兰根蒙逊（Frankenhausen）被打败，农民暴动终於被敉平了。
路德虽非促使农民运动失败的主因，但他之反对农民运动，却对宗教改革的推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路德从此失去部分民众的支持，农民对他的反对尤其激烈。德国南部某些地方，从此回到天主教的阵营中。另外，由於路德容许贵族控制社会，造成更正教会中贵族的势力大增。天主教声称农民运动是上帝对宗教改革的刑罚；诸侯贵族因著惧怕宗教改革会带来连锁性的社会动荡，不敢再贸然参与，如此也削弱了更正教阵营的力量。
2．与伊拉斯姆决裂。
路德的保守性，亦反映在他与人文主义者的决裂之上。如前所说，投入宗教改革阵营者，各怀著不同的动机；其中不少人文主义者只为了不想受教皇或任何教会权威的操纵，而参与改革运动。他们鼓吹个人自由的思想，与路德的信念可说是南辕北辙。路德是在经验到人的彻底无能以後，才确认因信称义的道理的，又怎会相信人的理性与自由呢？他与人文主义者的分裂，是早可预期的。
伊拉斯姆原为奥古斯丁修会会士，是一位出色的希腊文学者，他在1516年所编订的希腊文圣经，为多世纪以来的标准版本。他起初支持路德，但後来却发现他太固执，且过分强调教义和上帝的无限权威，忽视和否定人的主动性，遂於1524年，写了一篇《论自由意志》（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