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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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略提一下圣公会当时的情况。十八世纪初，教会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派别：一个是所谓＇高教派＇　，效忠王室，拱卫圣公会的礼仪传统；另一个则是＇低教派＇　，他们受改革宗神学思想影响，在一场争论後称为不奉国教者。
　　我在第六课曾提及，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的修道主义，却主张把世界变成一个修道院。清教徒主义秉承了这样近乎律法主义的属灵气质。清教徒家庭非常注重宗教教育，家长得肩负教导子女圣经与属灵知识的责任，每天带领他们灵修祷告；他们亦重视道德纪律，要求严守基督徒的律法，追求个人的自制自律，有中有节，举手投足皆有标准范式，合乎基督徒的体统。卫氏非常注重生活操守，自小已有禁欲的倾向。
　　卫氏虽然关怀穷苦人，爱护後辈，但却不擅交际，性格内敛；尤其难以与人以平辈相交。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和导师，但无法做别人的知己好友。卫氏的婚姻关系恶劣，妻子下堂求去，大抵亦与他这种性格有关。
　　有心理分析者认为，卫氏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有清教徒的气质，道德操守严谨；另方面则受圣公会高教派的遗存，无法与人建立深契的关系。
　　在卫氏的成长期间，有两本书对他的属灵生命塑造有很大帮助。其一是金碧土的《效法基督》。金碧土生於十六世纪，与马丁路德差不多同期。他关注到教会广泛存在的属灵枯乾问题，不过却采取了与路德截然不同的解决路径，他主张复兴传统修道主义的属灵精神，强调自我否定、治死欲望、追求贫穷俭朴等。金碧土的属灵观对卫氏有相当的影响。其二是罗威廉（William　Law，　1686－1761）的《呼召过圣洁生活》（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Holy　Life，1728）。罗威廉是剑桥的教授及牧师，在1714年，因拒绝效忠乔治一世（George　I），成为拒誓派（Nanjuror）。在《呼召过圣洁生活》一书内，他强调信徒必须进行道德改造，学习自我否定、谦卑与自制，生活旨在荣耀上帝。此书亦对卫氏及威特菲德等福音主义者产生很大的启蒙作用。
　　卫氏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已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预备接受圣职。他受到古教父的启迪，努力要过简朴生活，强调对穷人的关怀、服务与牺牲，并对当时刚崛起的资本主义非常反感，认为资本主义倡导私有制，肯定人的贪念，与基督教信仰的原则相违，故是人性堕落的产物。卫氏相信克己、清苦的生活，才是圣经揭示的基督徒理想。这与今天我们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鱼得水般的感受，相距不止道里计；今天很多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只是无法与共产主义相兼容，与资本主义却和谐无间，甚至相信资本主义是唯一合乎圣经的制度呢！。
　　由於卫氏有这样的社会与经济信念，所以他认为对人关怀不仅是慈惠的要求，也是公义的要求。按照新约圣经营家的观念，没有人真正拥有甚麽，他不能宣称自己是某样财富的合法主人，他所拥有的只是上帝交付他代为托管而已。倘若一个人将上帝交他托管的据为己有，他便是偷窃了上帝的东西。卫氏这个观点对日後循道会的传统影响甚大；对循道会而言，社会服务不是教会可有可无的工作，却是整个教会使命不可或缺的部分。
　　B．初期活动：在牛津创办圣会。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卫斯理约翰与其弟查理（CharlesWesley，1707－1788）及威特菲德等在他的房间内聚会，定期查经，组成一个圣会。他们除了祷告、敬拜等属灵操练外，也积极从事慈惠工作，包括探望犯人、救济贫民、开设义学等。当时期社会里有许多急待帮助救援的贫民，卫氏等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切中时需。
　　圣会的规模不大，成员从未超过二十五人，在形式上与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相似。直至1735年，卫氏离开牛津後，圣会才告解散。但无论在组织抑或功能上，圣会都成了日後成立的循道宗的基层单位（称为＇班会＇的楷模。
　　在教会历史中，多次出现过与卫氏的圣会相类似的自发小组。十六世纪罗马有一个未经认可的信徒团体，名为＇神爱教社＇（theOratory　of　Divine　Love　），是由一群倡议教会改革的年轻教士组成的，他们志同道合地操练敬虔生活，寻求为上帝做大事的机会。结果，在这个小组中出了一位教皇，他结集了日後推动天主教改革的主要力量。此外，耶稣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创立，也是由数位有梦想的年轻人开始的。
　　现在年轻人常有的困扰是：梦想是否难以成真、现实世界是否无药可救？但我的困扰却是：如今仍然有梦想的年轻人何在？现实世界无疑离理想甚遥，位处建制中的保守势力浩大，现存的问题盘根错节，要改变现状，真的绝不容易，犯上者随时得准备好充当烈士，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现实难以改变仍不是悲剧所在，扑火的灯蛾至少曾有刹那间的炽热绚烂，虽死无憾；真正教人绝望的是再也找不到甘以身殉理想的扑火灯蛾，再没有挑战现实的年轻人。年轻一代已够聪明，了解撼击建制的成功机会与所冒风险，故早已不敢作梦，从一开始即认命了。他们不相信世界可以转变，碰到问题立即撒手，署身事外，最多如犬儒一样，在外面指手划脚，冷嘲热讽一番罢了。这世界真的难以改变吗？上帝果真在人类历史上再无伟大的作为吗？抑或只是没有期盼上帝在这个时代显出他的作为来的守望者，没有立志为上帝成就大事的寻梦者？。
　　c．思想的改变：莫拉维运动的影响。
　　1735年，卫斯理约翰兄弟应传道会（Society　for　the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的邀请，赴美洲一个新建的殖民地乔治亚，向印第安人传道。据他所说，他期望藉此行摆脱他长期陷落的属灵危机。在乘船赴美途中，他遇上莫拉维弟兄会一位领袖施芳恩伯尔（August　Gottlieb　Spangenberg，1704…1792），深受其影响。
　　此次宣教行程并不成功，甚至可算是一败涂地。卫氏於1738年返回英国後，遇到另一位莫拉维弟兄会的成员——彼得波勒（PeterBohler，1712－1775）。在他的引导下，卫氏与其弟查理开始严格追求过敬虔生活，并遵守道德规范。之後，他们均有一次特别的重生的经历，这次经历称为＇阿尔德门街经历＇　（AldersgateExperience，参页268）。卫氏两兄弟其後更前赴德国，参加莫拉维的团体＇守望屋＇　（Herrnhut），与他们相处了数月。
　　1．运动的缘起。
　　在未论述卫斯理约翰所受的影响前，这里先交代一下莫拉维运动。如第五课所说，宗教改革可以分为宪制的宗教改革与激烈的宗教改革两种。前者是由上而下、借助政府的力量来从事宗教改革，共分三大派别：马丁路德的路德宗，加尔文的改革宗及英国的圣公会；後者则是由下而上，发源自民间的宗教改革，重洗派便是激烈的宗教改革主流。
　　从时间上说，重洗派的起源比宗教改革还要早。早在十四世纪末，德国及北欧地区便有人反对大公教会的组织与属灵模式，鼓吹宗教改革的思想，他们自行组成一些小群体，过独立的信仰与社会生活。宗教改革以後，这些群体的发展更为快速。其中有一群受瑞士宗教改革影响的基督徒，在莫拉维亚（Moravia，今捷克一地）定居，以使徒时代凡物公用的形式生活。由於他们的领袖为胡特尔（Jacob　Hutter，1536逝世），故自称为「胡特尔弟兄会」（　Hutterite　Brethren）。胡特尔弟兄会在莫拉维亚活跃至　1620年，因三十年战争爆发，家园为德军所摧毁，成员辗转流亡於东欧各地。在十八世纪，敬虔主义运动（参页266…　267）领袖亲岑多夫伯爵　（Count　von　Nikolaus　Ludwig　Zinzendorf）曾在其属地德国撤松尼郡设立难民收容中心，收容一群来自波希米亚（Bohemia）的弟兄会成员，自此莫拉维弟兄会获得中兴，且与来自德国敬虔主义思想合流。1736年，在撒松尼的莫拉维弟兄会的成员又再次被驱逐；他们在欧洲各地流徙，到处建立弟兄会，其中在荷兰与英国的拓展工作最成功，後来他们许多也迁往美国继续发展。莫拉维弟兄会轻视教义与神学研究，却注重个人灵命的更新与群体生活的建立。他们也很注重海外宣教工作，早在1731年便派出宣教士到加勒比海传教，为更正教第一个关注差传的教派。在十九世纪，他们的宣教士与信徒比例高1：60（其他平均为1：5000　），可见其对宣教工作的投入。
　　2．卫斯理约翰所受的影响。
　　卫斯理约翰受莫拉维弟兄会的影响包括：第一对信仰的执著与确信，强调单纯的信心。重洗派一般没有建立其神学体系的抱负，他们关心的是实际信仰生活的问题；他们要建立一个使徒教会，就是由真实的信徒所组成的群体，其组织与制度如何并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关系、分享与互利。受敬虔主义影响的莫拉维运动，更强调在信仰中感情和意志的作用，要求信徒必须对上帝的恩典有个人主观的领受。
　　第二，在救赎论的问题上，他持反对极端加尔文派的立场，赞成无限代赎论（Universal　Atonement），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均有自由与权利选择救恩，上帝并未预先限定某些人不能得救。
　　第三，关注宣教工作。如前所述，莫拉维运动是第一个关注宣教工作的更正教群体；他们甚至主张宣教移民，即鼓励好些信徒家庭迁移到别的城市居住，为要从事宣教布道的工作。
　　第四，关怀慈惠工作。重洗派强调政教分离，他们相信基督徒已迁入光明的国度去，与这个里暗的世界再无直接的关连。他们跟改革宗清教徒不一样，并不主张改造世界、建立合乎基督精神的社会与文化，却相信教会在社会里的主要责任，是使人可以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过，他们认为教会得为社会的创伤做包里治疗，特别是向那些在黑暗世界中受苦的人伸出援手；所以，他们非常看重救援性的慈惠工作。
　　第五，轻视神学研究。莫拉维运动与敬虔主义，一般都有反智倾向，轻视学术研究与神学反省。他们对启蒙运动有过激的反应，全盘抹煞学术研究的价值，断言知识会使人失去灵性与敬虔，学术与灵性不能并存。
　　D．卫斯理约翰与敬虔主义。
　　从前段谈到莫拉维运动中，我们已可略窥见敬虔主义对卫斯理约翰的影响，但同时他对敬虔主义思想的流播，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藉著他，敬虔主义成为十八、十九世纪英、美的大奋兴运动的一个主要元素，并在普世宣教运动的热潮下推广至世界各地。由於华人教会是大奋兴运动与宣教运动的产物，它受敬虔主义的属灵观影响，是赫然可见的。
　　1．敬虔主义的缘起。
　　敬虔主义出现於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较卫斯里约翰早不多时，是在路德宗里所衍生出来的信仰运动，重要的推动人物有亚仁特（Johann　Arndt．　1555－1621）、施本尔（Philip　Jakobspcner，　1635－1705）与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1631－1727）。他们反对路德宗经院神学过分注重理性与教义的趋向，而强调感情上、道德生活中表达敬虔的重要性。敬虔主义运动并不主张离开原有教会自立门户，却在教会里建立小组［敬虔群体（　collegia　pietatis）〕，藉此推动信徒乃至教会整体的灵命更新。
　　2．影响举隅。
　　基於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其中一个敬虔主义与清教徒或宗教改革主流思想的分别，让我们了解敬虔主义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我们在讲论宗教改革的意义时曾提过，改教运动家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项革命性变革，就是打破藉宗教观念与行为所划分出来的二元世界观，这变革将神圣与世俗的界线泯没了，再没有任何本然神圣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与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属灵或属世的区分。加尔文强调整个世界是由天父创造并继续掌管护理的，世界是我们唯一可以实践信仰的地方。＇信徒皆祭司＇　的原则，将原本被视作高人一等的圣品阶层拉落凡间，教牧同工与平信徒的分别只在教会的角色功能上，而在属灵地位上则毫无差异；没有甚麽工作是特别的＇圣＇　职，因为一切工作都可以是「圣职」。即使某人从事清理垃圾的工作，只要他抱著荣耀上帝的恭谨态度而为，这便是不折不扣的圣工；反之，即使在教会里当牧师的，只要他怀抱著争名夺利的心态，那他所做的便是再世俗不过的工作。关键端视人主观的工作态度，而不在於工作的本质。职业（vocation）既是工作，也是圣召。
　　但是，敬虔主义却重新为世界布置一条区分圣俗的界线。他们有浓厚的出世心态，不认为信仰与世界是同质的，基督的教训无法在社会现实之上兑现；他们将属灵及属世作严格的二分，并将之当作某个固定本质的标签，扣在不同的人物、事件与行动之上。敬虔主义者认为，圣职只是传福音与牧养信仰的事工。即使是行医救人的医生，也算不上在从事圣工；惟有在他向病人传福音时，他才算参与圣工。基督徒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不算实践圣召；他们在下班後返教会预备主日学、设计壁报板，才满足圣召的要求。敬虔主义者同样主张＇信徒皆祭司＇　，但其意思不是说所有人已在履践祭司的职分，而是他们得在公馀参与福音事奉。
　　毫无疑问，这种严分属灵与属世的属灵观、将圣职限定在教会事章之上的职事观，仍是华人教会的主流看法。
　　E．转捩点：＇重生＇经历。
　　卫斯里约翰与其弟查理在1738年的＇重生＇　经历（被称为＇阿尔德门街经历＇　，循道宗今天称之为＇灵性复苏＇　），是颇志脍炙人口的。对他们而言，＇重生＇　不是指着头脑上认知基督使我们得新生命，不是指我们悔改得救，不是指我们平日对上帝的经验；而是一种特别的属灵经历。
　　在莫拉维弟兄会派赴英国的传教士影响下，1738年5月1日，卫氏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信徒在伦敦阿尔德门街组织了一个会社（society），实践在大教会中建立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的原则。同年5月24日，卫氏在会社聚会时，突然心中有异样的火热感觉，在圣灵的充满下，他不独产生了强烈的喜悦感，确认自己已不再为罪的奴仆，更感到内在的恩赐能力被释放出来。卫氏说：，我觉得自己实在已经信靠基督；惟独基督才能拯救我；我已获得这个确据，因为他已将我的罪全部挪开，并且从罪和必死的律法捆绑中把我拯救出来。」他弟弟查理较他早三天拥有类似的经验。这个重生经历不仅对循道主义运动（参页273－277）产生相当的影响，对日後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灵恩运动属灵传统的建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导因。
　　有趣的是，卫斯理约翰获得重生经历的导因，亦是马丁路德在三百年前所经验过的属灵危机。在教会历史中，遇上类似危机的人可多著呢！除却上述二人外，较著名的尚有耶稣会的创办人罗约拉的伊格那丢（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这个属灵危机大致如下：一个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竭力要在生活上彻底遵行上帝的诫命，远离罪恶，追求公义与圣洁：但吊诡的是，他意想成为圣洁，便愈觉自己的思言行为污秽：他愈想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