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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海伯利安 作者:[美] 丹·西蒙斯-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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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黎绂津大气保护体,这是一个围绕着织女星旋转的小型星球。甚至在那时,那个毒气星球就已经建起了一个远距传输器,连接到太阳系,而我没有传送。也没有乘独步回旋飞船,这种飞船使用霍金驱动器,每个标准年都会去一次天国之门。不,老妈把我送上了一艘三相冲击飞船,飞往偏地的这个尽头,那飞船的速度远比光速慢,里面冰冻着家畜晶胚,浓缩橘子汁,以及食客病毒,按飞船日历,这次旅程将让我花去一百二十九年的时间,还有客观如实的时间债,也就是:一百六十七年!
  老妈算计着,那长期账户的累计利息将足以还清我们一家的债款,也许还能让我舒舒服服的活上一阵子。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算计错了。




第四章

  对天国之门的速描:
  航空转运码头延伸出条条泥泞道路,它们宛若麻疯病人背上的烂疮。天空是一张烂麻布,破碎的黄褐云彩高挂其间。一座座纠结不清、奇形怪状的木质建筑在尚未完工就毁坏大半,无玻璃的窗户呆滞地凝视着左邻右舍血盆大口的洞开门户。在此处繁衍出来的土著……我想,还算是个人吧!……眼瞎脚跛,肺也会被腐败的空气烧灼了。就算一家子生个一窝十几个子孙后代出来,在五标准岁之前,这些小鬼的皮肤就会变得坑坑洼洼了,并且受到大气的刺激,泪水会永远流个不停。然后到四十岁前,他们就会一命呜呼。这些人笑起来时,嘴里露出一口烂牙,油腻头发里挤满了虱子和吸血虱的血囊。尽管如此,父母们依然洋洋自得,满心欢喜。两千万无药可救的笨伯,活生生地塞在岛屿上头的贫民窟,那座岛可比旧地上我家西侧的草地还小。天国之门的大气成分,常人一吸就挂;为了争抢为数有限可供呼吸的空气,人们更是奋力挤进空气制造厂那方圆六十里内的土地,那是工厂在毁坏之前所能供给的最大范围。
  天国之门:我的新家。
  老妈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所有旧地账户会被冻结——里面的钱全都被挪进了成长中的世界网经济体。她也忘记了,人们之所以要等着乘到霍金驱动飞船,才敢去探索银河旋臂,是因为在长期冰冻沉眠之下——相对几周、几个月的沉眠来说——大脑受永久性伤害的几率足有六分之一。我还算幸运。当我在天国之门启封,并被送往边界线外挖掘酸液运河时,脑部仅仅发生了一次意外——中风了。肉体上,我在当地时间的几周内就能复原,回到泥坑的工作岗位;但在头脑里,我所失去的东西却是自己最渴望的部分。
  我的左脑完全停摆,就好像回旋飞船受创而被密封的舱室——气闭门将毁坏处隔离,让它暴露在真空之中。我仍然可以思考,并很快取回身体右侧的控制权。只有脑中主司语言的中心伤得太重,难以修复。我头颅内这台奇妙的有机计算机把语言功能当做瑕疵程序给抛弃了。掌管情感的大脑右半球并非完全没有语言的功能,但也只有最受情绪主宰的沟通单元得以幸存;我能使用的词汇苟延残喘,仅剩九个。(我后来才知道,这已经是特例了;许多脑血管意外患者所拥有的词语数量不过两到三个。)为有案可查,我还是记下来,这些是我能运用的全部词语:、屎、尿、疤子、天打雷劈、直娘贼、屁眼、嘘嘘和嗯嗯。
  迅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字词有些重复。我能够支配的语汇里有八个名词,它们表示了六项事物;八个名词有五个可以当动词用。我保留了一个意义明确的名词,以及一个既可当动词又可当虚词的形容词。这个新语言体系包含了四个单字、三个复合字和两个叠字儿语。所能表达的意义范围有四个关于排泄、两个关于人体器官、一个神圣咒语、一个交媾或要求交媾的标准用语,还有一个交媾变异语汇,但这个对我不再适用——因为我老妈早已过世。
  总之,这些也够用了。
  在天国之门的烂泥坑和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三年,我不敢说那些回忆充满了喜乐,但和我之前在旧地的二十年相比,这些日子至少对我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重要性或许还更显著些。
  很快我就发现,在我的几个亲朋好友之间——比方说老泥巴,这个挖泥班的工头;昂克,这个贫民窟里跟我收保护费的恶霸;还有戚蒂,待在爬满虱虫窑子里的狐媚子,我有钱的时候会去找她睡上一晚——这些词语很吃得开。“屎,”我会一边嘟哝一边比划,“屁眼疤子嘘嘘!”
  “啊,”老泥巴笑嘻嘻地说道,露出他仅有的一颗大牙,”要去店里找些又湿又软又嫩的乐子嚼嚼?”
  “天打雷劈嗯嗯!”我也朝他笑道。
  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措词有限的语言之舞,更是在于感知和记忆近乎无限的组合,同时兼具着所感所忆的灵敏。我在天国之门待了当地时间的三年,几乎有一千五百标准天数。这三年,我有时间去观看,去感受,去聆听——去回忆,似乎我重获新生了。虽然我的新生之地又是地狱,但这无关紧要;再次写作的感受是真正诗歌的精华,新鲜自然的经验是给予我新生的生日礼物。
  要适应一个美丽新世界①,一个突然间比我年长了一百五十岁的新世界,没多大困难之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我们谈过扩张和先驱精神,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人类宇宙变得如何残废虚弱,如何徘徊不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带着创造力头脑的舒适黑暗时代;制度改变得很少,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的;科学研究慢吞吞地横向蟹行,而它曾经是带着本能地大步飞跃的;发明物更是几无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稳定技术,对我们的曾祖父来说——他们也能立马搞明白,学会怎么用。因此,当我在飞船上沉睡的那段时间里,霸主成了正式的实体,世界网被织成了近乎完美的形状,全局以民主的方式取代了人类的慈善暴君,技术内核正式退出人类事业,然后以盟友而不是奴隶的姿态伸出了它的援手,驱逐者退却至黑暗,扮演起复仇女神的角色……但是,甚至在我被打入冰棺之中,夹在猪肚子和冰冻果子露中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慢慢地爬向临界点了,这种旧趋势显而易见的扩张不难理解。此外,如果历史从自己内部审视自己,它总是像是肚子里那黑暗、帮助消化的伙食,跟史学家从远处审视那些很容易辨认的奶牛是远远不同的。
  我的生命是在天国之门,是那分分秒秒的挣扎生存。天空总是没完没了的黄褐日落之色,挂在头上就像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离我的小屋仅几米之遥。我的小屋,说也奇怪,还是挺舒服的:有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或者干那事的帆布床,一个用来方便的地洞,一面可以静静凝视的窗户。我的环境是我词语的真实写照。
  对作家来说,监狱总是个妙地方,它会杀灭活动和消遣这一对魔鬼,天国之门也毫不例外。大气保护体监禁着我的身体,但没有监禁我的头脑,也没有禁锢住那脑袋里仅剩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我的。
  在旧地,我的诗文是写在一只撒督…德科纳通信志思想处理器中的。当时,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衬垫躺椅中,抑或浮在我的电磁游船中,漂在黑色的泻湖上方,又或者是沉思地走在香气四溢的凉亭里。那是些面目可憎、训练无素、毫无技巧的浮夸诗文,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天国之门,我发现了刺激精神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的;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我得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弯脊折骨,痛苦榨肺,撕肠裂肚,扯裂韧带,打破卵蛋的体力劳动。但是我发现,只要这任务是既繁重又反复,我的头脑就会无拘无束地漫步在更富想象力的区域里,不仅如此,它还会飞也似地逃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在天国之门,我会在织女主星的红色凝视下,在污水四溅的运河里疏浚河底的渣滓,或者,我会在迷宫般的肺道中,手脚并用,缓缓地爬行在重吸菌组成的钟乳石和石笋中,与此同时,我变成了诗人。
  我所缺乏的,仅仅是词语。
  20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①,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带来的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这字还是这个意思。但是近英语中,“honesty”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或者“Motherland”?或者“progress”?或者“beauty”?但正是在我们的自欺欺人之下,我们成了上帝




第五章

  有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栖于一身的人,名叫伯特兰·罗素①,这家伙跟加斯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也死在同一世纪,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语言不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惟一贡献(是的,我们的DNA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物编织了真正的构造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Ⅱ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粘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鸟——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惟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惟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嘘嘘。天打雷劈!”
  他们摇摇脑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粘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磺玫瑰,不让滚滚前进的灌浆机将它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看见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在根本上这是真理。我处理“物自身”①,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的,那些词语回家了。我的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都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劳作在污泥场,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嘶嘶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自己惯于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②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着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苯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的写着,那笔是在矿工共同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来,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着用了用弥尔顿的叙事长诗的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的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③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侨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
  当然,在最后,我把整个大杂烩扔掉了,我以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诗篇》。
  如果不是昂克这个贫民窟里的恶霸,我也许还会在天国之门这个星球上,白天挖掘酸液运河,夜里写着《诗篇》。
  那天我休息,我带着我的《诗篇》(那可是我手稿的惟一稿!)到公共大厅的公司图书馆做些研究,然后昂克和他两个心腹从小巷里闪了出来,叫我立即把下月的保护费交了。我们在天国之门大气保护体没有寰宇卡;我们用公司的临时单据或者地下马克还债。但我什么都没有。昂克要求看我的塑料肩包里的东西。我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我就此犯了错。如果我把手稿给昂克看看,他顶多也就把它扔在烂泥中,威胁几声,掴我几记耳光。就像你想象的,我说了不,结果把他给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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