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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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朝方得改正。
②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第十九章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前言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条约（Li…Lobanov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国家，租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