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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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愿意隔三差五过去看看有什么新书。我曾经想过理想中的中轴路应该是什么样，但实在想不出来。因为路就是路，它不是想出来的，走出来的，而是规划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住在院里的居民来说，应切记住有这条路之前是一家，有了这条路仍是一家。只有心情顺畅，天堑方能变成通途。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北京啊，北京我在模式口的日子
赵赵，目前任职某唱片公司。出版物：《春暖花痴》、《命犯桃花》、《动什么不能动感情》。专栏作家。曾为陈明、毛宁、屠洪钢、杨钰莹等歌手创作歌曲。 到现在，我的抗臭能力都是很强的，任何污糟的、有怪味的地方，我都能比别人多呆上一阵子。这其实也算是一种生存本领，因为人间根本不可能处处芳菲。 这个本领的生成，要感谢童年在模式口的度过。模式口是个小村子，很小，基本上是围绕着一条东西向的小街而成。我在模式口长到10岁，10年里搬过两次家，4岁以前住在街北一条巷子里，之后搬到街南的一个大杂院。住到大杂院后，我渐渐有了记忆能力，而且是人世最初的记忆，很是刻骨铭心，虽然不够真切，有些事已经分不清是真是假，这就如同回忆初恋时分，直觉总认为初恋是美好的，但后来每次见到初恋男友，他的蠢相都让我恨不得抽自己。 在街北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子很小，屋顶上盖着油毡之类的东西，可一逢下雨，妈和哥还是忙不迭拿着大盆小碗放在四处接漏下的雨。我家旁边有三户人家，其中两家都是人丁兴旺，房子也大得多，还有院子，因为有年纪相仿的伙伴，哥常带着我去找他们玩。但紧邻的那家反而是不来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家的女主人是居委会主任，外号叫“毛驴”。我们这些小孩，并不知道长辈们互不来往的原因，但肯定坚决站在自家家长那头。有年春节，我哥剪窗花，剪了头毛驴贴在“毛驴”每天必经的小路上。后来“毛驴”忍不住，对我哥说：“把那个，摘下来。”家长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基本礼数还是有的，后来妈痛骂了哥一通。 模式口街上只有一个大的商店，我们当时还管它叫“合作社”。而离街北的房子比较近的，是一个小卖铺。小卖铺对于长辈来说没有大的意义，他们买菜和主要的粮食，还是要到合作社和旁边的粮店去。但小卖铺于我是非常可心的，妈说过我两岁就会花钱了，那天她突然找不到我，问邻居，说是一人儿往小卖铺去了，一会儿，就见我，“左手一块糖，右手一块糖”，扭着回来了，问哪来的钱，答“地上捡的”，那时候，一分钱可买两块水果糖。 后来，就搬到街南去了，这里有两间房，宽敞了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旁边就是公共厕所。每周，只要闻到臭气熏天，我不用出门就知道，不是掏大粪的马车来了，就是合作社新来了臭豆腐卖。 小时候，不会去苦苦思考生存环境的问题，觉得住在厕所旁边是天经地义的事。暑假，学校会布置任务，一人要打死100支苍蝇，我就拎着苍蝇拍，围着厕所转悠，还为能挨着厕所所以可打到足够的苍蝇感到天时地利人和，得意地与同学炫耀呢。 模式口街的紧西边，是一个很大的陡坡，基本上快到40度角。每天黄昏，妈都像个女飞侠似的，从坡顶上飞快地往下冲，我就坐在粮店门口的一个倒置的石头香炉上等她，那个香炉正对着南来的马路，爸是从南边回来的，所以我坐在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很是方便。一天中午放学，进了大杂院，发现满院的自行车，正纳闷呢，哥从家往外跑，我拉住他问：“谁来了？”哥严肃地说：“华国锋”。我顿时很激动，华国锋当时是国家主席哩，怎么到我们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来了呢？我根本就没有脑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高兴地往家跑。 进了家，才呆住了，感情这一院的车主，都聚到我家来了，我拨开人群，挤到床前，发现妈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我尖叫着，眼泪跟着掉了下来：“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人告诉我，妈从坡上飞速而归时，为了躲一个突然跑过马路的小男孩，猛一捏把，小男孩跑过去了，但妈摔在柏油马路上。说完，他们又欣慰地看着我：“还是生个闺女好，看给急的，她哥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跑了？” 妈很快康复了，我也觉出了当病人的好——家里堆满了好吃好喝的，我甚至把同学都约到家里来大吃大喝，就是沾了妈受伤的光。 街西的合作社里，还有一角是卖书的，其实没有严肃读物，全是小人书。但那里是我最爱的角落，只要攒够几毛钱，我就会到这里挑小人书看，根本不管内容，只要是新的就买，根本没有个人偏好，所以，那会儿还真看了各种各样的杂书。那会儿的小人书画得真好，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精品。 大杂院的东出口，是这条街上唯一的饭馆，那时我家的经济水平，是下不起馆子的，但我每天都会到跑到饭馆后窗去排队取牛奶，没人夹塞儿，大家即使不认得，也都脸熟儿，谁干得出那种丢人事儿呢？ 饭馆旁边，是唯一的储蓄所，工行的，我只记得自己曾往里存过钱，至于存了多少，一直糊里糊涂，直到要搬离模式口，才想到去取，结果，有十块钱哩，我乐了半个月。 街北有条路，直通上翠微山，爸曾带我和哥去过，走不远，就有一座破败的古庙，多年后这里被修缮一新，是拥有着与莫高窟壁画齐名的法海寺。爸带我们去时，那里并不开放，爸就把我架到肩膀上，再攀上树，透过窗棂，窥到壁画的局部。 搬走后的两年，我又回到了这条街，因为我考中的中学，是街南靠东的一所重点校，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时光。这三年里，学校旁边又开了一家小卖铺，但我们去到那里，主要是为了买新兴的贴画和贺年卡，把书本上装点得花花绿绿，而那些贺年卡，现在仍在我的床上堆放着。 这一离开，又是很多年，这两年，每到周末无事，我会驱车再故地重游，到法海寺转转，在街上转转，有两次，还到街南的大杂院里，找我家曾经住过的房子，见到那家后住的人，正在翻新旧房。奇怪的是，这条街如同多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房子翻新了一点，但路面，还和过去一样不平，路还像过去一样窄。 模式口，多年如一日地沉静着，每想起它，我就庆幸，因天性里那些纯良，都来自于此，我总告诉别人，年少时一定要在一个物质贫瘠但精神丰富的地方成长，那种最初的真善美，会留驻在骨子里一生一世。
北京啊，北京北京没意思
阚军，房地产资深评论人、万信网总经理 一 按出身论，这个城市可能没有几个纯正的北京人。大学时，北京生也就十分之几，而且一问，这里不少人属“在旗”、“大院”、“高校”、“高干”，基本上都属移民，真正来自老街老巷三代在京的实在太少；毕业分在教育口，学生倒是清一色北京小孩，一开家长会，就发现半数以上的家长口音不纯正；待下海工作，同行同业中，估计80％以上都是外地人。所以觉得特没劲，但也就这样了。 更没劲的是，尽管全世界的城市都有自我优越感，都瞧不起外地人，但独独北京例外，如果同一阶层，他们可能反而高看外地人。八百年前北京建都时就是大金国，便开始的异族统治，估计那时起，说地道北京话的人就不如说“胡”话的人。元明清三朝鼎盛时，不是外族也是南蛮统治，北京人便不是汉奸就是臣民。自军阀到民国，自民国到共和，估计京官都是有外地口音的居多，所以，建国后，老北京人常通过口音还辨官级，越是说话南腔北调的，绝对是官越大。好不容易轮到改革开放，官本位慢慢让位于市民社会时，依然没有轮到北京人大声说话，满城的鸟语都吃香，实在不行，广东话也值两儿钱。 几百年北京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他们吉祥，几百年北京人被统治惯了，所以他们奴性。吉祥加奴性就是没有脾气。 在一个没脾气的地方呆久了，自然也就变得同样没脾气了。这种感觉可以这样形容，如果说上海是一家合资企业，广州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就像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靠政府拨款、银行贷款，估计早就倒闭啦。 二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呆在北京这个国企里混呢？特别是大多数原来根本不是这个国企的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往这个国企里钻呢？今天的地产商更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赶到北京来投资发展。 因为北京“钱多人傻”，所以，什么生意都好做，什么文化都好混。尽管近些年北京有所改观，但依然让人有这种感觉。最明显的一点即是，北京的服务意识极差，从星级饭店到各类饭馆，多差的服务都会挣到钱，所以，在北京，发展商敢打购房人，物业公司也敢打购房人，而购房人还颠颠地排队认购。 正因为这样，这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不挣白不挣。所以说，北京人的钱都被外地人挣走了，北京人明明知道这一点，还是乐意消费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他们还以为，这都是国宴专用的供品呢。 所以，呆在这个城市，无外乎有两种人，一种自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北京这个大国企里混天过日，当一天和尚撞半天钟；一种自认为是外来和尚，变得法玩着命挣北京人的钱。当这两种人遇到一起时，永远都是一个瞧不起另一个，永远没有共同语言。但正是他们都有瞧不起对方的资本或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反而平等相处起来。这就产生了第二层没意思。北京人看外地人的种种“恶习”，但是他绝不会说出来；而外地人看北京人表现的种种傻样，也绝不会说出来。所以，有外地人在京混了十多二十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北京文化，从来不吃卤煮火烧；而北京人也从来没有向浙江人、温州人、广州人学习过如何做生意开店。这便形成一个谁比谁都不傻，结果谁比谁都傻的局面，恶性循环，不了了知。外地人永远都难以利用北京人的地方资源，而北京人永远都借鉴不了外地经验。 所以，一些房地产才在实践中找到真理，外地公司说，在任何城市员工本地化都是上上策，但在北京，千万要注意，员工本地化不是员工北京化。而北京公司则说，千万不要随便用外地人，这些没根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 多没意思的市场呀。 三 这样简单地划分为两大派后，只是为了更说明一个深层没劲。 当那群外地人在京生活十年二十年，挣足北京人的钱，然后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后，他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广东人、福建人、浙江人、东北人？非也，他的乡音早改了，习性也乱了，也回不去了，这时，他不得不去学着做一个北京人。而同时，他的悲剧也就发生了，因为无论如何他找不到非要做一个北京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便在此间左右摇摆，反复无常。 而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发展起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主流和中坚阶层，北京变得越来越不像老北京人眼中的北京时，他们所坚持的很多东西也就开始破灭，至少不得不面临为各自外地老板和经理打工，慢慢地、彻底地失去老北京人的仅存不多的骄傲和自尊。但这个过程也是几次三番，欲说还羞的痛苦过程。 在这个城市，客人一开始就没有把主人放在眼里，而且越来越反客为主，但最后终于也做不成主人。而另一方面，主人一开始就没有主人脾气，最后越来越变得低三下四，诚惶诚恐。 在一个没有真正主人与客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归属的，无论做主人还是客人，都是没有意思的。 那么，为这些主人与客户盖房子的发展商，也因为永远摸不清是应该给主人盖还是给客人盖，甚至搞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所以，盖起房子没有定位来自然乱七八糟，卖起房子来卖得好坏也都莫名其妙。 所以，北京的发展商无论挣钱赔钱，都是没有意思的。没有艺术的快感、没有策划的快感、没有商业的快感、没有冒险的快感，自然也就没有做人的快感。 于是，有那么一群发展商实在是憋得慌，每年不折腾点事出来，自己都觉得可耻。 这就更没意思啦。
北京啊，北京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
林白，本名林白薇，现居北京。毕业于武汉大学，先后从事电影、图书、新闻等行业。主要著作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玻璃虫》等三十余种，有《林白文集》四卷。长、中、短篇小说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长期以来，我觉得东四十条就是北京城的中心。难道不是吗？在浩如大海的京城，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办完事再赶回来，一天时间就耗费掉了。但是只要你住在东四十条，全城重要的地方，好玩的地方，你不能不去的地方，路程统统都在三公里以内，打的不超过十分钟，步行不超过四十分钟。自从全面接受了每日步行三公里的健身方式，我觉得自己健步如飞，身轻如燕。我曾经步行到达以下地方：王府井、首都剧场、中国美术馆、三联书店、隆福寺步行街；往北到雍和宫、中国青年出版社，往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往东到文联大楼，那里有众多文化单位，如果要开会，或者会朋友，我会步行去，打的回。 三里屯的南街和北街，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若要步行，最多一刻钟。但我更多的是白天去，从前有三里屯服装街，比享誉中外的秀水东街更有趣，因为除服装之外，还有花木、藤器和小松鼠。现在服装街撤消了，不过却留下了一道华丽的痕迹，在国际邮局旁边，有一个外观超绝、内观别致的店铺，里面陈列着一台粗笨老旧的织布机。无论是云南还是青海，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古老的织机在农村消失已久，却在京城的使馆区出现，连带那些飘渺魅人、既古又洋的衣服，像鬼一样迷人。那里的服装每种只有一件，经过了独特的审美和设计，以及人的手工，所以它昂贵，并且自得。一天又一天，它们安静地等待那些愿者上钩的人们。她们说：才一千多块一件，不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