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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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昂贵，并且自得。一天又一天，它们安静地等待那些愿者上钩的人们。她们说：才一千多块一件，不贵啊！ 工人体育场更近了。1990年的亚运会开幕式，正是在东四十条路口设置了检查的关卡，我拿着票，走出家门口，经过了安检的第一关，然后从容步行，到达会场。无论是歌迷，还是球迷，工体总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现场就现场啊，现场热血沸腾，现场热泪盈眶，现场的光芒永不落，只有冷血的人才不到现场去。但这时候就会堵车，走三步停一步，时间已到，演出开始了，哨音一响，球已经在草坪上滚动。你恨不得生出翅膀，但这是痴心妄想。这种时候，住在东四十条的人有福了。 据说现在去三里屯的都是外地人，后海才是真正有味道的好地方。我完全赞同。从东四十条往西两公里多就是后海了，后海北沿，是我们网小鱼小虾的地方，用一种特制的铁笼，在官园买的，里面放几根骨头，扔进水里，过十几分钟再提上来。冬天流着清鼻涕，但不觉得冷，夏天满头是汗，也不感到热，这就是后海的奇异之处。除了鱼，后海还有以下事物值得一提：银锭桥、垂柳，湖里的船，水上的箫声，岸边的人，酒吧和烟袋斜街。这些都在我的脚力可达之内，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看，如果一个人住在东四十条，她很容易把后海看成是自己家的后院，或者，囊中之物。 外地的朋友来了带到哪里去？这一点都不成问题，当然是先约到三联书店的二楼喝茶，谁先到了可以先翻书看，那有全国最好的书籍和画册，可以取一本漫画，把自己看高兴之后就到二楼，一壶大麦茶六元钱，喝一小时足够。之后就逛王府井吧，东四南大街也行，不爱逛就去后海，再风雅的人也能搞掂。 我进一步发现，从东四十条出发，到出入境管理处，各个大使馆，全都可以步行到达。更妙的是，对外演出公司就在我家对面，有多少次，我走过马路就能拿到朋友在收发室给我留的票，音乐会、芭蕾舞，它们浓艳的身影就在对面。更加绝妙的，是保利国际剧院也在跟前，抽一支烟就到了。 如果要到远处，就坐地铁吧，有一个地铁站就叫东四十条，可以一直坐到苹果园，然后打一个的，到香山，或者八大处。若要去更远的地方，北京站很近，首都机场也不算远，三十分钟可到。 多少看到报上发布消息，步行可以治疗抑郁症，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步行，人就会兴致勃勃，如果发现你要去的地方几乎全都能步行到达，你会更加兴致勃勃。
北京啊，北京城市是个活物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每次看见数落北京城市建设的文章，心理都很矛盾，尤其是大老远地从飞机上落下地就开始说北京怎么变得这么丑陋没文化。说的虽然在理，但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水深火热之中的痛感，倒是显得热火朝天的兴奋。所以，要看一个城市断不能只看街面上的建筑，那是观光客的眼光。 有一个走南闯北的朋友说过一个段子，好像说到了几个城市的文化特点，他说，在广州你能看到的人有广东人、湖南人、江西人、北京人等等全国各地的人，在上海能看到的是上海人和外地人两种人，到了北京就只剩一种人了，全是北京人，不管从哪儿来的，呆上些日子就都成北京人了。北京这种无所不包的包容力不同于广州之处大概就是它还有大锅烩的融合力。这大概就是北京的魅力了，所以北京虽然吸引了南腔北调的人，但都绝对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嗓门。人都这么杂了，都放眼世界了，这时候如果您还指望这个城市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那除非我们把北京推倒了，重新按理想规划出一个。 可是谁想好了该把北京规划成什么样吗？这么杂的人，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统一吗？规划出来的城市大家都同意吗？正如专门研究艺术史的人现在也不能不把无孔不入的生活方式考虑在内，来探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艺术，他们发现“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涵的内容一样丰富”，因为无论多伟大的杰作表现的只是单个的天才，而鄙俗的物件儿却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城市的文明大概也应该这样评价。 我记得有人曾批评五十年代以后在北京兴建的苏式建筑，把北京的古城面貌破坏了，的确称得起千古遗憾。但是生活在继续，经过几十年几百万人在这些建筑和街道里的养儿育女，工作成长，这个不合皇城神韵的城市也有了人气，现在看起来也成了一代人怀旧的对象了。在建筑文化上它再怎么不对，可是它和那时候的社会生活是协调的，新中国成立，一下子那么多政府机构那么多人，胡同装不下，必须建楼；另一方面它和那时候的文化气氛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一个单位里的公家人，工作生活分的没那么清，工作生活在一起就在情理之中，何况还有个强大的榜样给你学习。可见城市要变成什么样，不是书本道理能说了算的。一度要在建筑中保留历史文脉的那些帽子，成了这20年的城市建筑的最大笑话，现在人人都会挤兑它几句。看起来苏式建筑和大帽子都是规划出来的，但是根据不一样，根据历史趣味规划和根据生活方式规划完全是两件事。怀旧归怀旧，现在如果还坚持五十年代那种建筑规划不会有多少人同意，就会像大帽子一样遭人嘲笑。根据一个现成的理念规划出的所谓城市文化很难驾御琐碎而充满变数的生活。 说到城市文化时，大家都爱指责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师，因为有一句惯话把建筑比做立体的音乐，石头的诗歌，背着这么个艺术大包袱，建筑师们就有了义务憋足了劲来设计惊世骇俗、最新最美的建筑。越是指责他们，他们就越使劲动脑筋，结果可能就越糟。北京的城市建设最遭抨击的规划，除了老城墙的拆毁把那种文化拆毁了，就是这20年的花样翻新却没有建设出新的文化。糟就糟在太使劲了，急于旧貌换新颜。 不管文人把建筑比做什么样的艺术，由这些“艺术”结构起来的城市只是过日子用的。当然所有的美丽城市总有它的标志性的、堪称艺术品的建筑，但是城市的文化聚集力不一定就由标志所能决定，北京过去的古老文化不仅因为那无可比拟的城墙和紫禁城，更因为有弥漫城内的胡同四合院、院内的枣树柿子树葡萄架、气定神闲的北京人……革命时期的北京也不仅因为有广场，还有那些“机关大院”、革命热情冲天的革命干部、红旗下宣誓的少男少女、动不动就感觉接近革命中心的骄傲……这就好比不能因为人是由一些蛋白质组成的，就把人当蛋白质对待，也不能因为城市由建筑和街道组成，就把她当成蓝图对待。 城市也是一个活物，城市文化也不是一手建设的，是生长起来的。她的生长自有她的土壤和气候，符合土壤和气候的植物才会有茁壮的活力和由茁壮焕发出的魅力。如果你说她没文化，也用不着给她太多的刺激，城市的文化不是“建设”出来的，也不是克隆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如果你说它没文化，它缺的是由生活的土壤里一枝一蔓地生长起来的理由，缺的是平常的耐心和局部的精心。让建筑师背个艺术大包袱，不如多一些像园艺师那样心情的建筑师。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广州的“市井”和“国际”
我们和城市纠缠在一起这么久，却总也说不清她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涌向这里，怀揣着梦想，在这里指望着更好的生活；每天都有人怨骂在这里的无数次迷失和挫折。 城市是什么？对一个英国中世纪的农民来说，城市意味着在这里生活居住101天就可以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对生态学家来说，城市是一个无数生物混杂生存的人工色彩很浓的奇妙的系统；对一个思想者来说，城市是文化和创造力的来源和交流地；对城市规划人员来说，城市分为传统城市和由统治者决定创建的规划城市两种。传统城市可能是在河流两岸或是商品集散地围墙而建，自然形成，数百年系统地发展而来，而规划城市往往由统治者控制着她的样貌和命运。但是，无数种情绪和命运在城市里飘散，无数种不同的生活在城市里交织到一起又疏离到完全不相干，使城市成为一个难以描绘的有生命的物体，那么远那么近。 今天，我们试图再次谈起城市的话题，谈一谈这个我们每天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城市和那个我们通过很多的经验、影像、图形和文字想象的城市。只是在一个夜晚，凭窗而立，身处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在脚下无声地游走，站在城市的半空，却看不到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秘密。但是，在这些灯火里，一定有着这个城市最初的革命情怀和最后的理想主义。 刘琼雄，《城市画报》记者。 最近的变化是，我从广州的老城区东山搬到了新城区天河。每天都要花30分钟乘公共汽车上班，活动领域比原来大了好几倍。 日常生活的城市变大了，可是那种感觉其实不好。因为我日益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正被这个城市甩出外围。比如我的家，从阳台看出去，是一个工厂的烟囱。当然这是我喜欢的，这个景色总比一幢住宅楼好看。 而另一点重要的是，在我的新家周围1公里内，已很难找到广州的地方传统文化气息，没有了窄巷、贩夫走卒，也没有了灯红酒绿，只有新移民、人工花园水池、普通话。这些常常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身在广州。 而朋友们还在热烈地讨论如果买了汽车，就可以经常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呼吸郊区的空气，接触植物、山水。不可否认，大家对广州的内心距离正在拉大。只有偶然去到老城区办点事的时候，才可奢侈地看看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脸，听听这个城市真实的声音。 那天傍晚路过天河城门口到购书中心一段路时，才发现两边都摆满了小摊，有西藏民族工艺品、新疆杏糕、东北瓜子、盗版书、棉花糖、盐水花生、臭豆腐、彩灯、空调罩、卖花的、弹吉他卖唱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这种情景，极像我以前看过的书里描绘的上海城隍庙、北京天桥一样，只是除了行走江湖耍把戏的。 我突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兴奋的和疑惑的都有。这一段路，是广州市新城区东西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集中体现了广州国际化大都市风采和景点，对面是广州地标中信广场，以及著名的天河体育中心。而现在，这里也成了社会底层的人自发形成的一个“集市”，不能不说是奇怪的。 而场面其实是脏乱的，以至出现了许多手执竹棍穿着不太正规制服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他们通常也是外地人）。我不知道对此是否应该去谴责，因为我知道，那些摆地摊的人生活也不容易，如果城管把他们赶跑，他们将怎样？何况那里有很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旦动真格的，社会矛盾就激化了。 这些人走到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就相当于广州的窗口地段）艰难地生存，就是在向城市人暗示，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在追逐时尚的报刊电视等媒体的描述中。 说到媒体，2003年1月份，有两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条是，广州又开始慎重地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了，这个说法其实几年前就提过，但后来又搁置，被其他什么“山水城市”等代替，今年再次恢复，整个过程可一瞥广州信心与雄心；第二条则是，广州市有关文化部门已确定将粤剧、粤菜、广东音乐捆绑申报2005年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条新闻让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观点是“广州不需要与任何城市比较”，因为千百年来，广州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思想继承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好，比如香港人讲的是广州的语言，承继的是广州的文化，海外华人有一半以上讲的是粤语，他们也承继了广州的文化。 还有，每年的春节，广州人每家都要买桃花、柑桔、逛花街，就像西方人过圣诞一定要有圣诞树一样，这是广州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只有广州，这个存在了两千年的城市，长期以来是一种文化的中心，一种文化的代表，它已经经受历史的考验，它曾经显示过非凡的作用力，它的独特而又悠久的文化依然有着强壮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以上种种信息掺杂在一起，似乎是统一的又似乎是冲突的。这就是目前广州带给我的混乱感觉，其实从来到广州的第一年，就是这种感觉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改变。这或许也正是广州的魅力。 2003年，我曾经采访过广州的两个新建筑，它们的规模、设计、功能都在全国第一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造型前卫，建筑材料独特，全金属单曲面的“被甲”，1万多平方米的展厅，没有一根柱子，是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会展中心建筑；还有广州新白云机场，是中国民航史上最大的工程，是我国第一个按照中枢机场理念设计和建设的航空港…… 现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单从建筑的体积和外观来讲，已经足以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城市新居民大开眼界，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建筑。虽然在这两个地方，周围都还是荒凉的，只有宽阔的高速公路，还没有人气。 广州越来越多新的大型建筑横空出世，除了以上两个外，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广州歌剧院、广州新体育馆、奥林匹克体育场等等，国际级别的建筑大师都先后来到广州，比如安德鲁、库哈斯、哈迪德、蓝天组等都在广州这个城市同台竞技。 这些城市公共建筑，将来都会在城市的外围部分，也许在它们周围，也会有我家附近可以看到的烟囱。然而不管怎样，广州在变化，我的生活也在变化。我现在迷惑的是，我的生活范围是应该再扩大一点，还是应该缩小一点。因为市井的城市生活和国际化大都市，两者都是我想过上的城市生活。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武汉
杨瑞春，《南方周末》记者。
一说起来武汉我就想到《乱世佳人》里描述的亚特兰大，在傅东华的那个译本里，好像是翻译成“饿狼陀”的，郝思嘉看到的南北战争前的“饿狼陀”，是粗糙的、野性的、乱七八糟的——与今日之举行过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应该是两个城市。但是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笔下，她充满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当然应该是工业文明的初期发展所赋予的，与郝思嘉的乡下庄园陶乐是两回事。 我进入到武汉这个喧嚣的城市是1991年，当时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爬上学校迎接新生的大卡车，扶住栏杆，向学校呼啸而去——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这样的。这个城市给一个来自北方平原的人的感觉首先是有很多上坡下坡，然后就是法国梧桐树原来能长这么高，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在我的脸上飞速地流动，我站在卡车上，如同露西在泰坦尼克号船头，可以给一个抒情造型的。一个初入城市的人，其印象大约是混乱、丰富、喧闹、让人晕头转向，《秋菊打官司》把这种感觉描述得十分准确——某种带有滑稽色彩的民乐，然后一声吆喝“走——咧！”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宁静的县城长大的孩子，有关城市的种种经验都是在武汉开始的。 武汉这个地方很奇怪，整个城市被分成三块，每个地方的气质好像是天然的。武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