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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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城市的脸在简单中旅行
杨葵，1968年生，江苏人，198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作家出版社工作至今。编的书获过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业余写散文随笔，还有影视剧。有文集《在黑夜抽筋成长》，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实世间万物轮回，绕到最后，知性的简单是最好。说话如此，行事如此，做人如此。这是我后半辈子的生活理想。 上中学时，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位青年，乘火车去新疆。那时火车没现在这么快，到乌鲁木齐大约是三天四夜，或者是三夜四天，总之极为漫长。出了嘉峪关，火车很快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难见人烟。窗外景象极尽单调乏味之能事，这位青年看窗外看久了，实在忍受不了那单调，终于神经错乱，跳车自杀。 春天，我受人之托，去滇西北的怒江一带拍个纪录片。临行前，照例找来地图研究路径，惊恐地发现，那一带同样人烟稀少。从地图上看，代表城镇的红色圆圈简直凤毛麟角，只有两条线，执著地相互交缠着，无情地向北延伸，一伸几百公里。蓝线是怒江，红线则是我们必走的公路。 这一发现让我胆寒，因为猛然记起中学时那个故事。我暗暗告诫自己，坚强些！即便不致生出轻生的念头，就算因此落下个忧郁症，也够丢人的。 昆明向西，六百公里，始见怒江。江水涛涛，泥沙俱下。我们的车开始转向北方，踏上那几百公里的“恐怖长途”。 果然不出所料，确实单调——公路左边，是绵延上千里的高黎贡山；右边，是流淌了千年万年都快流成化石了的怒江。这样走上几个小时，窗外的景象也会生出些变化，不过别高兴得太早，所谓变化，不过是因为过了座桥，所以怒江跑到了左边，而高黎贡山自然就置换到了右边。除此以外呢？人是难得一见的，目光能及的范围之内，永远都是那几样东西：山、水、雨、云、土、石、草…… 第一天还好，在城市呆久了，猛然落到山水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爽快。时候一长，这种爽快就变了味儿。 车子始终在颠簸，车里的同伴始终昏昏欲睡，走了整整一天，找个旅馆打个尖，第二天再上路，还是没完没了的山、水、雨、云、土、石、草……走着走着，有一种什么都慢下来的错觉――车速慢了，窗外物体掠过的速度慢了，最要命的是，脑子也慢了，像没有上足弦的老钟，钟摆频率越来越缓。 就在此时，脑海中突然生出奇怪的联想——山、水、云、雨、土、石、草，这些不都是五笔字型的字根嘛！“土士二干十寸雨，大犬三羊古石厂，工戈草头右框七……”我们整天跟文字打交道，而所有的字，都是由这些字根组成的嘛。由此我又假想，老祖宗造字时，身边的世界是简单的、天然的，他们首先要为贴身的、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东西命名。于是首先就有了山、水、云、雨、土、石、草、犬、羊、竹、禾、目、日、虫、川、田……它们的笔划一律那样少，却又是那样精，别小看它们，它们可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根本。 世界越来越复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要认知世界、描述世界，字越造越多，也就越来越复杂，而最早生发出来的那些字，也就成了偏旁。偏旁加偏旁，偏旁再加新造出的偏旁，如此循环往复，排列组合，便有了如今这许多的字。你只需想想一张化学元素表，上边那些字，哪个不是嘀哩嘟噜一大堆，那么不清爽！发展到后来，索性连中国字都不够用了，出现了译音字词。再到现在，更有人直接在话语中夹带英文了，E…mail什么的。这世界的变化也真快！ 如此说来，从城市到乡村，有点删繁就简的意思。在城市，每天接触的东西都那么复杂：建筑、汽车、污染，等等；而到了乡村，山、水、云、雨、土、石、草……它们简单，但它们是根本之所在。它们是字根，也是这个世界一切一切的源泉。早些年不是有寻根一说吗？这也算是一种寻根吧。 想到这里，我在山水间怡然自得，看山峰，看流水，看天上飘过的云。 山峰其实变幻无穷，有的坡势陡，有的坡势缓；流水其实变幻无穷，有时汹涌澎湃，有时静若处子；天上飘过的云其实变幻无穷，有时迅疾如游龙，有时悠闲如老僧……细察之下，竟是其乐无穷，单调二字从何讲起呢！再想想那位远赴新疆的青年，怎么会发现不了呢？戈壁跟戈壁，也不一样的吧？ 从那一刻起，我把自己这趟云南之行称作“在字根中旅行”。可这么直白的话，跟许多人说了，都不懂，解释来解释去的，快成祥林嫂了。后来我就索性改称“在简单中旅行”，人家听了，觉得颇有禅机，也不多问，自己去体会了。我也顺势做出一副参透机缘、深不可测的模样，招人夸奖去。 回北京后，闲来读书，读到艾柯（ Umberto Eco ）的《带着鲑鱼去旅行》，里边有篇文章名为“还在乎几点钟吗？”艾柯说他看到一种怀表，价值十亿里拉！昂贵自有昂贵的道理——“它共有三十三种功能，可以知道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十年、世纪，每一年在润年周期中的位置，换算成日光节约时间的小时、分钟、秒钟，所挑选时区里的小时、分钟、秒钟、气温、恒星时间、月亮周期、日出与日落的时辰、真太阳时与平均太阳时的时差、太阳在黄道的位置——还不说欣赏完整律动的星图，感受宇宙无垠带来的那份震颤，或启动各式各样计时表、计距表的按钮，或决定我大可放心仰仗可靠的内装闹钟小睡片刻……” 详细描述完所有这一切功能，艾柯最后近似残酷地问道：但这又是何必？ 是啊，这又何必！ 读完艾柯文章，回想我的“简单之旅”，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那只怀表不是“简单之旅”，而是“简单之旅”的反面－－我前半生经历的城市生活。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令人厌倦的都市批评
吴晓东，《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1973年，建筑师莫什·萨夫迪应当时的加拿大首相皮埃尔·艾略特·特鲁迪欧邀请，参加了后者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他们乘火车从苏联来到北京。 莫什·萨夫迪二十多年后在他的著作中回忆说：“1973年对北京的初次访问是令人惊喜的。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我自己想到，中国特别是北京本身表现出未来都市发展的多么好的机会啊。二战之后的中国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建设，因而有机会从西方的错误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很明显，1999年对中国的再次访问彻底摧毁了莫什·萨夫迪梦幻般的想法，他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几乎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又好像是相隔了几代人之久。” 和莫什·萨夫迪有同样感触的人不止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伊利诺大学的建筑学者詹姆斯·渥非尔德来到处处大拆大建的上海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感受：“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一个电影《银翼杀手》中那样的超级都市，震撼了整个世界。如果速融咖啡（Instant Coffee）、方便面（Instant Noodle）可以看作今天无力负担烹煮的时间花费而采用的替代品（当然也部分牺牲了咖啡的醇香与汤面的鲜美）。那么，上海以那种在十年间完成西方城市一个世纪的建造任务所具有的“只争朝夕”的魄力，提供给我们的也正是一种“快速城市化”（Instant Urbanization）。不论你是否喜欢快餐文化，当这样一座城市不可思议地站在世人眼前，你能像放弃快餐，换一家地道餐馆那样有自己的选择吗？”（《怎样的城市？——西方学者眼中的上海》李翔宁） 因此，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在2002年的上海双年展上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上海是一个在建筑上胆怯的城市。” 很难说矶崎新及其代表的很多人的批评没有道理，问题是，除了让我们感到疲倦无力和不知所措之外，这些我们已经从不同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听过了无数次的批评到底有什么意义？ 类似的批评和争论曾经在牵涉到第三世界的很多领域展开，从选择社会公正理想到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偏执地坚持探询这种批评的意义的话，最终可能会得到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结果。 或许可以和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进行参照的一段历史是，出于对都市生活的批评，新都市主义对郊区住宅理想有过精彩的描述：与史无前例的郊区扩张平行的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新中产阶级们希望自己能获得比城市工人阶级更理想的生活条件，比如周围有宽敞庭院的单一家庭独立住宅。这些房屋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话：房屋被看作摇篮，养育着正在出现的独立的核心家庭。他们也被看作堡垒，把妇女、儿童与工业城市中的罪恶隔离开。这些住宅通过提供社交生活、私人生活和家务劳动等各自的特定场所，提供美化住宅和内部装修等个人审美表现的机会，培养着整个家庭。房屋被住宅保护着，周围还有宽敞的庭院，从而隔离了外部的污染，给人们提供了私密性的安全感。 在中国，同样有一个群体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在今天看来，新都市主义描述的理想即使不让人感到恶心的话，至少也会觉得和梦呓一般无聊。 对于已经充分都市化的人群来说，都市生活的迷人之处或许在于：能够发现新奇的餐厅，能在早餐桌上读到最好的报纸，每晚都有歌剧或音乐会可以选择。当然，只要你能保持兴趣，也可以去看足球比赛。但是，中国迎接都市化的过程是，从1982年到2000年，差不多两亿人充当了城市化的先锋，而到2010年，数亿人口将进入城市地区，其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劳动力成本依然很低；有50％的人口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更富，农村人口更穷；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会受到更大压力。 而且，人口流动大潮绝对不意味着前途一片光明。正像经济学者分析的那样，如果管理不善或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中国很快就会发现各大城市出现大片的贫民窟，正如印度和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一样。如何为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净水、下水道、学校和医院将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那些现在已有很大压力的公共服务。 公众不会因为公众服务的压力而减少自己的要求，同样，无建设的批评让人厌倦，我们喜欢英国人肯尼斯·鲍威尔在《城市的演变》中所说的一个例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