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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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城市的脸一个农民眼中的城市
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当我说“我是一个农民”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是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从农村出来（老爹还在农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也是农村——如果站到屋顶向北望下去，天气好的话，春天里可以看到大片的菜地渐渐泛出绿意。很自然，我身上还残留着许多挥之难去的农民所固有的习性。不幸的是，我的一个同舍师弟，博士、大学副教授兼“**派”代表作家，最近很不留情面地对我说，“你不仅是个农民，同时还是个小市民”。顺便说一下，这位作家同学现居上海。一个住在北京的农民，不需要暂住证但对暂住证特别敏感，而“敏感”可能是小市民的特征之一。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我所在网站的一位同事打电话来，说他现在到了山东某地，是被警方遣送过去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跟我一起加班呢。就在回家的路上，警察把他的暂住证、务工证撕了，当夜由汽车转送火车，幸好手机没被搜去还可打电话。两个多月前，我把看到的一篇有关暂住证的文章（花400元将收容的“无证”弟弟赎回）转贴到我们社区人气很旺的网站上，班长说，大家都在讲三个代表的时候贴这种文章不合适，给删了。为什么提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这是因为我想说明，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这些年多半是在南方某个门窗紧锁、失火了都无路可逃的小厂打工，而且得要有暂住证、务工证，不自由；可是，无需暂住证住在城里的人，也不自由——在BBS上转个帖子都要被无情删掉。从老区（农村！）考上大学，居然又到了首都北京（城市！）工作，多不容易啊。8、9年前，单位的一位大姐唏嘘地跟我说。 说句没良心的话，我还真没什么感觉。譬如高考，那时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对自己有多重要，感慨系之是后来的回望。再譬如，当年到伟大首都来找工作，农民嘛，照例要去一趟天安门广场，学文的人，即使不像某位作家看到宽敞的长安街后眼泪满眶恨不得扑在地上一样，怎么着也应该挤一点酸东西来表达吧，可站在广场上提了半天的气，就是挤不出兴奋啊、激动啊之类的感觉来，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赶紧走人。做学生的时候，骑个破自行车，除了偶尔也在漂亮女孩后面偷偷跟踪一段，就喜欢在南京的胡同里奔突。原以为能更近距离地感受些风土人情，但南北朝形迹放浪的士子之风只是在故纸堆里出没，明故宫很早只剩一片废墟，倒是民国栽下的梧桐树依旧威风八面——可惜听说后来砍了不少。最记得这个城市背影的是城墙罢。和三两好友下午在鸡鸣寺饮茶，日落时踩着霞光下的明季城砖一路走到九华山，下山时差不多就有月辉洒落肩头。这样的情怀如今在北京城是找不着的。城里不是没有茶馆，这里可以下棋聊天、商务谈判，但就是找不到品茗的感觉。也有很妙的饮茶去处，在几十里外的寺里，可是，挤公交车去，与情境不合，驾车去，太奢侈，都不是值得推荐的选择。然而，舍此，北京城里有几个散步而去的煮茶佳处呢？北京当然也有胡同和城墙。我在真正的北京胡同里足足住了5年，那可是百分百的小胡同、正宗的四合院，不过现在成了标准的大杂院。但我敢打赌，我的小市民习气不是在大杂院染上的，因为这里只剩“老北京”的腐烂酸臭味，让人只想逃逸（总算逃出来了，虽然做回了农民）。不知道政府对北京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里的腐烂酸臭味如何处置。再说起城墙，诺大北京城也就只剩德胜门了，每每摸一摸那厚厚的城墙就想起了1956年的梁思成，唯有怆然戚戚，哪有登临之意（再说还真不值得登临）？北京还是有值得登临的城墙的，只是别选择太热闹的所在。譬如，水关长城如何？提起水关长城，纯粹是借这里“长城脚下的公社”来说事。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别墅原本是可以做成很私人化的传世艺术品，甚至是艺术珍品。譬如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先生的流水别墅、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当代再狂妄的建筑师对它们的存在也只有仰视的份儿。“长城脚下的公社”以及建外SOHO是不是值得传世的艺术品，并不是由潘石屹自诩说了算，倒是老潘有几次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让我很在意：100年以后，哪一个建筑可以说自己不落后？像某些媒体热衷于评选年度“十大明星楼盘”一样，我们不少城市也搞过“十大建筑”或“新十大建筑”的评选。作为始作俑者的北京“十大建筑”，即使其中有着掩抑不住的社会政治意味，但基本经得起50年的风雨评判。至于什么“新十大建筑”或“新新十大建筑”之类，从时间的背后望去，实在乏善可陈。而“保护古都风貌”、“夺回古都风貌”，除了留下几十顶黄黄绿绿的帽子和亭子之外，就是骂声和苦笑了。这是在北京，2002年商品房投入量达144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596万平方米）的北京，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建筑是哪一座呢？让我们心灵为之一动的建筑又在哪里呢？在青岛，至今人们仍然认为这个城市最美的建筑是100余年前由德国人留下的；在武汉，在广州，在上海，这里的人们也以原外国租界留存下来的建筑最为自豪。仅在2001年、2002年，中国城镇就分别有7亿平方米的商品房投入使用。中国拥有庞大的也许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建设规模，然而，别说100年以后了，就是3年过去，还能以“不落后”自夸的建筑又有几何？2002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都市营造”。我怀疑主办者居心不良，分明是存心要让中国建筑师当着全亚洲人民出丑嘛，至少是要把他们给拉到灯光下来聚焦一下。中国城镇每年7亿平方米的建筑，如果有1％的建筑，像潘石屹宣称的那样，可以由建筑师自主设计，就是700万平方米，我们每年有哪怕是700万平方米可以引以自豪的建筑吗？老实说，恐怕没有。这也就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看不起中国同行的原因之一，这种睥睨眼色，我在几年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已瞻仰过多次了。我是一个农民，看到的房子大都是我的农民兄弟建造的，譬如北京很多别墅就跟我在广州农村看到的农民房子相差无几。原先我以为建筑师都应该是城里人，是知识分子，至少比我们农民有水平、有远见，更懂得艺术，但现在看来，未必。从中国现在的建筑设计看，建筑师99％是农民思维、农民水平。虽然建筑师们总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农民质朴的思维、活生生的现实让我吃惊，给了你N次平方的机会，你都有N次理由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告诉你，我不相信。当然，有建筑师会说，我们是在替开发商挨板子。听西安一位颇为知名的青年建筑师说过，提起以当地开发企业命名的“**大厦”，他就有种羞愧感，根本不敢对外说是自己设计的，但那是开发商耳提面命的结果。无意中想起某大型国有开发企业印的一本售房宣传小册，上面居然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搞房地产的也真够笨的，怎么就弄不出一套像样的房子呢？”我怀疑创作者公报私仇，吃了拿了开发商的还要骂开发商，不过也算是说了真话。我不得不引用两年前自己写的一句话来证明：“城里的房子农民建，99％开发商要淘汰”。这道理现在仍然正确：庞大如北京房地产市场，不仅施工队是农民，建筑师像农民，开发商也像农民。写到这里，我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欣慰感，一种“到家”的温暖感，环伺左右，我们农民遍天下，至少已经从建筑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
洗劫生命两个城市和一场非典
一进入四月下旬，北京一下子安静了许多。不仅仅是因为街上人车稀少，写字楼空空荡荡，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似乎人们的嘴巴也都闭上了。各种会议和活动、各种促销仪式和宣传、各种谈判和应酬，这些几天前还充斥着这座城市的泛滥欲望和过度喧嚣全都一股脑的没了踪影。除了政府每天公布的疫情统计数据之外，人们似乎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北京城出现了这些年少有的沉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次病毒的疯狂攻击，都给人类带来过这样深重的心灵灾难。在媒体的传播下，全世界都在恐慌，中国人不再受欢迎，人们不再吃中国饭，不要见中国人，更不愿意到中国来，中国微笑不再迷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似乎成为了一个恐怖地带。非典为何肆虐地光顾北京也许是由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但它还是暴露了一个高速增长的城市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问题，它也重新提起了人类和自然界进行较量、抗争还是最终和谐相处的古老话题。如今，北京的沉默已经过去了，几乎被遗忘了，但是非典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引发的话题却刚刚开了个头。毕竟，生命，不管是人类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甚至自然界的生命都是说不尽的禅机。 冯博，传媒人与影视策划人。曾任北京电视台《环球影视》总撰稿、广东《新周刊》主笔，曾在《新周刊》、《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过大量作品。1999年后，开始涉足影视创作，曾创作过数部长篇电视剧及小剧场话剧，并参与策划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艺术人生》、《东方时空》等栏目，现创办影视公司，专事影视创作及电视栏目策划。 我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城市中都住过，这里所谓的住，第一是指住在居民区里而不是住在酒店，第二是指在一个城市中最少度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尤其是第二条，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其为住。在这些住过的地方当中，北京是我住的时间最长的城市，广州是我最难忘的城市。 北京有我的家，是我的大本营，我不出生在这座城市，但最熟悉这座城市，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住过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城，我自己，无论爱情恩怨起伏沉降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可我挺迷恋广州，第一次见到一个城市可以把高架桥无序地重叠上四五层，随意在楼群中穿梭，第一次看见陈果电影中的那种街巷，第一次听见满街如外语一般的方言，第一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次看见楼与楼挨得那么近，都让我惊异与兴奋。两年下来，我熟悉了那里的很多条街道，熟悉了那里的炎热、那里的方言、那里的气味。这之后我常常穿梭在广州与北京之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空中飞了六次，之后我回到了北京，之后，2002年12月15日，我又去了广州，那一天，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 。 就在那天，离广州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发生了一件谁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一位高烧不退的病人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当二月份广州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与远在加拿大的一位学医的朋友聊天，她还说，非典型肺炎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的肺炎几乎都是非典型的，并不罕见。没多久，关姓母子就将这种疾病带回了加拿大，如今多伦多成了除中国及东亚之外最严重的疫区。 如今人们对这种严重的呼吸道衰竭综合症有了基本的判断，这种疾病的直接表象尽管是肺炎，但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并不一样，它是一场瘟疫。非典能迅速扩散，除了疾病凶猛外，的确有在外人看来很典型在我们自己看来不怎么典型的原因。我不是科学家，不能妄断疾病是怎么传播的，但很多人说，与随地吐痰有莫大的干系。此时此刻再谴责北京人有落井下石的味道，但好多北京人的确不敢恭维，当然现在没有了，公众场合，别说吐痰，咳嗽一声，不被群众专政就不错了。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能妄断疾病的由来，但有人说与动物有关，那也就人云亦云吧，在广州两年，我对那个城市有那么多的饕餮之徒感到莫名惊诧。要是大家都只是抽象听说过 “什么都吃”，那我就讲两个具体的例子吧。 在广州我认识一个美女，有多美？反正好美，我印象里，北京的大多数美女是以少食来保持铅笔一样的身材的，广州靓女可不是，我与她的会面基本安排在各类吃饭场所。话说一天，靓女与我在某酒楼见面，点菜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这家酒楼的菜式索然无味，于是建议：我们去番禺吧。从广州去番禺跟去海淀差不多，有什么所谓？问题是吃什么？她说，老鼠吧。说这话的时候她双眼放光，嘴里唏嘘有声，口水下咽，令我几近昏厥。我忘了是怎么推掉她的，只记得我赔了很多饭钱也没跟靓女接过吻，我是真不敢，我怕她嘴里钻出老鼠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田鼠，田鼠不是鼠吗？更何况我看过香港无线台的《全线大搜查》，的确有人拿下水道里的老鼠冒充田鼠。广东人把蟑螂叫嘎杂（不是这两个字，但那两个广东字实在太怪，怪到了字库里没有），气候的炎热使岭南的嘎杂也生机勃勃，比很多省的出产都要大都要猛。话说一天，下班后我邀请一位同事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嘎杂，我以为听错了，再问他一次，还是嘎杂，我几近昏厥，我也忘了是怎么推掉他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一点儿食欲都没有，我怕我吃什么都会从碗里钻出嘎杂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水蟑螂，不是家里的蟑螂，水蟑螂不是蟑螂吗？ 我无意借一种饮食习惯来贬低一个城市的人民，事实上，要比人，广州人比北京人有太多的优点，还不是一两处。我只想说的是，从生物学与进化的角度讲，有的东西的确是人所不适宜的。说到应该吃什么东西，很多宗教都有规定，听起来像强迫，可科学家说，按照人本身的条件，的确大多东西不宜入口。人不要相信自己是自然之骄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都能吃，人不能胜天，人只能顺从天意、顺从自然，还要对自然怀有一份敬畏。人也要守世代相因循的规矩，比如说，人不太适合养狼当宠物，尽管你认为它很酷，但就是不行；比如说，猫和狗几千年了和人在一起没出过什么乱子，你要认定它能毁灭人类就是杞人忧天，北京人惶惶中开始打猫打狗了，北京人不乱吃东西，可也不见得什么都明白。 当然情势所迫，举止非常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