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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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生命“非典”化生存
关凯，1969年生于吉林，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社会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国家机关。 城市失去了惯常的拥堵，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出行从日程里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商业、餐饮与娱乐业萧索如秋，从宾客如织到门可罗雀只是一夜的沧桑；中药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功能性饮料，其处方史无前例地占据着主流媒体标题新闻的位置。 “非典”是一个奇特而严重的事件，因为在理论上说，它对生活在疫区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没有人能够凭借除自身免疫力外的任何资源注定幸免。虽然对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迄今为止，真正成为被感染者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这不能抵消公众在心理层面的恐惧，随着被感染人群的扩大，病例正沿着亲戚、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公众人物的轨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距自己很近的地方。 “非典”以一种恐怖的面目颠覆了北京人的生活，无人能置身事外。 政府在意识到“非典”疫情扩散的灾难性后果之后迅速改变了传统的反应方式，以高级官员罢官为标志，放弃宏大话语而进入有效的细节操作，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非典”的社会动员因而从各个社会渠道全面而彻底地发生，控制疫情被文学地定义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示出其压倒一切的战略高度。同时，在民间领域，人人自危的心态促使公众普遍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以图自救，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彻底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卫生消毒运动”。这场“运动”不同于我们早已熟悉的“爱国卫生运动”之处在于：每个人都集任务下达者、组织者、资金投入者和行动者于一身。在社会日趋分化的今天，这种因灾难而自觉形成的社会一致性行动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有了“非典”，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家庭回归的倾向。习惯于夜生活的绅士和职场女性们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和家人，从前厚厚的酒水账单被简约为一两张电信收据，三里屯开始再现酒吧业兴起之前的宁静；厨艺重新被认为是日常生活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因为靠寻觅一家好馆子一箭双雕地解决自己又馋又懒的问题显然不够安全；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他们被约束着不能在外边疯玩的一种寂寞的补偿；甚至隐秘的婚外情都遇到了难题：在“非典”时期，可以不回家的借口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当抱怨配偶不回家的人在数量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地大幅度减少的时候，社会中家庭的稳定性就得以有效提升了。 与回归家庭相对应的变化是人际关系的疏远。随着个人活动半径的缩小和约会行为的递减，通过数字或模拟信号的交流替代了传统的人员集会，欢聚的场面越来越稀少，感情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电信设施。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对维护既有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却绝对是认识新朋友、扩大交际圈子的巨大障碍。同时，“非典”为人际交往涂抹了一种猜疑的色彩，模糊了人类和毒药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控制疫情的社会动员中，组织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组织开始介入私人领域，从单位到居委会，组织对个人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体温方面。社会成员在体温问题上的任何异常都有义务主动暴露在组织的视野里，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实际上，体温已经成为人类识别“非典”的第一道门槛，正常的体温是希望过群居生活的人必须拥有的身份证。 “非典”因其强烈的传染性必定引起人际歧视。对于被确诊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来说，具有一定强制色彩的隔离并不是歧视，而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技术性措施。但对于身体健康的广大疫区人民来说，他们受到另眼看待却仅仅因为自己生活的城市不幸沦为疫区。具有悠久的歧视外地人传统的北京人现在正受到外地人的普遍歧视，这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总而言之，对“非典”疫情可以有一种“福祸相倚”的哲学理解，它在为害甚烈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具有提升社会整合程度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客观观察，并不意味着笔者有幸灾乐祸的不良价值倾向）。面对灾难，人际摩擦减少（部分因为交流频率降低），政府公信度提升，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依赖增加，社会增添了温情脉脉、休戚与同的色彩。而对“非典”的最终控制（根据人类以往的经验，这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则会被视为社会团结、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又一个经典范例，这将成为未来无数恢弘巨著的引文和注解。 尽管现在北京控制“非典”疫情的进展还看不到尽头，但公众的焦虑高峰期却已渐渐接近尾声。社会情绪的发展和传染病传播一样有规律可循，从紧张、缓解到压力释放，是一条抛物线式的分布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瘟疫消灭过一个人种，何况今天我们面对“非典”时已经拥有了先辈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资源。因此，即使疫情仍然以一种有节制的规模发展下去，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走进餐馆商店、乘坐交通工具去旅行，他们会戴着口罩、习惯于频繁洗手和使用过氧乙酸消毒，于是，“非典”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疫情消失或至少根治“非典”的医学解决方案最终出现。
洗劫生命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何力，《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ＳＡＲＳ正在成为一块试金石。有人沉稳，有人慌张。有人理性，有人疯狂。ＳＡＲＳ还被说成是一场战争。病毒正在扮演敌人，有点像当年的“四害”。其实，无论是“四害”还是ＳＡＲＳ，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只是它们自己。 那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区来的人一律隔离或变相隔离十四天；有的地方为求自保把路搞断；有一个居委会居然贴出告示强令暂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奖检举ＳＡＲＳ可疑人员。 从政府到民间，疫情面前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制度与能力水平的折射，还涉及到我们的品性。 从对疫情噤若寒蝉谎报瞒报到以邻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远，本质上却是一致。这种忽左忽右，没有折衷与分寸，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凡事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离一个能应付危机的社会体制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我们《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面，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互相承认”，也可以引申为求同存异、强调共性、双赢。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认”是向前看、多提建议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说，互相承认不就是宽容吗，不尽然。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史乔琶认为，历史上有三种情况可以将个体差异包容在公民社会的统一体中，一是种族隔离，差异在这里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认；第二种是同化，差异被消弭了；第三种就是互相承认。它接受和重视差异而不拒之于门外，这要比宽容意义大得多，因为宽容的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而互相承认则意味着对称的彼此尊重。 互相承认原则——“不和谐的和谐”——作为相异性的交汇和权力的平衡这样一种后天和谐思想，终于汇集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托多洛夫在他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传统：“西欧曾经千方百计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认为在今天，这一欧洲历史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将看起来更好的取舍措辞结合起来：我们要平等但不等于相同；我们要差别但不要让它变成高低之分；我们向往找到社会意义但却别忘了个体的优点。” 《出埃及记》中写道：你别压迫异乡人也不要虐待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时就曾经是外人。看，互相承认历史久远，但是全球化给了它新的意义。互相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性就是，中国的激进与保守、强调效率的自由派与主张公平的民主派始终存在着敌对性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设性”是一种改良主张。其实，对于ＳＡＲＳ也应以改良的态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战斗的态度视之。人与病毒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战斗的观点、革命的态度并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印象中，央视一位率先进入隔离病区采访的女记者，面对镜头，义正严词：“我不怕非典，我恨它”。非典只是一种病毒，有什么可恨的呢？该恨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搞不懂。 说到改良，它的名声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实，与革命比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经验，要做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改良还需要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对话、谈判、妥协乃至退让。 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表现为从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不仅导致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以暴力对暴力，主张与体制的更迭变成殊死的思想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病毒。怎能不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我称自己是个“中派”。中国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 类似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书中找到佐证：正如个人主义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实施的最佳地点，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个人主义被社群倾向平衡有关。福山认为，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不完全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中派”。 亚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义为过与不足之间的中庸，他强调：“正如智慧是善于推理，适度就是善于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间；慷慨在吝啬和浪费之 间；谦逊在无耻和羞涩之间；恰当得体比单纯的责任感和爱心更受推崇。 与我们所拥有的正常生活相比，疫情总是短暂。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对疫区人民的温暖和慰藉更显珍贵。对身体的隔离是必要的，但对精神的冷漠是可怕的。 凡事有度，包括对ＳＡＲＳ，因为就算是真理也不宜再往前一步。
洗劫生命洪晃车间中国精神诞生记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5月14日，周三，我们又一次集聚到洪晃家的大车间。起因是5月10日周末“当当”俞渝的生日晚宴，那日生日蜡烛只有粗粗直直的一根，网通田朔宁借烛光的浪漫提出关于以“中国精神”抗SARS的主张。田朔宁的忧国忧民情怀也罢了，很多人的责任感或者玩兴同时被激起，于是周三洪晃再次发出聚会通知。此次晚宴不再有法国香槟，相对比较务实。主食饺子端上来后，大家要对“中国精神”作定义。 此日潘石屹、张欣刚从香港飞回，从机场直扑大山子。对中国精神问题，老潘显然已思考多日。他在连续了几个“就是”之后，几乎不暇思索地说，“那个‘中国的精神’，就是自然的、平衡的、和谐的。”按他的解释，天人合一，中国人生生不息，吸天地之灵气，其精神就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桌上大家沉吟一片，王伯明问，“都自然了，那怎么抗‘非典”呢？”以我的感觉，这种天人合一往往是在独善其身中完成的，很难构成凝聚力。而在历史长河中，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好像还是那种金戈铁马的争斗。汉高祖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楚霸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更有有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归。”或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冒然曰：“恐怕还有不甘自然之力。”俞渝说，“大概是一种坚韧的东西。”但刘索拉不屑地说，其实这种阳光下的刚烈并不是中国精神中的主流，而是一种阴柔的力在主宰。 我想想这倒也有些道理，因为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都由宫闱里的阴谋诡计为前导，“计”、“谋”、“智”在所有历史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荆轲的《壮士歌》后是类似“图穷匕首见”的谋杀，刘邦也正是靠阴柔的计谋灭了项羽。以刘索拉的看法，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之后，也确实总有各种各样诸葛孔明式精通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的谋士，他们就是在自然中寻找到一种和谐关系，所以这是一种“阴功”。 老潘潘石屹又进而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自省，也就是从禅宗中去参悟与省视，达到吐故纳新，荡涤自身。这种内省使中国人对世界与事物的认识往往变得内向，这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关系。但大多讨论者，也许还是境界的原因，认为在这种超凡脱 俗之外，中国精神中总还有一种坚毅或者说坚韧在里面，比如那个“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的故事。但刘索拉还是坚持认为这也都可以归为“阴功”，她认为中国历史是母性的而不是父性的，而幽默倒可能真是中国精神的一种。她的理由是，在SARS所造成的恐惧面前，手机短信变成了抗SARS的武器，这些短信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事情临到头上时所表现出的幽默。这些幽默往往与性有关，这构成了一种特殊压力或者说恐惧面前的宣泄。但我个人以为，这种幽默其实在历史遗产中似乎并不多见。早期绘画、工艺造型中能从夸张的变形中感觉幽默感，可能其幽默也与原始的性有关，但后来的士大夫文化好像是使人与人在三纲五常之间变得越来越拘谨，生气也越来越无。现在的幽默似乎是现代启蒙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民族必需的境界，也可以说是我们精神中正在努力追求的东西。洪晃在当时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下已经显得有点疲惫，她睡眼惺忪地说，其实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是仗义，为哥们儿两肋插刀，在关键时刻见精神。 这些七嘴八舌诞生之后，怎么归纳成为精神？只能依靠张欣来组织。期间大家多次试图把归纳工作延迟到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