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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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生命大自然是平衡的
潘石屹，人称老潘，196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1987年下海，先后在深圳和海南从事房地产开发，成为中国第一批从事房地产市场工作的专业人士之一；1992年8月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创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创立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现代城、山语间、长城脚下的公社、建外SOHO、博鳌蓝色海岸等。著有《茶满了》和《西行25度》。 我的童年是在贫困和疾病中度过的，因此从小就对疾病非常畏惧。上小学时，因妈妈有病，我好几个月没有上学，好强的妈妈在病床上给我补落下的课。妈妈告诉我，生物分三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当时的我对前两种都好理解，地里的庄稼就是植物，家里养的鸡和猪就是动物。唯有微生物怎么也理解不了。妈妈只是告诉我微生物很小，小到肉眼看不见。我想，既然人看不到，完全可以像算术中的四舍五入一样忽略不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微生物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有时会有一些不平衡，但最终还是会达到平衡。如物质不灭定律，世上的物质其实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存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平衡；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延续的，在不同的阶段，它存在的形式不同，如有时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叶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花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也是一种平衡。植物有平衡，动物有平衡，微生物也有平衡。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之间也有平衡，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今天，非典在流行。非典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有专家说是衣原体，是细菌。又有专家说是新型的冠状病毒，是病毒不是细菌。对付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比对付一只老虎和一群毒蜂。争论了两个月，终于有了定论：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在向人类发起了进攻，这些眼睛看都看不到的小东西，发作起来威力还挺大，考验着人类的免疫力，也考验人和人之间结构的免疫力。每当人体受到病毒的攻击时，人的身体就产生一种抗体，一种病毒产生一种抗体，不同的病毒产生的抗体是不一样的，这种抗体就是人类的免疫力。非典这种病毒在此前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人体没有产生过对应的抗体，人类也没有研制出对付这种病的药。一种无药可治的病，就变得十分可怕和恐惧。 在非典流行的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其实要比非典造成的伤亡多得多，人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恐惧？因为人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传染能力。非典的出现也让我们思考一些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尽头在哪里？人类似乎可以改变一切，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任意地宰杀其它动物，这些生命没有地方可以告状，但是大自然会让它们有机会生存下去，否则，大自然中只有人类时，人类也就会走向灭亡。现在人类甚至可以克隆自己。当我看到报道说一位科学家，要求多克隆几个他时，我感到的是恐怖和灾难的来临。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非典爆发后，有一条政策叫：“村自为战”，防止疫情进入农村。村村开始用大石头、木头、各种路障把村子围起来。当政策到了村里时，村干部的土围子心态全表现出来了。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因为我们的祖上积了德，所以这场瘟疫我们村子里一例也没有，城里人整天花天酒地，这是报应。这也是农民理解的一种平衡，几代人之间的一种平衡。有位朋友给我发条短信息：“大吃大喝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治不了，非典治了；文山会海治不了，非典治了；欺上瞒下治不了，非典治了；卖淫嫖娼治不了，非典治了。谁治非典！”这也是一种平衡。 2002年我进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这一年，好事太多了，庆典的事情也太多了，似乎什么都顺利，生意上顺利，张欣又在国际上获了大奖，即使遇到困难时也总能得到贵人的帮助。快到年末时，我总是在想，命运给一个人的福份是一定的，要珍惜，要惜福。我提醒自己忘掉四十岁的生日，要找点罪受。到了2003年初，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向西部出发，自己给自己找点罪受。 “西行25度”是我给自己四十岁生日的礼物。
洗劫生命非典感悟
陈建功，北京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长篇小说《皇城根》等。作品曾多次获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越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非典时期的日子既悠闲又浮躁。平日里有趣的没趣的应酬全没了，有用的没用的会议全免了，甚至连每天例行的上班，也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既然要少开会少聚集，干脆，自己别找事，也别给别人找事。当然也有人在忙着，比如那些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那些负责防疫工作的人们，在夜以继日，甚至在牺牲献身。可无能者如我辈，能做点什么？于是，这日子便悠闲得很。越是悠闲，反倒越没有悠闲的心境。为疫情的蔓延焦虑，为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焦虑，甚至也曾为那些医护人员的子女们焦虑……说到底，我想大概还是为自己不得不隔岸观火而焦虑。文艺界尚有所为的恐怕是几位歌星们了，他们好歹还赶排了一台晚会，名字大概叫“我们众志成城”，即便不能再和以往那样对着无数晃动的闪光棒唱，面对家家户户的荧屏，好歹也算是为抗击这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灾难吼了一把。 非典尚未引起恐慌的时候，人们都在关注着伊拉克。有的人甚至还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别人的灾难。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某个知名的华语电视台，居然把美伊战争的话题编排成嬉笑打趣的话本，让一个油腔滑调的主持人大过其瘾。坦率地说，我深深地为那位同胞感到羞愧。尽管我过去一直很欣赏此公的伶牙俐齿，现在却觉得他仿佛在扮演狗仔队里的一个角色。你可以站在战争的任何一方，但不可以看着别人在炮火硝烟中的遭遇如获至宝，把别人的苦难化作解颐的一笑。那时候我曾恨恨地感慨，或许国人真的也需要来一次大难临头，好让我们告别肤浅和冷漠，从灵魂深处感悟一下对灾难的悲悯和责任。谁能想到，那时，SARS已经开始肆虐，而且，因为我们的疏忽和犹豫，它正在逐步酿成一场危及民族的灾难。 然而现在，当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我得承认对国人的精神境界不能不刮目相看，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内心深处是否还有自命深刻的肤浅。真的，在灾难面前，我们的民族是如此迅速地焕发出勇气和激情。这个民族决不缺少大勇者，不缺少义无反顾的志士。当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或者已经献身，比如那位广东的护士长叶欣；或者已经经过了磨难，在从容若定地告诉人们，非典并不可怕，比如那位老军医姜素椿。而后，荧屏上闪现一批一批集结起来去支援非典治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他们在悲壮地话别、登车；荧屏上又闪现出，在被隔离的人民医院院墙外面，警戒绳上悬挂起一张张向医护人员问候、致敬字条……是的，肤浅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自命不凡的自己。真的，我觉得似乎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同胞们。或许，某一件事，某一些人，我们从中会感到肤浅和冷漠，感到敷衍和塞责，甚至也会发现怯懦和逃遁、虚假和掩饰。然而，更多的人，无数的人，都在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在无畏无私、前仆后继。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本质和魂魄！ 现在，正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电视荧屏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盒生日蛋糕缓缓升起，在一根绳子的拉动下，越过头顶、越过树梢，到达守候在楼上窗口前一群戴口罩的姑娘手里。这是隔离区外的人们在为隔离区里的一位女学生过生日。在电子琴弹奏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声中，生日蛋糕被窗口里的姑娘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样被高举起来的，是隔离区内外、楼上楼下的人们无数“V”字的手势……坦率地说，现在我已为这画面潸然泪下。是被顽强快乐的年轻生命所感染，还是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深情所感动？是被直面困难的自信所鼓舞，还是被万众一心的场面所激励？我无法用语言来概括。但我相信，在未来对这一灾难的历史性描绘中，这将成为一个浓缩了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青年风貌的经典画面。 此刻，我忽然想起，曾经在网上读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经过这场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都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敢保证转述的准确性，但我相信，这会是总理的由衷之言。 至少，对我们的民族，我找回了信心。 当然，我们学到的，只会更多。我们对人、对生命，将更加珍惜；对歌舞升平中潜藏的傲慢将保持一份警惕；对开放的世界，将更加耐心地倾听；对科学与知识，将更加敬畏与尊重……包括近些日子颇为流行的名词——“知情权”，难道不也是这次灾难带给我们的直接成果吗。 且不说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人民，“知情”将意味着全民族精神的奋起，意味着全民族人心的凝聚，意味着全民族的共济艰危的开始。保证人民的“知情权”，意味着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对人民力量的尊重。 灾难固然是灾难，灾难却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也可以使我们反省自己。至少，当我们再一次遇到类似灾难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们将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民知道！
洗劫生命革命也得请客吃饭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ASSA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先人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道理和最近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畅销书要说的大道理是一样的，这本书叫《执行》，基本意思是好多CEO有好多不错的战略，但是没有执行，所以流产了。总而言之，光吃吃喝喝，谈概念是成不了大事的。 但是革命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人来策划。这时，美酒和美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精神”是几个有梦想的人在一个餐桌上勾画出来的抗击非典的计划，而我的贡献是美酒和美食。那天晚上的饮食内容点评如下： 餐前饮料和小吃： COOK’S 汽酒，其实是一种香槟，澳大利亚产的，但是因为不是法国香槟地区生产，所以只能叫汽酒。大概吃饭前16个人喝了三瓶，开饭的时候都比较进入状态了。香槟酒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启发想象力，对前途有非常乐观的幻想。 特别是当人已经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之后聚会，兴奋点有点像开香槟酒，能冒出来。 法国风干肠：王波明疯了似的喜欢这种肠，的确非常香。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卖的，只好求人从法国带，那天吃了两根，我答应把最后一根给波明，但是忘了。两天以后我们接着开策划会的时候，他居然念念不忘地跟我要香肠。当我把最后一根贡献给他之后，他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怎么比那天的小了？”洋东西把话题在到饭桌前就转到外国媒体对中国一些非常片面的报道，似乎一些少数人的饮食习惯已经成了国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统一定论，一场非典我们从熊猫饲养员变成了吃熊猫的野蛮人。 主菜精选： 最好吃的是两道我妈妈送过来的菜：八宝鸭和红烧大虾，都是我们家的看家菜。鸭子一定要先过油，然后再把八宝放在里面。八宝里面一定要有莲子，核桃，红枣，我喜欢好多好多红枣。另外一道好吃的菜是红烧大虾，虾是朋友从青岛带来送给我妈的，她吃不了这么多，我们都沾光了。那天的红酒里面有一瓶1995年的ST。 MILLION grand cru； 配鸭子好得不得了。酒足饭饱，大家开始想办法，能做点什么？如何提高我们的士气？如何让国外媒体看到我们的正面？如何让启动中国商界和民间的力量一起做点事？如何真的让老百姓都能够参与进来？ 甜点： 等到甜点（草梅派和巧克力蛋糕）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七嘴八舌，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说实话，那时候我已经高了，说得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聚会在笑声中结束。 过了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电子邮件表示我们的感触和言论不能只是口头的，要有行动。于是又聚在一起讨论执行，这回的菜单是：速冻饺子 ＋ 茶。 方案和倡议书是半夜两点半做完的，分工也都就绪。 由此可见，“革命不能没有请客吃饭”，但是“革命也不能光是请客吃饭。”这也应该算是中国精神吧。
洗劫生命守住精神
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8年开始先后居住伦敦与纽约。职业从事作曲、人声表演艺术、唱片制作及小说创作。著有《你别无选择》、《女贞汤》等。 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曾跟着这个城市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那几十年的经历培养出来我的北京性格，并无法逃避对这个城市的偏爱。什么是北京人？不在于你是否出生于此，而在于你是否可以与这个城市分担灾难。 出国去15年，在那十五年里我只能从朋友们的信息中得知北京的悲欢，心里遗憾竟成了北京的局外人。这次非典大灾，我守在故乡，又重新经历和体验到北京人面对灾难的黑色幽默、哥们儿义气，亲情至上等等，还有那些久违了的小道消息。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家被抄了还有精力和朋友们一起向往与普希金约会。从我出生的年代直到今天，北京人还是没有学会无为和顺受。 因此当朋友们把我卷进“中国精神”活动，我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我的继子在非典最盛的时候曾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就不会被传染。我想他是对的，这就是保持正义不灭，邪气无法侵入。现在受害的不只是北京，还有香港等地，我们要是再这么无望的恐慌下去，丢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