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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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SOHO包豪斯的骨肉皮影
周榕，男，1968年生，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助理，总规划师。目前在清华大学主讲研究生建筑评论课，并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曾于多家报刊发表建筑与城市评论文章。 1919年发生的事件中，有两件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是北京的五四运动，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环境，另一是远在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的成立，它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的人工物质环境。今天，也许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承沐到五四运动的惠泽，但不夸张地说，却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敢夸口自己未曾受过包豪斯的影响。一个现代人，从其降生伊始所接触的每一件现代人工制品，都或多或少与包豪斯有关，从书籍影视、服装饰物，到家具器皿、城市建筑，一个人在今日世界仰观所察、俯瞰所见，天上地下，林林总总，举凡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物质景象，都无法逃离包豪斯的荫翳。从这个丰饶的当代物质世界的任意一点起身回溯，我们总可以抵达包豪斯的校门，并从那里眺望到工业化所垦掘出的凌乱荒原。在时代的那个剖面上，除了一条大道从背后纵贯而来，前方无阡无陌，方向未明，对于技术进步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的伟大图景，人们除了激动不安，还近乎一无所知。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庇乌斯也绝不曾料到，他向小城魏玛迈出的这一小步，将会带动整个人类世界纵身跃往何处。 如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清楚。如今我们通过身边物质性的所见所触，无时无刻不结结实实地抠摸到“现代性”的含义。如今我们仿佛身在彼岸，而包豪斯成了逐渐远去的渡轮。对于周遭的现代风景，有人诅咒，有人漠然，有人迷恋。正如历来旅客对向导的评价一样，功与罪，梦或魇，包豪斯的影像在它关闭七十年后显得模糊而可疑。 七十年后还原包豪斯的真相殊非易事，今天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包豪斯，是一种泛现代设计风格的集合称谓，已经与真实的包豪斯相去甚远。这所只存活了短短十四年，在校学生不过二百，并且在乱世艰难中三易其址的德国设计学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生存在被过度贬抑与过度褒扬的双重危险之中，何况有太多的传奇故事，为它渲染上重重幻影。甚至，连包豪斯亲历者们的说法都莫衷一是。从抽象意义上谈包豪斯，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对象，然而细究其历史，立刻会陷入一场现代艺术的罗生门。包豪斯在魏玛、德绍、柏林的各个阶段，办学宗旨迥异其趣，绝非一以贯之；不同导师的见解也常常天差地别，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就在包豪斯最鼎盛兴旺的1927年，第二任校长汉纳斯·梅耶私下的看法却是这个学校“名声在外，远远超出了它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实际能力。” 因反对他而离职的教师们，却抗议说：“现在有一种危险的趋势，这就是，我们会变成自己曾经发起革命要反对的那种东西：一所职业培训学校。”格罗庇乌斯创造的艺术乌托邦、汉纳斯·梅耶统辖的共产主义堡垒、以及密斯·凡·德·罗治下的实用主义训练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包豪斯？也许，在包豪斯被当作一个品牌被消费的今天，历史的真实无关紧要，大众只需要一个权充作现代文明先知的影像，并给它加上一个称谓，以便安心追随。而设计师、教师、与艺术家们也需要这样一堵最后的墙壁，用来抵挡自己在无知中创造世界的恐惧。 与普罗大众的影像崇拜不同，专业人士在受艺术教育伊始，就必须触及包豪斯的皮肉，“包豪斯设计风格”往往会成为其现代设计启蒙的第一课。但事实上，所谓“包豪斯设计风格”，基本上也只具备传播学的意义，而与史实无涉，正如包豪斯资深导师施莱莫在1929年指出的那样：“包豪斯风格是一种‘现代装饰风格’，它拒斥任何过气的风格，而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保持最时新——这个风格到处都能看得到，但是，我在包豪斯却是没有见过它。”尽管格罗庇乌斯始终都在否认和反抗这一被外界强加的风格枷锁，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僵化的类型模式对多样性创造力的巨大危害，但大众传媒与理论家们还是一同携手，为包豪斯浇铸上了一层厚重的风格外壳，由此，也扼杀了包豪斯深处涌动的蓬勃创造力。 包豪斯对当代世界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提供了一个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类型学范本。与别的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同，包豪斯首先是一所学校，它直指艺术的传承方式这个极为重要的隐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艺术传承这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根子问题，才能构筑起一套完整并持续的艺术体系，给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致命的一击。包豪斯的意义，是在巴黎美术学院的“Beaux…Art”体系之外，开辟了新的现代性道路，如果说别的艺术流派对于古典主义艺术来说是斩草的话，包豪斯则是除根。扼住了古典主义艺术的真正命门，包豪斯就此成为终结者兼开创者。其它现代艺术流派一时喧响过后，便断绝沉寂。而唯有包豪斯开枝散叶，将其艺术观与设计观流播到世界各地，终于在二战后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成功地解决了接班人问题，是包豪斯卓然超凌于其它现代艺术流派之上，成为现代艺术“正宗盟主”的根本原因。 在包豪斯的教学范本中，以其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最为完备，它通过一系列理性、严格的视觉训练程序，对学生进行“洗脑”，洗去他们入学之前主观、凌乱、随意的视觉习惯，重塑他们观看世界的崭新方式，即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这套方法影响巨大，1945年后几乎成为全世界现代艺术和设计教学的通用法宝，在被这种方法教育起来的一代又一代“艺术新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现代世界被塑造成如此这般的“理性”面貌。时至今日，中国绝大多数艺术类、建筑类院校，还将肇因于包豪斯的三大构成（平面、立体、色彩构成）当作基础课教学的不二法门。 然而，细究包豪斯基础课教学的理论依据，就会发现，它与真正的科学理性貌合神离，徒具形式理性而缺乏逻辑理性，是先验的而非实证的，既不能被证伪，也缺少统计学的证据。称其为“伪科学”有点儿过激，但其实质确实更接近宗教而不是科学。包豪斯的基础课教学体系，固然是在现代艺术教育的蛮荒地带的第一次成功实验，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真理，而懒惰的后继者却将这种在萌芽期的个性实验固定、僵死下来，成为一种可供全世界学习、抄袭的范本，以及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殊不知这只是包豪斯的皮相之学，远非本旨之要。 事实上，包豪斯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把艺术从某个阶层、某些国家和民族、某种天才神话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并将它归还给每一个普通人。降低艺术的生产成本、提高艺术的生产效率，并使艺术全面而整体地介入现代生活，这是包豪斯对于现代世界的极大贡献。虽然，包豪斯是将感性的艺术用理性化“设计”所替代的始作俑者，并使世界从此沿着“设计中心论”与“设计全能观”的乏味轨道狂驶飞奔，但包豪斯群体在机器碾轧出的现代文明荒原上，以大见识、大气魄、大自信，发大愿力，营造全新世界的无比勇气，七十载之下仍令人感佩追慕，激荡心神。 1923年，格罗庇乌斯在其发表的《观念与建筑》一文中阐明了包豪斯对于时代精神的看法：“支配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清晰可辨，尽管其形式仍暧昧不明。”在保守的复古主义、粗鲁的实用主义、与媚俗的消费主义的重重围困下，包豪斯智珠在握，颖脱而出，真正为时代精神赋形立法，树立起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对于时代精神敏锐的判断力、对于技术进步的巨大想象力和操作能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包豪斯剔去血肉皮影后的真正根骨，也是它留给我们历久弥新的伟大遗产。 今天，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像一只拼命前窜的猎犬，将我们引向新的蛮荒边缘，以往积淀的、包括包豪斯在内的所谓现代文明已经隐隐发出了臭气。是用隔宿的经验在新的生存旷野上殖民，还是变法图新，沿续包豪斯的精神之路，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的SOHO一个词语的无数种可能性
木木，《SOHO小报》编辑 有人说，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两个人，中间不出七个人的转折，就可以找到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 李天炳是一个做有关长征的当代艺术的朋友从当年的长征路线上找到的一个人。李天炳是闽西山村的一个老头，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生活方式和当代艺术能沾上边。当年日本鬼子到村里拍良民证用的照片，李天炳无来由地迷上了那个黑匣子，第二天，他瞒着家人，把家里的老牛拖到遥远的镇子上卖了，换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他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他在黑暗的牛棚里用烟囱透下的光柱自然曝光，不多不少八分之一秒，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翻山越岭，拍下了那片古老地界的婚嫁生死，风转物移。他不再是一个山村的农民，他以拍照为生，谋生，娱乐，生活的边界完全模糊，他的生活有了他自己说的自自在在，当他被当代艺术家们发现时，艺术家们说，他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行为方式——他关注自由。 小Y是新人类，她从没离开大都市，致力于实践一切看似另类的生活方式，染红头发，在同性恋成为圈子里的时髦话题时爱上一个比她更新的女孩，写过火的文章，被归入美女作家，她每年都有一个短期工作史，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游荡和写作。一次她游荡到鼓浪屿，看着那片海说，这个地方适合写一个长篇，于是当天就在当地租了一个房子，租三个月，刚好够写一个长篇。她的笔记本电脑随身带，手机全球通，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空间。她关注一个生活的姿态——与老贵们不同，她是新贵。 长征路上的李天炳和新人类小Y相隔时空遥远，攀不上联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放弃生活轨道，获得无数种可能性，于是生活的外延无限扩大，融合，李天炳被艺术家们尊为一个难得的当代艺术的实践和保存者时惊得不知所措，而小Y，谁知道她明天会成为什么，只有丰富和不确定是确定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讨论的有关SOHO的话题，或者SOHO正是不确定和无限可能性的容器，而可能性的永不消失是生活魅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容易被“永远”这个词打动，是因为“永远”以确定的语气宣告了某种可能性的消失。所以，句子里有一个“永”字，总是很容易击中我。比如，有一次我在书店翻闲书，翻到诗人芒克的句子：你，和那些远去的日子，永不再来。我盯着那个永字，脑子一瞬空白。还有一次，湾景拿新出的《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一书让作者签名，我笑湾景行为太年轻。湾景认真地说，不是要签名，是他本来想用在书里但后来没用的那句话太好了，就让他给写下来。我凑过去看，那句话是：书中大部分景色已永沉江底。那是一本摄影集，用图像记录了三峡风光，而那些被千年文人歌咏过的风光将因为一个宏大的工程而消失。我再次被突然击中，“永沉江底”打到我心里，说不出的心痛。 是确定和可能性的消失让人心痛。 同样我问那位做长征艺术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长征？他笑着反问：有比长征更能永远可以自圆其说的概念吗？的确，长征最抽象也最具体，它的里面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它是物质的，很多产品以它为品牌命名，它是精神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人的心理极限，生理极限，甚至茅台酒，喝了它四渡赤水，甚至美国总统上任，报纸要说“他开始了新的长征”，它是一个意蕴无限丰富的概念，成为中国最独特的资源——思想的、话语的、艺术的、物质的、情感的。 我想，所谓SOHO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生活姿态，不只是可以转化成产品的情感和创意，它像是一种生态，这种生态充满无限可能性，表现到一个人群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到一个建筑形态中，成为一个物化的定义它的拥有者的符号；表现到一个精神领域中，成为引领人接近和探求自由的口号。 而SOHO的含义本身，同样液态无形，充满可能，就像我们孜孜以求的自由，永远不能到达它的边界。
我的SOHO小豆面馆之江湖
木木，《SOHO小报》编辑；湾景，特约嘉宾。 木木：最近我被拉去参加了一次网友聚会，那天去的人我都只是从网上知道一个ID，其他的一无所知。大家见面时颇像江湖各派的集会，互相叫着网名——因为真名多半互不知道，也没想着要问，突然之间每个人的身份都模糊掉，只剩一个ID被抽离出来，象是在另一个空间。我坐在那些ID中间，想到了一个词——江湖。 网络总给我一些江湖之感，潜存在日常生活之下，营造了另一个空间，ID们在这里生活，遵守日常生活之外的规则，恣情任性，每天有人在这里激情迸发，寻求扬名网络，每天有人在这里平淡告别，说终于厌倦，像极了江湖。 湾景：好象是这样，我们平时所说的江湖其实更多是一个想象。人们对江湖的向往也就是渴望摆脱现实世界束缚、渴望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一种内心冲动。人们通过对江湖的向往可以平衡或者释放因为现实中的僵化和刻板所造成的压抑。这可能也是金庸的小说往往选择朝代更迭、纲常松弛的年代作为江湖兴盛的时代背景的原因。 有趣的是，最近有社会学家称中国当代社会也存在江湖化（社会的西西里化）的倾向，呼吁引起注意。他指的这个江湖化其实是说在官方的、公开的宣传口径之外存在一个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木木：其实，从庄子说两条鱼与其在干涸有小河里“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起，从《史记》中写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起，江湖就不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超拔出日常琐碎之上的诗化的世界，它的含义无比丰满，涵含了人生的一切，生死，爱恨，功名，隐退，正义，邪恶，它比人生更广大，但在现实的纠缠里，我们遵循了另一套规则—比如长久影响着我们的入世儒道。曾经有一位伦敦大学的汉学家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我们有儒家的思想，儒道里的道德规范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人们心甘情愿遵守无数的规则，诗意的梦想安放给江湖。 湾景：的确，人们需要江湖是因为它超越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种种困境，比如江湖中的激情和厌倦就是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需要反复面对的两个命题。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被处理成功成名就悄然隐退，这其实寄托了现代人的一种崇高理想。因为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真正的“退出江湖”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候，江湖不再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成为一个人内心的写照，就象《东邪西毒》里欧阳锋说的，人就是江湖，无路可退的。 木木：所以啊，中国社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孔子给了人们一个君子的理想，江湖给了人们一个侠客的梦。侠客们生存于江湖，超越了古老的礼教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