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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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里，孔子给了人们一个君子的理想，江湖给了人们一个侠客的梦。侠客们生存于江湖，超越了古老的礼教和平凡的生活，侠骨柔情，慷慨赴死，这样的境界成为无数人的理想，从陶潜的“抚剑独行游”，到鲍照的“负剑远行游”，到北大的陈平原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到张艺谋在拍完英雄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的“我最高的生活理想就是仗剑走天下”，好像没有哪个民族对江湖寄予这么多的诗意和情感。可能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君子和侠客之间挣扎徘徊吧。　　　　湾景：君子存在于现实，需要受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和礼仪的约束，侠客存在于想象，可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君子和侠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精神中分裂的两个极端。就象所谓的BOBO族，白天在写字楼里是驯服的布尔乔亚，是君子；晚上在酒吧在网上摇身一变就成了狂野的波斯米亚，是侠客。　　　　木木：我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辜鸿铭说，中国人一直保有着孩子的纯真，过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心灵的生活”，或者正是这样的特质使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生死爱恨，剑胆琴心被无限诗化，成为成年人的童话。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是愿意做君子还是做侠客呢？　　　　湾景：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不同吧，如果有知己相伴，我更愿意做一个侠客，远离尘嚣，归隐天边；但是，我们大家现在过的都是君子的生活，遵守君子的社会标准。你呢？如果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居江湖之远，你愿意抛下所有和他一起实践你的侠客梦吗？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


书里的乾坤一条路

　　　　关于读书的好处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大意如此的话：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辈子，就是“这辈子”；而读书的人可以活三辈子，除了“这辈子”之外，还有上辈子和下辈子。其实读书不仅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历程延长，还可以让我们“这辈子”的生命质量提高，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可以是功利实用的、可以是理想崇高的、可以是快餐娱乐的，甚至可以是蝇营狗苟喜腥逐臭的，这都没有关系，只要阅读了，至少就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阅历，修正和补充我们从社会上获得的直接经验，“这辈子”至少就可以活得有些滋润，有些颜色，有些从容不迫。读书也不应当是一种单向度的输入，而是一个将自己的现实体验与书本内容进行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书是社会的风向标，书里的小乾坤和外部世界的大乾坤永远是相互作用，互为写照的。个人经验和书本知识的交流与分享，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虚构与建构，都应当成为当前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最后，读书还应该是人生和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平衡和补充，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愈加丰富、科学愈加发达的年代，但依然会面临大量通过经济手段、技术手段乃至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困惑与苦恼。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的时候，精神价值的平衡作用也同样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读书就是化解现实中枯涩与沉重的一剂良方。套用一句大师的话，读书方可使人静观，静观方可使人明断，明断方可使人行动。　　　　

　　　　韩东，　1961年生，山东大学毕业。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　　　　

2002年1月20日深夜，楚尘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有着深绿色的封皮，书名为五个白色的繁体字“重负与神恩”。我将这本书放进背包里，辞别了楚尘打车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充盈着一种踏实的感觉。回到家匆忙收拾了一下我就上了床，靠在床头我开始阅读此书，直到窗户发白。　　　　

　　　　这是一本港版的薇依的著作。薇依的书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读到过，是那本《在期待之中》。那本书至今我已经读了不下七遍，在我的阅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重负与神恩》亦然，拿到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四遍。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楚尘所在的出版公司买下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向楚尘要求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来我读过多遍，对书的内容比较熟悉，二来，无论如何我都想与该书或薇依发生一点关系。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说它是我的“圣经”也不为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有价值有教益的书也不缺乏，但真正能改变人生或安慰心灵的书的确不多，适合于特殊个人需要的这类书那就更加罕见了。和它们的相遇，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薇依的著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绝对的。在我看来，它不仅触及了真理，可以说就是真理本身。薇依也并非是一般的著书立说者，她的生平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凡罕见的人物。诗人艾略特称薇依为“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又说“（阅读薇依）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的相接触。”。但即使是睿智的艾略特也对薇依这样的人把握不定，所以才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他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毫不忌言薇依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后者对他的意义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依的传记《信仰与重负》）。在这里，我抄录《重负与神恩》一些章节的小标题如下：“重负与神恩”、“超脱”、“我”、“爱”、“恶”、“暴力”、“不幸”、“偶然”、“宇宙的意义”、“美”、“劳动的奥秘”，由此便可大致了解该书所涉及和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绝对、信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书，这是一本关于生而为人的书。　　　　

　　　　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何止千万？但在所有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亘古不变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精神渴求，对真理或绝对的期待。这是人灵魂中的饿，灵魂深处的饿，我们又该去何处寻找那可供食用的永恒的精神食粮呢？在权力、金钱、声望以及所谓的个人实现、男女之爱主宰的价值世界里，一旦这些东西倒塌之后我们又将沦落何方呢？即使是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内心仍有巨大的空洞。掩饰、转移、寻找就近就便的替代物是我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替代物在今天何其多也！国家、民族、科技、知识、经济生活、政治自由，甚至艺术和诗歌皆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些只有相对价值的事物在今天扮演着绝对之物的角色，吸纳着我们灵魂中的饿。但吃完之后我们还会再饿，吃完之后我们便加以厌弃，厌弃之后还要再吃。只有这吃的欲望，这灵魂深处的饿是经久不息、反复到来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两千年，他只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看中国历史也只看到两个字，就是荒芜。这“荒芜”是就其真理或绝对而言的，是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光照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没错，中国出过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孔子说到底是“世间法”，其学说拒绝也无能力涉及绝对。老子则是绝对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惟一的表达、仅有的闪光，但在后继者的实践中演变为自我麻痹的道行与巫术，已和灵魂的饥饿无关。佛教东来，的确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光明。但一来它并非本土成就；二来，在与本土传统的结合和扎根中确有损失。即便如此，它仍是中国人在茫茫黑夜中寻求真理和绝对的惟一的灯盏。　　　　

　　　　时值今日，鲁迅成了文化英雄、民族的灵魂，换言之，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荒芜，觉得可悲，因为鲁迅的高度相对于绝对真理来说相去实在太远了。他踞于绝对真理的位置，却没有那样的光明，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误导，说是骗局也不为过。鲁迅不过是一尊新的中空的偶像。当然，这与鲁迅本人无关。只要降低一点，哪怕一点，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位置上鲁迅的价值才会变得令人信服。　　　　

　　　　但，饥饿的灵魂需要绝对，需要来自绝对的永恒的精神食粮。绝对真理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背景下都会有它具体的默示。我相信，在今天依然如此。它通过一些人的行为、一些言语，或者一本书，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人的气质有异，对真理的渴望程度不同，因此它何时到达？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是否到达？那就不一定了。但多一条道路总是好的。《重负与神恩》，或者说薇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虽然它对很多人也许不合适，虽然，翻开了这本书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但它存在着，就是好的，就像壮丽的星空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背景。


书里的乾坤两个世界，互相遥望——《西行25度》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　　　　

　　　　　　　　

　　　　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沿北纬40度，西行25度，从北京到新疆，横穿中国中西部，他们将记录“中西部人的真实表情，真实生活，以及让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后，潘在《西行25度》中写道：“现在城里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做事情难，做女人难，做企业家难，做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装出来的情绪。出来看一看西部的农民，他们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这个事情难，做那个事情难的城里人，他们要难上几十倍、几百倍，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对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觉得苦和难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过“忆苦思甜”的训练，那就是用一种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忆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于更苦更难的人们“生活得很愉快”，该结论更是轻率，当然，从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气洋洋，用潘石屹的话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但对这种“高兴”我另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儿里来新人了”，潘一行风一般来了，又风一般走了，乡亲们应酬一番，转过脸去还得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特殊种类的人，在苦和难中，他们恐怕愉快不起来。　　　　

　　　　那一路上，有无数双眼睛，纯洁的、热情的、温顺的、茫然的，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它们，猎取那些目光。翻阅《西行25度》时，我觉得那些眼睛遥望我们，遥望那个执掌照相机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叫潘石屹，更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潘石屹这个名字几乎是　“成功”、“财富”、“时尚”、“品位”的符号，他们的目光与潘的目光相遇，潘怎么想我们知道了，但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怎么想吗？　　　　

　　　　正如潘石屹所说：“西部和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型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不仅是物质的差距，包括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差距。我在行走的车上常常有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叫《黑客帝国》电影中两个世界的切换。”——这种差距并非始于今日，在1903年或1933年，你从上海西行，也会同样尖锐地感受到差距，这不仅是速度的，也是方向的：一个世界高歌猛进地认同于纽约、巴黎；另一个世界则内向、阴郁地积压着风暴般的力量。贯穿现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隐秘关键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它们如何看待对方，它们如何相处？　　　　

　　　　潘石屹在历史上的前辈对此并无意识，就像城堡中人意识不到城堡下的沙滩，这也许是现代史上关于幻觉、关于自欺、关于世事无常的最浩大的演绎。很多年后，当张爱玲带着那个摩登、华丽的世界归来时，她为粗糙的人们提供了丰盛的感官和复杂的语调，但是，她的最深处的微弱、尖细的声音最终还是被宿命般地遗漏：凭着天才的直觉，她意识到远方有某种事物正在运动，它使眼前的一切变得不真实、不确定。　　　　

　　　　对此时的潘石屹来说，中国的中西部肯定是比纽约或巴黎更远的远方，如果他去纽约或巴黎，大概在他周围没人追问为什么，但现在，他要出发西行，就有人问了：“要去开发大西北吗？”潘曰：“没有。”人又问：“卖房子去吗？”潘曰：“没有。”人再问：“你去访贫问苦吗？”还是“没有”，“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潘说：“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就是想出去看一看”，这让我想到一个老旧的词：“世界观”——在世界上，观看。我们小时候，世界观问题是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世界观的问题在于是否足够的宽；世上的悲剧和谬误大多源于当事人有一种狭窄而“正确”的世界观，人不能理解生活之繁杂，人性之深微，人类生活价值之分歧，不能理解历史和现实中暗自涌动的浩瀚可能性，人也就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　　　　

　　　　在《西行25度》中，潘石屹以玄学爱好者的特有语调说道：“人前面的定语越少，限定他的东西就越少，就越能活出他的真实和本来面目。”“如果除了IT方面的知识就什么都不懂，或者只是一个商人，除了商业之外的事情别的都没有兴趣，这样你就有好多乐趣体会不到，让你的生命特别的小。”——这似乎是在谈生命、谈“业余文化生活”，但是，鉴于潘所指称的“你”实际上是一个强势的复数，是与“进步”、“发展”、“技术”、“资本”等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密切相关的群体，生命的“小”就不能在个人意义上称量，这种“小”必然是总体上的世界观的“小”，是他们高歌猛进的自信姿态中隐藏的致命的“轻”。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西行25度”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当人们在SOHO现代城里想象自己的世界时，还能隐约记起荒凉的村庄和残破的大地，他们也许能够超越他们“前面的定语”，以更真实、更复杂的尺度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利益。　　　　

　　　　——我对此并不乐观。一个社会群体获得一种宽阔的、足够精细的自我意识，以便与历史、与“吾土吾民”和谐相处，这必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刚刚开始。仅仅三四年前，当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各种财经报道时，我忽然发现，意气风发的IT新贵们在表达和想象时最常调用的资源竟只是金庸和古龙，这就好比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大仲马想象世界、理解自我，当然法国人还没有这么浅薄和愚蠢。　　　　

　　　　如今，“潘总”西行，留下《西行25度》，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观的一次任意的、试探性的拓展，他无疑看到了很多，当然，他没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