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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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报社，老给我假公济私。于是我对自己的商业才华有了一些怀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多的肯定。 晚上，熄灯，大家开始卧谈会，在探讨了经济形势、业务状况和未来走向以后，有位兄弟长叹了一声：如果可以挑选一种死法，我希望是被钱砸死的——我说的是美元。而我的理想却突然发生了质的升华：与其被美元砸死，还不如做个艺术家被饿死。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的同学们继续倒腾车皮、走私汽车、石油换食品、食品换核潜艇、跨国结婚、收购微软、重建世贸大厦…… 而我默默地做了三张伟大的唱片，最后一张《拉链门事件》终于可以公开发行，著名乐评人说我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所以当然还是没钱，还只能拿理想说事儿。 老天有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还是被钱砸死算了。 注：那一年，1991—1993，关键词：大款、倒爷、邓公南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徐磊
那一年历史的拐角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后现代问题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较多贡献。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历史好像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察觉，它就在默默中转变了方向。这时的历史的拐角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有的时候，历史大张旗鼓地追求它的宏伟的目标，好像一切都近在咫尺，但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的拐角，历史却从此转换了方向。历史的拐角的神秘 和宿命感往往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迷惑不已。人们好像对于自己的命运根本无法把握，就好像马克思所言的：想走进这间房，却意外地走进了另外一间。人生的状况往往如是。 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一个历史的拐角好像突然出现了。当时好像在十年中积累的全部热情和期望都变成了一套浪漫的幻想在一个时刻喷发了出来，我们好像突然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时刻。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华丽的言辞和巨大的行动。那时我是一个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正好沉醉在文学“先锋派”的潮流之中，也正经历了思想从八十年代流行的“启蒙”中脱出的过程，似乎对于一切改变历史的“高峰体验”都有一种其实同样天真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对于历史的大戏剧的诱惑仅仅只有一点好奇心。但当时的许多朋友都被能参与甚至改变历史的宏伟的景象所吸引，他们发表宣言，宣告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他们彻夜开会，将宏伟的街头运动和神秘的内幕莫名地连在一起；他们的确想象明天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颠倒过来。 我记得我的同学朋友卫国，原是个诗人，已经在先锋诗歌界小有名望，热爱一切诗歌活动，希望通过诗来改变世界。这时候看到到处萌动的热望，禁不住到处找人签名，到处从事他不懂的政治。这政治在他看来就和诗一样浪漫。我还记得他有一天到我家来找我，目的是说服我参与他的活动，他滔滔不绝地分析形势，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历史的全部蓝图。他不高的个子，眼镜下面透出一种狂热而沉醉的光芒。他当时告诉我：“明天，明天，历史就要改变了。”我今天想来他好像是叫阿Q同去革命的天真汉，当时我没有大志，只好说我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潮流边缘的观潮者，看不清历史，却也就不必在大变动的前夜加入它。我看到卫国眼睛里的失望，如同当年的激进的革命者看到一个迷途的羔羊，一个掌握真理的英雄面对麻木的庸众。卫国不打算再写诗了，他在最后告诉我：真正的诗其实正在广场上。而那位今天已经厌倦了海外流浪生活的大诗人正是他的偶像，卫国的活动正是和他卷在一起。我迷恋诗人的诗，却无法懂得诗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只有无尽的疑惑而已。卫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我深谈了。 而让我真正对历史感到疑惑的却是一件不可思议却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如火如荼的那些天中的一天，热力已经飙到了最高，突然一位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坚持没有吃饭的人们需要尿盆。他正在和几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一起购买了许多尿盆，已经送去。他说他们背着许多尿盆走到了人们中间，受到了热情的欢呼。我当时突然觉得有点怪异，宏大的历史场景里居然需要尿盆，伟大的时刻也不可能放弃吃喝拉撒的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我们好像在狂欢，在忘掉一切世俗的生活，但我们仍然需要尿盆。悲壮的感情，宏伟的理想，深沉的感情；人潮和历史改变的滔滔巨浪居然仍然需要尿盆。历史是多么尖刻的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对比啊！在神圣而庄严的时刻，历史露出了它的最世俗，却最无法逃避的某种真实。 于是，我好像觉得就是这尿盆的出现驱散了我们的美丽的梦想。近在咫尺的一切其实好像消逝了，遥不可及，却又意外地好像被实现了，唾手可得。历史其实没有按当时所有人的想象走向他们的目标，而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拐角，让那些亲历了一切的人尝到了被历史拨弄的无奈。我们试图掌握历史的时候，历史变成了对我们的讽刺。我想，这里的那个尿盆的作用其实很大，我们参与的历史没有改变人们对尿盆的需求，而尿盆却难免解构了历史。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岁月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卫国在海外经历了大起大落后不知踪迹，我还会偶尔想念他。而那位被他崇拜的诗人，同样经历了漂流之后，如今已经走到了事物相反的另一极。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国的命运也有了不可思议的转变。当年在嘈杂、混乱、震撼的时刻没有明确，却被所有人期望的命运，好像已经实现了，但梦想的色泽和梦想的形态已经经历了沧桑之变。今天中国当然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成了全球资本运作和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节点”。SARS并没有改变这历史拐角当年转向的路，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全球都市”，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八国集团”这样的问题。 当年最天才的预言家也难以明白历史居然会向这个方向转去，历史就这样把一个宏伟的传奇变成了拐角。许多人在拐角处下了车就再也没有机会赶路了，还有许多人希望在遥远处寻找的路，没有为他敞开，另外有人在偏航之后再度归航。命运将我们带向了我们不知道的方向，但毕竟历史和尿盆都会出现，它们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对抗却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 张颐武
那一年重返八达岭
章含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出版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今年的“三八节”，女儿洪晃邀请我去参加“长城脚下公社”的一个的聚会。这个称之为“公社”的独特新颖的建筑群是洪晃的好友张欣和潘石屹创意和开发的，洪晃说得了一个国际大奖。 “公社”位于八达岭长城。算起来，我自己都很吃惊，我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了。在我的印象中，从城中心去那里是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洪晃说从八达岭高速路走，一小时即到。 后来，果然是一小时就到了。因为天色已晚，我只能看到每个建筑物的轮廓，不过聚会所在的那个会所的创新设计令我感到惊奇和陌生。置身于那千百年来沉静的起伏山峦之中，这些代表时代前卫的建筑物与古老的长城的反差使我陷入一种失落的心情。我也弄不清我是在寻找旧日长城的踪迹，还是在惊叹新一代人的创意。 这一次20年后重返八达岭的经历打破了我对古老长城的记忆。那天回到家后，一些遥远的，以为已经忘却的往事竟又浮现眼前。 记得我第一次上八达岭长城是在53年前的1950年的春天，是父亲的秘书陈天佐父子两人陪我去的。那年我15岁，刚刚在半年前随母亲从上海迁来北京与父亲会合。记得我们起个大早，清晨就去赶坐火车，将近中午才到长城附近。又走了很久，才到了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完全没有修整，许多地方都是断垣残壁，走上去看来挺危险的。我问陈秘书怎么上去，他说骑驴子上去比较安全。 当时我是一个住惯大都市上海的女孩子，不要说骑驴，我连见都没见过驴子长什么样。后来，三个当地老乡牵来三头驴，他们挑了一头据说是很温顺的让我骑。摸着那毛茸茸的驴身，我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但那时已别无选择。陈秘书把我扶上驴子，三头驴加三个拉驴人就陪着我们上路了。那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人和驴踩出来的，开始往上爬时，我直挺挺坐在驴背上，吓得大喊大叫，驴子受了惊也好像步履蹒跚。牵驴人有点急了，拼命叫我身子要趴下。我说不行，我怕，那驴子也很脏。不过，后来我终于和那头驴子配合得比较和谐了。惊魂稳定之后，再看小道两边，满目青翠，春末夏初的嫩绿夹杂着不知名的绚丽的野花，点缀得整个山坡如一幅美丽的图画。长城的这种景色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只有从小路爬上去才能看到的，而骑着驴子看就更别有风味了。可惜那不是一匹骏马，否则可能真有点塞外风情了。 后来，八达岭长城就不断修缮了，人们不必再骑驴，而可以拾阶而上。我也无数次这样地上过长城。去多了也就再没有新鲜感了。尤其是七十年代初，我调到外交部工作之后，凡重要来访外宾都要上长城。于是我每个月都要陪同各国政要爬几次烽火台，说那句重复无数遍的话：“不到长城非好汉”。记得大概是1972年基辛格来访，也上了长城。那天是他五十岁大寿。当晚，周恩来总理为他设寿宴。基辛格大赞长城，并念了毛主席关于长城的诗句。周总理也很高兴，送了基辛格一首当年吴佩孚五十大庆时作的诗，不幸的是后来这件事遭到了批判。 我也陪同尼克松总统上了长城。那是1972年的2月，长城上风很大，气温很低。不过那是中美关系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当时真的没觉得冷。尼克松兴致很高，说这长城真是太伟大了。他有幸亲临长城，相信美国人民此时都能见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为了准备尼克松这次长城之行，我却受了一次大罪。那是在他访华一个多月前1972年一月初，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以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队。他们除了和中方谈判之外，还要到尼克松将要去的所有地方去看一遍。所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一月初的时候，我随同黑格将军去长城。那天中方的陪同是公安部的于桑部长。他要利用路上的时间同黑格交谈尼克松访华的安全保卫问题，所以我与他们同车担任翻译。假如当年有今日的八达岭高速路，我的任务会轻松多了。但那时，去长城大概车子要开两个多小时。“红旗”车的车身很长，一路上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翻译，所以都在倒行。这大概是我翻译生涯中最最受罪的一次经历。回到城里时，我头晕眼花，而且从此得了晕车的毛病，一坐汽车就晕。大概一年之后才缓过来。如今想来，这竟是30年前的往事了！其中的当事人，有的已成故人！ 小时候做作文，一开头总是用套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如今当我从“长城公社”的时尚、绚丽中回首当年的这些往事，真感觉恍同隔世，也真觉得半个世纪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北京这些年来变得太多了，变得陌生了。如今连长城的氛围也变了。 其实，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又何止北京？几乎每次回到家乡上海，都觉得越来越陌生。就连那条最熟悉的淮海中路，童年少年时的记忆——那老大昌冰激凌蛋糕店，那黄桥肉饼店，金龙绸缎店……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名牌店、高级婚纱店……于是我对这条马路也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漫步在那些新建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小街上时才能找回一些儿时的记忆——小小的烟纸店，馄饨店，家家户户从窗口伸出来的晾衣服的竹竿和坐在小板凳上聊天的左邻右舍。 人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明知这些变化带来的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却又常常感叹这步伐太快，它无情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许许多多美好回忆冲刷得无处可寻。这是一种无奈！大概这也是为了更精彩的明天，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吧！ 章含之
恋旧与趋新恋旧与趋新
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前些天北京作协开会，晚上闲谈，女作家赵凝被认为具有洞察男女内心秘密的本事，说到我，她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恋旧”。我没有反对她的这个说法，而且还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隐私”，算是给这个说法一点支持。我说，当年下乡支农，临走时，一个女知青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诗是这么写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钟子心。别后二十春，熏风频送馨。”我当时真有点儿动心，以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二十个春天，却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不准哪一天，也许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恋旧”，如果算，恐怕也是单“恋”，是不能与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提并论的，因为这个“旧”在写了那首诗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下一个角落保存着对她的记忆。我辈行色匆匆，为生活而终日奔走，有时，恋旧的心情会从没人看守的那个角落中溜出来，但也只是探一探头儿，便稍纵即逝了。 也有刻骨铭心的，比如向秀作《思旧赋》，悼念亡友嵇康、吕安，曾有“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句子，就隐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愤。但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比较多的还是刘半农在法国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表达的：“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大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其实，恋旧总是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是个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阿城在讲到思乡的时候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在不定期地发作，就像你对初恋的思念总是难以割舍而保持终生一样。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旧时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种更纯粹的方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我们长久的思念中越来越显示其美好的价值。人们常说，人老了就容易恋旧，陈谷子烂芝麻都想起来了。在早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以为我老了必不会这样。而近来我却常有回忆往事的冲动，于是怀疑自己也已经开始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