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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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潘总”西行，留下《西行25度》，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观的一次任意的、试探性的拓展，他无疑看到了很多，当然，他没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比如他看到了“愉快”，他没有看到泪水……
书里的乾坤所谓纯美的风景只是臆想？
李少君，《天涯》杂志主编，著有小说散文若干，出版《南部观察》、《岛》等书。
说句老实话，如果不是读了蒋子丹的《边城凤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我不会知道凤凰有如此沉重的历史。因为，对于我这么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来说，那里留给我的印象是诗意的，是古色古香的城墙，是青山绿水，是梦幻般的田园风光，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凤凰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纯美的风景。
对于凤凰的印象最初当然是沈从文先生给予的，在沈从文笔下，凤凰之美令人神往，那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沈先生是这样描述凤凰的：“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禾的根株作白色，如用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侵入我的印象中”。在《边城》等小说中，凤凰那种原始的自然的美，那种纯朴而善良的风俗，即使也有冲突流血，也有悲伤痛苦，也都被美丽的风景化解了，只是短暂的。凤凰还是那么美的不可思议，令人陶醉而忧伤。
后来则是自己去了一次凤凰。似乎完全与自己的想象一样。凤凰由于地处偏僻，游人并不是太多。在我的感觉中，凤凰很安静，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永恒的美。晚上坐在沱江边看月亮，喝茶，让人觉得语言都是多余的。偶尔，能听到划桨的声音，破开那种静得化不开的意境。而且那次还遇见了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令人回味怅然。总之，我们觉得确实没有白来，没有失望。
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然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因为这个梦还很美妙，所以心满意足地走了。根本未从关心过那些当地人的心境如何，没有想过去探询一下他们的过去与现实生活。可以这么说，游客从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总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但《边城凤凰》里揭示了一个远非如此简单透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流血与搏杀几乎是日常生活。凤凰历史上以出土匪也出英雄好汉著称，其实土匪与英雄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凤凰人崇武、好斗的天性背后是残酷的历史，清末政府为镇压此地强悍的反抗，采取“屯田养勇”政策，全民皆兵，导致凤凰人只能以血肉之躯讨生活，是非常阴险奸猾的举措，而很多凤凰人却还不自知，还以此为荣，因此作者在书中感叹：“对这种可悲可叹的命运，大多数凤凰人浑然不觉，相反还以狂热和张扬的姿态沉湎其中”。
《边城凤凰》读得我心情沉重。以至我对所有关于旅游的书籍都产生了怀疑。我自己生活在一个旅游区，对本地人并不怎么读、也不太认同那些旅游介绍书籍早有所察觉。因为，那些书其实是专门写给游客看的，那些书揣摩游客的心理，编一些稀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与景点介绍来唬弄人，与本地、尤其是本地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虽然打着本地的招牌，它们其实很少反映本地真实的生活。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各自的角度不同，差异鲜明。比如，凤凰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凤凰，所以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我们完全不同。那些我们啧啧惊叹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寻常之物。就像很多来到海边的人大喊大叫之时，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却无动于衷，心里想的反而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甚至我们来这儿生活之前，也曾下决心说天天要去海边漫步，但如今早已麻木。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需要关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感受，那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人是难以了解的。我们各自关心的均不相同。除非他们能真正地潜下心来，深入进去，真正地融合进去。
所以我想，其实所有自然的纯粹的原始的风景可能都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我们因为对身边的现实有种种的不满，就把幻想寄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比如凤凰，比如别的什么地方。这些寄托了我们某种想象的地方，我们如果只是带着原有的固定的看法去寻梦，当然可能会反而印证我们原有的印象，但只要我们深入下去，我们就不会再如此轻松，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悠久之地，都不会全是欢歌笑语。
当然，或许那些青山绿水、那些美丽的风景真的会抚慰我们多愁善感的心，即使很短暂，也能让我们获得片刻休憩。
书里的乾坤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
林山，新华社记者。
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过时的名词，最近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这个词汇却快速、高频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这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照。因此，笔者窃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使命是超然的，在纷纭的世俗社会中，他提醒着、履践着――一种庄严的追求。
《现代汉语词典》规定“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界定，它与叛逆、红色、舍生取义、先知先觉等概念紧紧连在一起，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对在“知识分子”中已湮没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提醒，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亦然。所以，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波斯纳先生也要大声呼吁，并且形诸文字，这就是他的《公共知识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无论东方、西方，做（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皆是非常不易的。波斯纳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著述锋芒毕露，３０本书、３３０篇论文以及
１６８０篇司法意见被频频引证，同时也屡受批判。１９９９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评选了１００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对波斯纳这样评价：波斯纳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如有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任何其他人。波斯纳从没想过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些世所罕见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进而一个法官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
对波斯纳来说，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肤浅的谩骂，不是哗众的批判。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波斯纳的视角从来是毫不留情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波斯纳慨叹：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
至此，我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而起。
今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温家宝谈到税费改革，不无忧虑，然而，他斩钉截铁：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出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他所提到的“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即是一位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秦晖教授。
秦晖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费改革。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教授对黄宗羲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命名——“黄宗羲定律”，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
不知可否这样描述——中国走入公共知识分子治国的时代，并且愈加成熟。在波斯纳看来，西奥多·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温斯顿·邱吉尔都属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曾经是掌权的政治家。我们庆幸进入了这个时代，从秦晖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当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特别是针砭时弊的勇气与智识。但同时，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及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宽广舞台。
勿庸讳言，在中国舆论渐趋开放的大气候中，在９·１１事件、伊拉克战争以直播的方式进入百姓视野中时，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专家如波斯纳所言走上电视屏幕、报纸重要版面……甚或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看标题感觉一定要读，一两篇后挺过瘾，但后来总是感觉隔靴搔痒，于是，依然怀念顾准们等直至现在仍新鲜的锐气……”
不过，我们尚可欣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毕竟庄严、尖锐地传来了……
比如前不久的孙志刚事件。当孙志刚被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并被轮番殴打以至死亡后，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３８１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我们应有这个自信：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沉腐的、不民主的法律、法规、制度必将被荡涤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加快了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进程。对于收容制度的意见早已遍布于民间，或敢怒不敢言，或言而无力……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浅层次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法的精神……这些，足以在法治的社会于决策层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我非常欣赏一位网民的看法：“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知识资源，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
也许，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忧思对中国来说是超前的，我们更应该鼓励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位专家学习忙于或陶醉于频繁的“受邀、出席、拿钱、出名”的甜圈中时，我们没理由不忧虑——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盛期，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在介绍这本书时的感觉也许会提醒我们什么：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时的经验，而且我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
书里的乾坤图像的诱惑
史建，男，1962年生于天津，多年从事城市、建筑文化研究与批评，以及图书策划出版工作。著有《图说中国建筑史》、《大地之灵——东西方经典建筑艺术的魅力》，在《文艺研究》、《今日先锋》、《艺术当代》、《学术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现正在《北京现代商报·地产周刊》开设“史前史后”专栏，参与策划《今日先锋》、《现场》、《文化研究》、“先锋译丛”等图书。
通过戒备森严检查——尤其是又一种新奇的体温测量仪（需要对一个一米远的灯柱行注目礼若干秒），连随身带的行李也要打开翻看——终于在机上落座以后，无聊间拿起一本《东方航空》随便翻看。一幅无比“壮丽”的、充满绿意的广场图片呈现在眼前，但见占到图面2/3的广场绿地齐整、游人如蚁，背景处高楼密集，封死了天际线。再仔细一辨，发现了左下脚的“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原来这正是刚让我找不着北的人民广场。
按照原先的计划，下午上飞机前的几个小时正好可以漫无目的地体会浦东的超人尺度，但是看着看着就迷失在那巨大的空间中了，等到猛然醒悟，就是打的去集合也来不及了，展开地图盘算了一下，只有先到人民广场再转地铁是惟一保险的方案。记得几次到上海都曾经在那里“迷失”过，有一次为了找地铁入口走了许多冤枉路。这次是“时不我待”，我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到广场就开始“咨询”，正好就是从照片左下脚的上海博物馆方向进入的，但依然迷失了。大概是为了不搅扰广场的平展，地铁站在这里是一个下沉式的入口，又没有明显的标识，当时真恨不得是一个超人，可以从高空俯瞰到那个神秘的入口。终于一下子发现了两个入口！犹疑间向那个更像地铁入口的跑去，问了两个更像是本地人的姑娘，当她们刚说出“不是”的时候，我已“义无返顾”地奔向了另一个。
那个入口现在就呈现在我的手中，在图的右下脚，一个多小时前心急火燎地乱撞的路线，清晰地呈现在图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广场是为超人设计的，或者说它是为这个超人般的取景视角设计的——它最初可能是在模型上虚拟了这种明晰壮观的远景，现在，它需要一个空中盘旋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整体的广场是为决策者和图像设计的，它对游人呈现的，永远只是迷宫一样的局部。
翻翻后面的图片，不管是上海体育馆还是浦江两岸，都在这一视点下显出惊人的明晰与美丽——这真是我们所看到或者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吗？
在飞机上最有意思的消遣，就是乱看椅座后面的杂志。在那个视觉上舒适，实际空间逼仄的旅程中，随意乱翻是有效地打发时间的方式。有过机上阅读经验的乘客都知道，从空姐手上随意抽取的几张地方报纸或杂志上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