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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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乘客都知道，从空姐手上随意抽取的几张地方报纸或杂志上获得的飞往或到达地的图像信息，往往胜过在当地几日苦苦的游逛。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图像的视角看城市、建筑和风土人情。
这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受其表层影响的人，喜欢按照图像的影响去游逛，并且心满意足于在图像中圈示的“局域”冲着镜头呈微笑状留影，其他的一切全不在他的视野；至于那些已臻于化境的人，他们辛苦于其间是为了模仿或超越图像，捕捉现实的超现实的一瞬。
过去，我们曾经只能看这样矫情视角的图像，眼下它依然像美女照片一样无处不在，所不同的，是我们在消费它。时尚期刊和图文书的泛滥都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像的诱惑无人能够逃避，无人能够漠视。图像的时代是设计的时代，表象的时代，做秀的时代，狂欢的时代。
二十多年前，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其名作《论摄影》中就曾经指出，“摄影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她接着对图像揭示真实的能力给予了深刻的怀疑，“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苏珊·桑塔格在这里似乎终结了图像揭示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在众多的当代艺术展览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艺术家们用另类的“眼光”捕捉的现实，显然，图像能够负起揭示世界真实的重任，只是它被迫以“先锋”和“另类”的姿态。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翻看库哈斯的《小、中、大和特大》、《突变》和《大跃进》时所受到的视觉轰击，那几本书中用图片铺天盖地堆积出来的中国和东亚城市的真实，让我曾经熟识的上海和广东变得陌生而渺远，老实说，我从未那样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城市和她的细节。荷兰应该是一个阴郁的国度，几次与这个瘦高的荷兰人打交道，也领教了他鹰一般敏锐的眼光，正是这双眼，穿透了上海矫情的表象，用图像记录下她突变中的真实，那正是已经被长久的矫情图像熏陶得视而不见的现实：新旧建筑剧烈的撞击，高架路下空旷的空间，荒弃的土地上巨大而诗化的地产广告……当然，她也会关注人民广场和浦东，但绝没有刻意选择角度和光线，现实就在这种“随意”中突现出来。
已经习惯于矫情图像视角的人初看库哈斯眼中的中国城市，会觉得汗颜，因为曾经生活在现实却视而不见，遭图像“强暴”而不自知；而只生活在图像梦幻中的人，会对其怒不可遏，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现实，我想，这样的人一定存在，当年安东尼奥尼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深深的误解。
在一个图文书和时尚期刊畅行无阻的时代，库哈斯以图像的方式颠覆了这种时尚，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看”现实的方式，一种摆脱图像的诱惑的方式。
书里的乾坤世界有多大，书就有多大
对话人：宋文京
对话地点：雕刻时光咖啡屋
对话时间：2003年6月30日下午5：00
宋文京，《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主编。
SOHO小报：我们从你的职业开始吧，作为《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的主编，你怎么评价这些年中国图书的质量和走向？
宋文京：如果以十年为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趋势：一是内容层面更加多元化，市场划分也更加专业细化。去年出版新书超过了14万种，码洋突破800亿元人民币。而各种层次的图书也都空前繁荣，我的概括就是：思想的更思想；学术的更学术；市场的更市场；生活的更生活。尽管我们在书店可能看到生活的软性图书比较多，但也正是这些年出版了一些硬朗的像《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二是在节奏上和国际接轨，今年恰好是我们和世界版权组织签订“伯尔尼公约”十周年，那么这十年我们的进口图书质量大大提高，比如即将出版的《哈里波特（五）》、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等等，基本上和国际同步。最后一点是书的形式感更加考究，十年前的书用今天的眼光看更像是印刷品而不是书，今天从开本、设计、印刷工艺上和港台、韩国甚至日本的书比较已经差别不大了。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流行一个段子叫“本本特型、页页蒙肯（一种纸张）、遍地UV（一种印刷工艺）、面面起凸”，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最后一个现象就是书的出版更趋于平民化，过去只有专家学者才能出书，现在可能出书人就是“隔壁家的老王”，书的殿堂感神圣感在弱化。
SOHO小报：那么这些年书的出版和流行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或者读者群体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文京：应该是完全同步的，这十年我们社会流行文化和思潮都可以在书里得到记录和反映。前不久我们做过一个选题，叫做“世界有多大，书页就有多大”。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书可以覆盖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像《中华大藏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年都市的发展变化培育了许多新兴的阶层和亚文化人群，比如近些年成长起来并日益壮大的职业经理人群，比如各种族类，像SOHO族、DIY族、BOBO族等等，他们的出现都刺激了相应的图书市场。最近增势最猛的三类图书分别为人物传记、财经类书和计算机图书，就与这类读者群的旺盛的阅读需求有关。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门类很怪的书籍，比如几米的绘本，说不清题材，既不是漫画插图，又不是诗歌、散文，用中图分类法很难给他归类，但是他的确迎合了城市中的飘一族口味；再如城市环保主义者的出现导致了《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热销，这在前些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另外，都市人欣赏口味的趋同也促进了畅销书的市场概念，比如近期大家都在等待杨绛的《我们仨》，比如冯晓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首印数就突破了30万。
SOHO小报：你刚才讲的现象是读者需求刺激了书的出版，有没有书对读者或者社会产生反作用反刺激的例子呢？
宋文京：当然也有，但这方面更多是限于传播功能，比如顾准和王小波，如果没有《顾准文集》和《我的精神家园》等一批书，人们很难如此广泛地了解这两个人。包括我们国人对德里达、哈耶克的认识也都是通过书来实现的。
SOHO小报：我想我讲的反作用还不仅仅是传播，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能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书现在还有没有呢？
宋文京：如今图书同许多行业一样，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现象，万众瞩目的书很少了，因而轰动效应几乎看不到了。即便是发行量很大的畅销书，人们的关注度也是在短时间热销后兴趣迅速下降，换句话说，现在书的周期更短，档期更强，经典的、聚焦的感觉越来越弱，浮泛的、泡沫的感觉越来越强。
SOHO小报：其实这可能也是书和社会互动的一种写照，我们很难说清是因为社会浮躁导致了浮躁的图书，还是书的浮躁影响了社会思潮。
宋文京：对，两者很难分清，就像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SOHO小报：说到这儿我们换个角度，从读者需求角度来分析，我发现各大书店排行榜中心理励志的书占了很大比例，这是不是表现为人们阅读更注重实用性？
宋文京：很简单，这也是当前社会需求的表现。这类书的选题可以很简单，很具体，比如我刚刚看到的一本《睡眠忠告》，就是告诉你怎么提高睡眠质量，这类书的出现受港台日韩影响比较大，好的一面是它关注了人的方方面面，对都市人的工作压力、人际竞争、感情困扰都起了减压阀的作用，缺点是选题泛滥，也很浮躁。
现在书的功能性更加丰富立体了，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教化作用更加放大到工具作用、娱乐作用、消费作用等等。有看书就是为了求爱的，就是为了缓解心情的，甚至看书就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的等等。
SOHO小报：最后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最想探讨的，就是读书对人的精神建设作用是在扩大还是萎缩？或者说你感觉近年来人们对读书的需求是不是存在着一种从功利实用到精神建设的回归呢？
宋文京：的确读书对人来说可以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有用的，就是你说的功利实用；另一种是有“无用之用”，比如陶冶情操、塑造心灵、丰富精神等等。单就后一部分人来说，简单说回归现象可能有点笼统，实际上这部分人有增有减，我的感觉是这个阵地还在那儿。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都市的职业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长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不是学者专家，但是他们是在某一个领域发言的，比如你们的潘总，这部分人我相信平时是大量读书的，而且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直接的功利实用，他们读书更多的是增加自己的无形资产，这就是我说的增的那部分群体。
我相信人们在追求经济目的、仕途目的之后对书还会有一种需求，因为人总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总要有一个内心归宿。
书里的乾坤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
——一个三峡人用莱卡镜头为自己的情绪和故土作最后的见证
严平
严平，光明书架总策划，1961年生，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其策划操作的《世界文明史》（11卷）、《西学基本经典》（100种）和《生存手册》等图书已成为书业标志性产品。
缘起
离2003年春节还有20天，我突发奇想；到三峡走走。
三峡，我回忆了一下，来回走过8次，算是很熟悉了。现在想来，真是很陌生，很多景点我都未去过。我也算是一个三峡人了，现在大水要彻底改变她的面貌，很多地方要淹，很多人要走，很多儿时的记忆也将随大坝的蓄水永沉江底。
2003年1月21日至29日，我开车遍行三峡沿江的几个城市，一路看、拍、感受，一路寻找我对老城的印象。拍片3000多张，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再现了我少年时路过这些城的印象。大多数都变成了对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的记录。
我说的场景是我在别处也可能你在别处绝对见不到的。我只希望我是一名目击者，出一本类似我一直想推出的书：《咔嚓！合众社报道世界》（FLASH！COVER THE WORLD）。
后来回到北京，照片冲出来了。天天看着照片，或者说，天天面对着照片上的情景，照片上的人，照片上的江，寝食不安起来。
后来，我想我得说点什么了。
后来，觉得缺了点什么，又去了一趟三峡，重点去了巴东，我阔别了二十年的老家。
一前一后，共拍了6000多张底片。这些底片，连同零星的文字，我想，也许能够说明一些东西。
平生我一直想做两件事：一是像卡帕或布列松那样为历史记录下一些东西；二是讲故事，动听而又完整，却不失其真实。这两点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不能够。讲故事我口吃，作记者我又不在场。所以，我只能用残缺不全的图片、残缺不全的文字连同残缺不全的记忆构成一幅残缺不全的三峡。
残缺不全的三峡已经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
关于我
一个人的江，一个人的城。
祖籍湖北巴东，生于重庆井口，7岁时随父母移居长寿县的黄桷岩，一个离县城很远，到现在还只有土路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的农村小学读了四年书，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了两年，然后又从很偏僻的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转到县城读高中。那时候唯一的爱好是看小说，钓鱼。我记得每个周末都出去，一般要走4个小时的路，到一个叫文兴水库的地方。
我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自小孤僻，常一个人到长江的支流龙溪河边，望着江水发呆。后来读长寿第二中学，仍禁闭心灵，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只不过仍得要受着父亲的高压和同学的欺侮。那时候总感觉有很多委屈需要倾诉，长寿新桥下的江边就是很好的地方。当船过掀起浪头，我也把我的心宣泄出来。我时常想象着自己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或杰克·伦敦笔下的流浪者和他漂泊的独木舟，有时候又幻想着自己是聂鲁达诗集里的流亡者：“经过漫漫黑夜，尝遍各种生活/从泪滴到纸张，从一种服装到另一种服装/我在那些受压迫的日子里流亡/避开警察的追踪/在透明的夜，在寂寞的繁星下/我走过许多城市，森林，农庄，港口……从崎岖的道路和黑暗中，我一无所知地被带到了/那光亮的门口，那属于我的/小小的星形的标记/那豺狼还没有吞没的/在树林里的一小块面包皮。”
1986年的夏天，一个固执的青年在偏僻的小厂做了8年电工，并且在与父亲争执多年之后，背一个挎包，只身离开家乡，在湘潭3年，武汉1年，最后移居北京。现在屈指一算，也有17年了。
北京，无论她热情还是冷漠，我几乎都要将她认作家乡了。直到最近，直到水要淹没我曾经住过的城，我才猛然惊醒，才想，我该去看看了。
六月，我的城将永沉水底。而我滔滔的江，我的像恋人一样向我喋喋不休的江，将成为一汪平静的湖，不再向我耳语。
因为此，才有了这本书，和书中以一个人的眼光重新见到的城市。
关于家园
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人在路灯下找东西。一个过路的人问他，说你能肯定你的东西是在这个地方丢的吗。那个老人说，不能，但这里是我唯一能看得见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光。
由于这段故事，我开始学习哲学。
15年前读到诺瓦利斯（Novalis）的一句话，当时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有如电击：
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e Heimwehtrieb überall zu Hausen zu sein。
（哲学原本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家园。）
这便是哲人所说的怀乡病（Nostalgie），怀乡意识。我们一生忙碌，不停地吸取知识的养料，只是为了“寻找家园”，为了“使自己处于家中”。在家中，有真理，有善、友谊和幸福。
但若不在家中呢？但若你到此地，见不到你的家呢？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家呢？
水仍在流。这次，家真的不再有了。家在新城，在一个我们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地方。
巴东三日
我的记忆时断时续。
听父亲说；他小时从野三关走到县城考学校；未考上便在半路上被抓丁抓走了。加入国民党，又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