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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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萍之末这个冬天，潜入性观念的主流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821988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性的问题》、《同性恋亚文化》等近10部作品。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目前的性状态，我看到的和我想到的，就变成以下的文字。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国性状态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是：在四城市开展试点的“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北京海淀区部分中学的性教育试点；广州几对夫妇的换偶活动；陕西一对夫妻在家看色情影碟事件。 总的看来，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性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上述标志性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论争，论争背后隐藏的逻辑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即：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性是应当肯定的还是应当否定的。 拿安全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商品社会中万千商品中的一种，人们需要它，是因为它有某种功能（避孕防病）。各种商品都在经历生产、销售（包括为自己做广告）、使用的过程，为什么涉及到安全套这种商品就起了争论呢？问题就出在安全套的广告会引起某种联想，即对性的联想。由于性被当作一件坏事，一件应当否定的事，对它的联想才变成了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如果性是一件好事，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它所引起的联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世界上现存的五花八门的性观念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对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原本属于前一类，即对性持有基本肯定的看法。但是后来这种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向着后一类即对性持否定态度的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性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件坏事呢？我国古代的性文化是相当健康开朗的。西方的学者常常把古中国、古日本、古埃及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性文化相提并论，认为那时的人们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健康的事情，一件好事。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阴道是云，精子是雨。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蕴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什么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为什么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和自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 中国古代性观念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有专家认为，从清朝开始，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再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认为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中，人们对性的态度在前4000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1000年前 （宋代，约为公元960年） 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只是从宋明理学开始，官方的意识形态才开始把性看成坏事，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规律相对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使我们丢掉了古代自然古朴的性文化。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极端时期，性的话语甚至从公众话语中完全消失，对性的隐匿、规避、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革命样板戏”中，任何能够引起性联想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被扫荡得一干二净。《红灯记》中的祖孙三代革命者最终发现他们并无血缘关系，“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如果铁梅是李玉和所生，就容易引起李曾经有过性行为的联想，而这一联想会损害革命者的形象。革命和性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一般看法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20年间的性革命的主要表现是：性观念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变化的基调是对性的态度从否定转变为肯定。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性观念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其基调是为性赋予正面的价值。它表现为：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 （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 （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这些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观念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 （包括性别） 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最新的现代性观念正在进入我国性观念的主流，这是在一个个人权利意识正空前高涨的社会中出现的无法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福音。
青萍之末邓丽君和梁思成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 说到远虑近忧，对我而言，远虑就是以后几年里的台海局势，它有时就像一根不负责的导火索，滋滋冒火，随时都会酿成一场事端。而近忧则是北京城追求现代化后所带来的城市格局的巨大变化，全城都成了大工地，很自然地对古都风貌来个革命性的改造。 台湾问题处理不慎，海峡两岸敌意增加，对整个民族而言都是灾难。我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民族共识？有没有解危难之一时的良方？这是带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沉重的难题，也是压在民众心里的一块情感型巨石。而北京拆胡同变旧貌换新颜的举动则让人隐隐作痛，市民们一方面庆幸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古城消失如此之快也会令人格外不安。 依我个人体验，这使我想起邓丽君和梁思成两位。 1978年初，我考上厦门大学。宿舍离海滩只有几百米，海的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门全岛的样子，有时依稀找出电线杆之类。如果顺风的话，还能听到对岸的广播声，内容大多是反共的，煽风点火的。但是在播讲文稿之间，却夹播着邓丽君的歌声。你想，在刚刚开放禁锢，朦朦胧胧想象外面世界时候，清纯、柔美的邓丽君歌声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和冲进。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静静地聆听着，谁也不敢评价什么。就像柔软的水润滑过原本麻木迟钝的心田，一天天变得鲜活起来。通过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发现“水深火热”的台湾宝岛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场景，她的嗓音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台湾”，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我们情感表达的方式——我们变得有些多愁善感，对男女之情也开始敏感、丰富起来。 1978年到1980年间，学校组织各班民兵轮流到海滩站岗，值班之夜十几个学生抽签上岗。而我几次都被抽到下半夜两点至四点。当我背着枪在沙滩上来回巡逻时，黝黑的大海和有规律的浪涛声是让人害怕的，唯独对岸传来的邓丽君歌声给人不少温暖，犹如家人般的叮咛，姐姐一样的体贴。这是当年黑夜站岗中最温馨的一幕，比后来有机会看邓丽君演出实况的录像带还具有感染力。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不少边远地区的人为生活或政治所困，常常冒险从这一段海滩下水偷渡到金门，被部队和民兵抓住后毒打一顿，再扔上吉普车开走，他们今后的悲惨命运可以想象。我几次看到这个场景，耳边再听到邓丽君轻柔无比的歌声，总是不忍心再多看一眼。 幸好以后偷渡的越来越少，甚至到1982年已基本绝迹。而我们也敢于用简陋的三洋收录机（从福建海上走私来的）放邓丽君的磁带，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宿舍里不断按倒退健。连听了十几遍《小城故事》，真正体会到“百听不厌”这个成语的可能性。 后来到北京工作，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便，第一次看到琼瑶早期几部电影，听到邓丽君演唱的主题曲时我已是泪流满面，难以抑制。 我们这一代人是感念邓丽君的，说她影响我们成功的道路是不为过的。她改变了我们对台湾的印象，她是海峡两岸宣传效果最好的公众人物，用歌声沟通心声，用歌声化解敌意，使两岸人民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着对方，看到民族血浓于水的最温情的一面。 邓丽君的突然死讯，令我们措手不及，怀着一份敬重和惋惜。当时我们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很快做出反应。虽然后来遭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是我们却以为做得值得，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唯独心痛的是邓丽君走得太早了，她如果还活着，我相信对两岸的感情交流依然起着推动作用。 这几年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一些文坛资料，其中梁思成是一个重要专题。听到很多专家说，如果当初听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那古都北京今天将会有“当今世界殊”的惊人面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城墙，对梁思成而言是“抽筋断骨”。我采访过一个从事古建工作几十年的老专家，他回忆当年奉命拆除阜成门牌楼，刚拆了两天就接到命令，说再简单恢复原样待一个人来看。结果梁思成来了，在脚手架来回上下走了几圈，坐下来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就上车走了。梁走后没几天，这座被他形容得“美仑美仑”的牌楼就荡然无存。可以回味梁先生当年悲苦无望的心境，谁能理解他这般几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