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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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被他形容得“美仑美仑”的牌楼就荡然无存。可以回味梁先生当年悲苦无望的心境，谁能理解他这般几乎快疯掉的情绪？一座城市与一个人的故事，没有任何亮色，只有苦涩，还是苦涩。 今天，两岸文化交流已经做得很完美，从邓丽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令我们最欣慰的地方。我们期待能保持这种良好的文化态势，也期望两岸的政治家能有更多的智慧、更善意的行为、更负责任的精神解决难题，不要像台湾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导弹已瞄准大陆十个重要城市”。我们不愿听到台独一类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言语，更想听到的是邓丽君有着无尽魅力的歌声，这些跨越两岸分歧的歌声。 北京的政府部门新近也宣布停止在古城大规模开发的计划，并划定几百个四合院不容拆除。这样将减缓北京古城区过量开发的步伐，有利于今后适宜调整建设方针。 而对2004年，我举出台湾海峡局势和北京城市建设两项作为我的远虑近忧。也许朝坏的方向发展，人们更加忧虑；也许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两者都有了好的眉目，则是民族幸运。 如果我们多听听邓丽君，多想想梁思成，2004年或许就好走一些。这只是我2003年底个人的一点奢想。
青萍之末今年冬天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今年冬天，西伯利亚寒流第二次来袭的那个大清早，起了大早，去博物馆看国宝展。刚听说博物馆为了庆祝自己成立五十周年，要集中展出72件从晋唐宋元的国宝级字画的时候，香港有朋友专程来看展览，台湾也有朋友专程来了，甚至有一个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朋友也要到上海来看展览。因为他，我想起来在本埠新闻里看到过的博物馆前蜿蜒的人龙，都是等待去看国宝展的，为了看《清明上河图》，即使进了博物馆，还要排三个小时左右的队伍，观众都为《清明上河图》疯狂了。 上海博物馆是我喜欢的博物馆，它小而精致，像一粒细碎的钻石。进门的时候，看到购票处前蜿蜒的人龙，静静站在寒风里。 但在《清明上河图》的门口，远远的，看到无声的人群低低地伏身，看着灯光照耀的地方。想必，那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展厅里温暖而幽暗，人群渐渐向前移动，若有所思的。等着进场的人，轻声说着话，大多是在惊叹那些在寒风中等待的观众。我突然想起了葬礼。 当走向陈列着《清明上河图》的展柜，看到已经变成深棕色的绢丝上，13世纪的中国，是那个姓张的画家眼睛里心里的中国。起伏的土坡，像北方人的馒头，盘根错节的绿树，河流里温顺而清洁的白水，两头像中国飞檐那样活泼地翘起的木船，红色的桐油大伞，土道上一顶轿子，正被人抬着急急地向城里去，让人想起了潘金莲。热闹的街道上，有酒馆朱红色的幌子在飘荡，门前一堆人围着，在看热闹。河道里，将要经过木桥的大船出了事，桥上桥下，一众男人们，个个手忙脚乱。那黑色的曲线柔软的瓦顶，让我想起了日本小街巷里的老房子。我在那样的老房子里住过，深夜万籁俱静时，老房子里的木头便发出老人伸懒腰时，那些钙化的骨头发出的声音。“那房子像是日本的呐。”我说。我丈夫和王安忆齐声说：“要说他们的房子像我们宋朝的。”是的，他们学我们的，可，徒弟的手艺还在，师傅的已经灰飞烟灭了。在《清明上河图》里，在桥上站着的，路上走着的，赶着牛的，骑着马的，依在酒馆美人靠上望街景的，竟然都是男人。这才想起来，中国古代，妇女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的。好不容易，在一个街角找到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仔细一看，还是个老太太。唯一一个有点姿色的，只能在二楼上弹琵琶，想必是个风尘女子，董小宛之类的。 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展览看得慢，大家到了《清明上河图》前，都走不动了。那么多人物和风景，看不过来。那个中国，那么活泼，好看，享乐，清爽，安静，让人舍不得。看的人不是存心慢，是忘记了时间。站在那里，时时用手抹掉别人不小心在玻璃上留下来的鼻子印，心里只是想：“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呀。”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中国画家了。”我丈夫说。他是《艺术世界》的出品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必是他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宁静的，敬业的，有技巧的画家了吧。在翡冷翠看洗礼堂的铜门时，我也听到四周的人每每惊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大利雕塑家了。也许，这是人类的问题，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也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黑铁时代，丢失再所难免。要是这样想，对中国人丢失自己的传统的伤痛，就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心里难免悲伤。 从《清明上河图》那里离开，我还是有一种与辞世的亲人遗体告了别的感觉。 然后看到了宋朝皇帝画的鸟，看到司马光写的字：“是小时候砸了缸的那个司马光吗？”我问我丈夫，他说是。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曾经批判过他的故事，由老师带领着。看到王羲之他们家七代人书法的集成，看到南宋人画的隐士们，国家已亡，不能跟进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不再讲究，男人们满不在乎地暴露着他们的大肚子，看到陆游八十岁的时候在一封信里大骂他的侄子，他年轻时代写过“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好诗，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的软弱和深情，我一直以为他要像 梁山伯那样早死的，今天，晓得他活到那么老，还有力气声讨他的侄子。在一幅字前，我看到了一个写着“赵子昂”的古印，我说：“赵子昂就是那个写诗的吧？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我丈夫说：“哪里，那是陈子昂。” 中国历史上那些灿烂的名字，像鸽群一样在我的心里掠过。 “你看，每一幅字画的后面，都裱着长长的纸，上面写满了跋，题记，鉴赏题词，几代人的字迹。还有几代人的鉴赏章。”我说，“他们一定像《红楼梦》里那样，找个大雪天，备下小菜，烫了酒，喝酒，看字画，写跋，吟诗，这些后面的东西，一定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我丈夫说，“那就是从前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敬爱，和珍惜。他们能享受这些东西，也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晓得饭后唱卡拉OK。 去过埃及的朋友回国来说，他认为现在的埃及人一定不是那个曾经创造出来过那么灿烂文明的埃及人，他们的种一定不同。有时，我也想，也许我们也不是那个创造出这么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我们的种也许也是不同的。 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等待进入展厅的队伍，从一楼一直排到五楼，然后又从五楼排到一楼的展厅门口。“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爱自己的文化了？不再破四旧了？”我心里嘀咕。我小时候目睹过民众聚集，焚烧四旧的记忆又出现在心里。烈火熊熊，我将妈妈的茶杯藏在浴缸里，用脸盆扣着，因为那杯子上面画了斯文的青山绿水。连一个七岁的孩子都知道那是四旧无疑。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青萍之末兔子的追“机”生涯
李敬泽，男，１９６４年生于天津， １９８４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辑。１９９０年，《小说选刊》停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２０００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与人合著）、《通往故乡的道路》、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等。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句话有层层叠叠的意思，其中一层是，如果你能准确地理解一只蝴蝶振翼或者一枚草叶摇曳，那么你就有可能洞悉未来之秘，顺应即将发生的某种巨大变化。 ——由至微看到至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所谓“洞烛机先”，“机”就是事物之变的轻微萌动，得了该“机”，就像选中了一只垃圾股，然后垃圾变成了黄金。 所以，现在有个人，上观天、下观地，神色凝重，口中念念有辞， 他在干嘛呢？我告诉你，他多半是正在追“机”。 追到了“机”当然是大喜事，如同中了头彩。翻翻报纸杂志，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传奇的追“机”经验，由此改变了人生，他们通常还会鼓励你，“机”是到处都有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去追及是否追上。 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双翅膀的振动，不管它是蝴蝶还是苍蝇，我们必须警觉，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变化的发生和发展。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我们如此紧张，我们会不会失眠呢？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捕捉和等待未来的变化，那么这一时、这一刻我们究竟算是过了还是没过？当我们为无休止地追“机”而焦虑时，这究竟是智慧还是痴愚？ 我家楼下的李大爷十几年来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摆摊修车——自行车，他的逻辑是：反正这北京城里不能人人开汽车不是？另外还有比较不厚道的话是，人啊，跑那么快干什么？到了儿看你能跑到哪儿去？说罢冷笑。 该大爷属于那种不求上进的老同志，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社会就不能发展，时代就不能进步。但是，他那种坚如磐石的不变也常常让人惶恐：我真的就比他更聪明？如果老爷子是任凭风吹雨打的磐石，那么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只兔子，惊慌的兔子，时刻窥伺着风吹草动，我告诉自己我正在追“机”，但是在内心深处，在沉重的焦虑中，我是在时刻提防被“机”所追呀，在每一片草叶下，都可能隐藏着狐狸的眼睛和猎人的枪口。 现在，兔子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报刊杂志忙于展望和规划，明年会有什么变化？变到哪儿？怎么变？ 这是一个节日，追“机”的节日，变化在这时被赋予了先在的、不证自明的价值，变化属于未来、塑造着未来，而未来是无限美好的就像下一个女人必然无限美好一样，我们将在变化中天天向上，进步不止。 “变化”、“进步”、“未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灵，它高踞于某种世界观的中心。我说这是“某种”世界观，因为穿过宏大的言辞，你能揣测出发言者的基本形象，他是年轻的，他是成功的，他习惯于不断增加的薪酬、不断变异的服饰乃至不断更换的老婆和情人，他是“资产”、“中产”至少是“小资”…… 这很好，这说明我们是多么的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生机勃勃，我们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是，时间的自然节律是一半白天一半黑夜，而这种世界观却醒目地缺少另一半：不变的一半。我非常非常想知道的是，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生活中和世界上，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它在吗？它在哪儿？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种追求不变的冲动：他们知道，在千变万化中，时间总会将他们带往绝对的虚空，所以，先知和圣徒们创立宗教，伟大的君王驱迫千百万人修建金字塔和长城，他们不是要追上变化，他们是要在命定的变化中追求永恒。 这种关于永恒的信念即使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也未曾丧失，的确，资本主义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语），但是如果没有与“烟消云散”斗争的激情，没有在虚无中对抗虚无的信念，两三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将无以成立。 “变化”其实像人会老、会死一样地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人并不比荒野上的兔子更为优越；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在于，他能够求证、坚守和存续“不变”。这种“不变”是超越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世俗意义上的——当你看到黄浦江边那些花岗岩的大厦时，你知道在它们的建造者心里，此时便是百年；而美国十九世纪那些辉煌的神话般的宅邸，不仅是一个阶级放纵和奢靡的见证，而且表明了这个阶级的雄心：以金钱和狂放的想象力达致永恒。 但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这里的人们崇拜“变化”，崇拜“拆”，追“机”正未有穷期，厄普代克的声音像咒语般回响： 兔子，跑吧！ 然后，我们就飞快地跑，或者逃窜。
青萍之末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ASSA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在今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出了一本书，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在武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见候机厅里有卖，好奇地走过去翻了翻。 “这本书好看，名人写的。”书摊的主人积极向我推荐。 等飞机是百无聊赖的事，可以让平常压制的作名人女儿的情绪小有暴露。 “是吗？”我问，“讲什么的？” “你怎么连章含之是谁都不知道？”小老板用激将法促销，“他女儿也很有名，在电视上常看到。” “她女儿是谁？”我吃惊地问。 “哎，就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吗！” 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销售员，我知道小老板说的是章启月，因为她和我妈妈同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误会了。章启月跟我说，她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旁边一桌的人在大声演义她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最后终于被她的一个朋友制止了。 这些事情给我的感觉是由于我的无能，娘都被别人拿走用了。 四年前开始办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是从商人变成文化人了。后来才发现仍然是商人，只是挣钱比原来更辛苦一些。我有过很多头衔，CEO，出版人，策划等等，而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个广告销售员。四年来，我隐名埋姓，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峰，焦裕禄等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代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看过我妈妈写的书的客户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妞妞啊，你混得够惨的，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就来我们这拉广告！也有的说，我以为你作杂志是作着玩玩的，没想到真的靠这个吃饭啊！还有一个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