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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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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一致对外。    
    蒋介石注意到这从巴黎传来的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得悉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确有谈判意愿。于是,奉蒋介石密令,邓文仪重返莫斯科,通过苏联当局,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联络。中共代表团同意与邓文仪接触。于是,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了秘密谈判。这是国共两党自一九二七年决裂之后,头一回直接进行谈判。据邓文仪回忆,他跟王明“恳谈”,首先说及蒋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建议书,决定着手与中共进行接触、谈判。邓文仪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    
    (一)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二)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三)国共两党间恢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细地倾听着邓文仪传达的蒋介石三项条件。    
    邓文仪还表示,蒋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国民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委员长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国民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国民党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马上表示,红军不能“开到内蒙古前线”。因为那样,意味着红军必须放弃陕北根据地。王明和邓文仪的莫斯科会谈虽说是短暂的,却毕竟是历史性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坐了下来,开始秘密谈判。    
    王明还说明了实情:虽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但是要进一步开展国共谈判,还是要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邓文仪迅即把来自莫斯科的秘密讯息,电告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明白,“舍近求远”不行。要解决问题,还得找老对手毛泽东!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没有当场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关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他,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考虑到密使肩负任务的重大,国共双方派出的人员,都是自认为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陈立夫、张冲等,中共派出的则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农、刘鼎以及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祥。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一九三○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在肤施城延河边上。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夜深,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这样,毛泽东于三月四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十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三月五日便离开了瓦窑堡。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礼品赠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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