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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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於史部所徵，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徵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於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於史事，未甚亲切也。至於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於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於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馀，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徵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於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奏议第一
文徵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於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於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徵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讬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於《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授〃论道经邦〃，出於《尚书》，因诋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於州县文徵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於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后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於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徵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录，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卷七 外篇二
○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史之有纪，肇於《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於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於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於《周官》外史之义欤？（《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於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穀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於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於文义，乃可为之耳。）至於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於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於师《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拾遗，存一方之祗奉，所谓循堂楹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於慎辑详志，无所取於《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於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书》；王言如丝，出於《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於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后世尊称，既定於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於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於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於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於春王正月一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后代不可尽详。盖自《书》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冢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晷计躔测，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
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刘子玄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自班、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於《穆天子传》，与《高祖》、《孝文》诸传也。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如人君行迹，不如臣下之详，篇首叙其灵徵，篇终断其大略；其馀年编月次，但有政事，以为志传之纲领；而文势不能更及於他，则以一经一纬，体自不可相兼故也。诚以《春秋》大旨断之，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经大法，足为事目，於义惬矣。人君行事，当参以传体，详载生平，冠於后妃列传之上。是亦左氏之传，以惠公元妃数语，先经起事，即属隐公题下传文，可互证也。但纪传崇卑，分别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则莫若一帝纪终，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如郑氏《易》之以《象传》、《彖辞》，附於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传，而不混列传；则名实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纪载，则分别事言，统名以纪，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初无师法《春秋》之义例，以是不可议更张耳。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职官选举，入於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忠志之文，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之属，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於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诸雍正教谕之后。其有时事后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覆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於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於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於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於累计之法，多用谱体。）班固《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
东京以还，仅有职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辅表，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收也。至於专门之书，官仪簿状，自两汉以还，代有其编，而列表编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类。）亦见历官纪数之书，每以无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记载，唐宋厅壁题名，与时湮没，其图经古制，不复类聚官人，非阙典欤？元明以来，州县志书，往往存其历任，而又以记载无法，致易混淆，此则不可不为釐正者也。或谓职官列表，仅可施於三公宰辅，与州县方志；一则体尊而例严，一则官少而易约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职繁多，而尺幅难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经而难纬也。（上方年月为经，首行官阶为纬，官多布格无容处也。）夫立例不精，而徒争於纪载之难约，此马、班以后，所以书繁而事阙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无多，而所载详及九卿；唐宋宰辅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载止画於丞弼。非为古书事简，而后史例繁也，盖以班分类附之法，不行於年经事纬之中，宜其进退失据，难於执简而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级，或以沿革，并注首篇，（相国、丞相、奉常、太常之类。）或以官联，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鸿胪同格，左冯翊、京兆尹同格之类。）篇幅简而易省，事类从而易明，故能使流览者，按简而无复遗逸也。苟为统部列表，则督抚提镇之属，共为一格。布按巡守之属，共为一格。其馀以府州画格，府属官吏，同编一格之中，固无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县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阙遗。是则历官著表，断无穷於无例可通，况县志之固可一官自为一格欤？
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盖其人不尽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传文也。无者阙之。至於金石纪载，他有所徵，而补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复更详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势之无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则於经纬列表之终，横列以存其目，亦阙疑俟后意云尔。
○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
选举之表，即古人贤书之遗也。古者取士，不立专科，兴贤出长，兴能出治；举才即见於用，用人即见於事。两汉贤良、孝、秀，与夫州郡辞署，事亦见於纪传，不必更求选举之书也。隋唐以来，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选举之书，累然充栋。则举而不必尽用，用而不必尽见於事。旧章故典，不可求之纪传之中，而选举之文，乃为史志之专篇矣。
志家之载选举，不解年经事纬之法，率以进士、举人、贡生、武选，各分门类，又以进士冠首，而举贡以次编於后。於是一人之由贡获举而成进士者，先见进士科年，再搜乡举时代，终篇而始明其入贡年甲焉。於事为倒置，而文岂非复沓乎？间有经纬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实。以列传之体而作年表，乃元人撰《辽》、《金史》之弊法，虚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识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名列於表，而传无其人者，乃无德可称，而书事从略者也。其有立传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纪，而用特书之例也。今撰志者，选举、职官之下，往往杂书一二事实；至其人之生平大节，又用总括大略，编於人物名宦条中；然后更取传志全篇，载於艺文之内；此云详见某项，彼云已列某条，一人之事，复见叠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传之文，何其扰而不精之甚欤！
表有有经纬者，亦有不可以经纬者。如永清岁贡，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载之无格可归，删之於理未惬，则列叙其名於嘉靖选举之前，殿於正德选举之末，是《春秋》归馀於终，而《易》卦终於《未济》之义也。史迁《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无可经纬，则列叙而不复纵横其体，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土族，盖出古法，非创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