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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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议外编。廿一史中，纪表志传四体而外，《晋书》有载记，《五代史》有附录，《辽史》有《国语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图式；所用虽各不同，要皆例以义起，期於无遗无滥者也。邑志猥并错杂，使同稗野小说，固非正体；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凡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如一产三男，人寿百岁，神仙踪迹，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传，虽非史体所重，亦难遽议刊落；当於正传之后，用杂著体，零星纪录，或名外编，或名杂记，另成一体，使纤夥饤饾，先有门类可归，正以釐清正载之体裁也。谣歌谚语，巷说街谈，苟有可观，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门胡明府议修县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论笔削义例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而此议前五条，则先事之事宜，有彼书所不及者。若彼书所条，此议亦不尽入，则此乃就事论事，而馀意推广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论俗例拘牵之病，此较前书为畅；而艺文一志，反覆论之特详。是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而断行新定义例，初非好为更张耳。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从事编纂之中，庶几小有裨补云。（自跋）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艺文论附）
呜呼！艺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负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撅，不得已而见之於文，伤已！乃其所谓文者，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案，苦雨凄风，所与刻肝肾，耗心血，而郑重以出者。曾不数世，而一觚拓落，存没人间，冷露飘风，同归於尽，可胜慨哉！幸而輶轩载笔，得以传示来兹。然汉史所录，《隋志》阙亡者若而人；《隋志》所录，《唐书》残逸者若干家；《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文渊阁目》，上下千年，大率称是。岂造物忌才，精华欲秘欤？抑所撰述，精采不称，不足传久远欤？而两汉以下，百家丛脞，雅俗杂揉，猥鄙琐屑之谈，亦具有存者，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旧志》，艺文不载书目，故前人著作，未尽搜罗；而本传附录生平著书，今亦不少概见。然则斯考所采，更阅三数十年，其散逸遗亡，视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为诸家惜也。今采摭诸家，勒为一考，厥类有四：曰经，曰史，曰子，曰集。其别有三：曰传世，曰藏家，俱分隶四部；曰亡逸，别自为类，附篇末。
论曰：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文章汇次甲乙成编，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证而易详，文以兼收而大备。故昭明以后，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括代总选，雅俗互陈，凡以辅正史，广见闻，昭文章也。第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固宜各有成书，理无可杂。近世多仿《国语》而修邑志，不闻仿《国风》而汇辑一邑诗文，以为专集；此其所以爱不忍删，牵率牴牾，一变艺文成法欤。夫史体尚谨严，选事贵博采。以此诗文拦入志乘，已觉繁多，而以选例推之，则又方嫌其少。然则二者自宜各为成书，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关至钜，未宜轻议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归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删者，暂隶附录。苟踵事增华，更汇成书，以裨志之不逮，呜呼！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虡拭履，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旐之梦，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讬以起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不尽执矣。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覈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於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於怪妄也。〃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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