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来文明-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2）（图）

骆驼砖　唐代　长35。8、　宽4。5厘米，厚5厘米　敦煌佛爷庙唐墓出土　敦煌研究院藏　　　　

　　砖为灰陶质地，方形。骆驼为北方常见的双峰驼，牵驼人为胡人形象，故称为胡商。这是以砖雕形式表现丝绸之路上胡商形象的惟一遗物，十分宝贵。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1）（图）

兴庆宫图拓片　1934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原石藏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　　　　

　　兴庆宫在唐时长安城兴庆坊，为唐玄宗藩邸，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始为离宫，后扩建为兴庆宫朝堂，成为听政之所。宫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四周夯筑古墙，有兴庆殿、大同殿、南熏殿、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主要建筑。与大明宫、曲江池之间，有夹城阁道相通。唐玄宗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者多在这里。唐末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兴庆宫遭到严重破坏。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唐朝的城市和乡镇，看看外国人在唐朝境内四处流动时所要经行的道路。首先我们从南方地区谈起。在唐朝以前，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即现代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70。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东京湾地区的保护领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里居住着嚼槟榔的安南人，龙编是交州的出海港71。七世纪时，随着广州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是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相反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即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广州地区贪得无厌的官僚和中间代理商的敲榨勒索，外国商人宁愿在交州进行贸易，所以这时交州的对外贸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72。　　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做“Khanfu”，而印度人则将广州称做“China”73。当时的广州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热带荒原里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在这里随时还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香蕉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在李唐皇室统治时期，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南蛮，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74。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75。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宪宗元和元年（806），这时一个聪明的广州都督命令广州人用瓦来装修屋顶76。在这座异彩纷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77。那些皮肤黝黑的外国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几乎近于神奇的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使那些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来到南方经商营利的商人发了大财，同时也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78。这段记载生动地表明了广州地方官员的特殊地位。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2）（图）

闸口盘车图卷　五代　绢本　设色　纵53。3、横119。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五代后期出现了“界画”，即利用界尺来准确描绘楼阁屋宇建筑的风景画。“界画”技法严谨，工细而有法度，亭台楼阁，甚至舟船车马，皆比例切实，规整有序，符合数学规律，生动自然，因此界画较为难作，被许多画家视为畏途。《闸口盘车图》用科学的形象和真实的表现手法记录了古代的建筑、器物、服饰及生活场面，图中描绘了一官营面场，有水磨、罗面机、望亭、河道、木桥、篷船、车辆和酒店。这些丰富的物体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其中穿插了54个人物的活动，表现了磨石、罗面、打粮、扬簸、净淘、挑水、引渡、赶车等劳动场面，同时还有官吏在关卡查点和饮酒作乐，同民工紧张的劳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描绘市桥舟车的现实生产活动的优秀风俗画卷。　　在广州的外来游客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内专门为外国人划定的居住区内。根据唐朝的法令，外国人居住区设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许许多多选定在广州逗留的，各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或者是等待返回故乡的顺风。外国人由一位特别指定的长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种治外法权79。来自文明国家的公民（例如大食人、僧伽罗人等）与文化教养较低的商贾们（例如白蛮、赤蛮等）都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密切80。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信奉正统宗教的外国人与信仰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侣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印度来的佛教徒居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81。而广州的穆斯林则是为了躲避呼罗珊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远东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82。简而言之，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地讲价钱83。　　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有着一部色彩斑驳的历史，谋杀、海盗的抢劫以及贪官污吏的掠夺，在广州的历史上涂抹上了这些斑驳陆离的色彩。这些祸患互为因果，相互引发，一直无法根除。例如在形势安定的七世纪时，广州都督路元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结果被一艘马来货船84的首领刺杀。这件事发生在武后嗣圣元年（684）。此后，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优良的官员85代替了倒霉的路元86。但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许多形形色色的丝绸贸易掠夺者—这些人被流放到了广州，从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师时的放荡生活—仍旧以牺牲那些倒霉的商贾的利益作为代价，利用掠夺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出于给广州城带来秩序和整肃风纪的目的，为了保证宫廷能够得到广州的奢侈品，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纪初期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87。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市舶使的设立，部分也是那些因为遭受到掠夺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国商人请求的结果88。然而广州城的灾祸并非全部都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他们抢劫店邸，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离去。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89。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广州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国商船则转而驶往河内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90。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3）（图）

姑苏繁华图　徐扬　清代　长1255厘米　　　　

　　《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为清人徐扬于乾隆年间所绘。描绘了乾隆年间盛世苏州的繁华景象。历史上，苏州是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道，江南地区最主要的货物集散地。宋元明清时期，苏州的丝织业达到了鼎盛，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万商云集。到清康熙年间，苏州已是除了首都北京以外的天下第二大城市。画面中市镇密集，商旅如织，舟楫相连，水运繁忙，布局严谨，气势恢宏，重点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木渎）、一城（苏州）、一街（山塘）的景观。虽历尽百年沧桑，画面中木渎斜桥、石湖、水盘门、虎丘等景观至今仍依稀可辨，是一幅极有价值的社会风俗画。　　骚扰广州这座边疆珠宝城的另一场劫难是在八世纪逐渐形成的，任命来自宫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关键职务的惯例。这种带来了许多恶果的惯例，在当时被委婉地称做“宫市”，而所谓的宫市，其实就是由地位显赫的宫使对贸易活动横加干预91。代宗广德元年（763），这帮高贵的恶棍之一92竟至于起兵反对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平定了这次宦官叛乱。与此同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也开始停顿了下来。诗人杜甫在两首诗中谈到了这时从广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濒临中断的情况。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久寂寥”93，而在另外一首诗中则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94。从代宗大历四年（796）开始，李勉在广州担任了三年地方长官，他没有对那些不幸的外来客商横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95。然而即便是像李勉这样廉直的都督，也无法阻止小官吏的掠夺96。八世纪末年，王锷担任广州都督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称商货而出诸境”97。王锷这样披着官吏外衣的大强盗只是偶一有之，但是像他那样的小强盗却何止千数。正是由于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来集中在广州港的商业贸易有些转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则进一步朝北，转向了海阳（即潮州）的港口98。然而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广州城与它的繁荣的贸易并没有被永久地摧毁。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几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99，广州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时唐朝开始了其灭亡前的阵痛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年，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往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100。宋朝统治时期，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虽然这时的广州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诃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贾希望由广州前往北方游历，到传说的唐朝京城其他一些大城市去时，有两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水（现在称做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101，入赣江流域。从赣江流域就可以轻易地穿过现在的广西省，经由洪州—洪州当时住有许多波斯人102—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中国心脏地区的其他地方。翻越梅岭的这条道路的状况在当时可能无法满足唐朝初年贸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开元四年（716）103。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产阶级的，出生于南方的暴发户。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4）（图）

京杭大运河（局部）王荤　绘画　1698年　　　　

　　此图是长达20米的巨幅画的一部分，反映了京杭大运河边旖旎的风光及17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从画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城市的商业已极为繁荣，临街有许多店铺，从木器到盆景，经营的品种十分齐全。　　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却很少使用。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过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一片海拔低于一千英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也是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到达湖南省的潭州（长沙），进入中国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湘江的源头又称漓江，而漓江实际上是由一条古代运河与桂江的源头连接起来的。这条古代运河现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流向北方的河流与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头都已经合而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很可能能够从广州一直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达唐朝的都城104。九世纪的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105。　　总之，不管游人选择哪一条道路，他都能够在帆蓬、桨棹或者是风力的推动下，轻易地通过长江以南的众多大湖，从而到达其目的地。从八世纪后期起，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明轮的推动到达目的地106。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5）（图）

维护黄河堤坝（部分）　17世纪　　　　

　　中国的水域有利有弊，利在河流浇灌并滋润了大地，弊在不定期地爆发洪水，淹没平原和村庄。从3世纪开始，屯垦的军人就全力以赴地建造灌溉渠和防洪堤了。其中最大的工程是7世纪建成的大运河，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将南方的粮食运至1000公里外的北方。清初，治河是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黄河自北宋以来改道南移，夺淮入海，黄淮合流。在南北1500公里的运河中，有100公里借道黄河河道而行，黄淮一有灾变，漕粮运输就会大受其阻。此图的一些劳动者正在修筑堤坝，整治黄河。　　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当时的人们竟至于希望能死在扬州，从而圆满地结束自己的一生107。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108。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后再转输到各地。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扬州人的生活在当时也很富足109。而且扬州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就扬州地区而言，金融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在商人之下。简而言之，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110。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扬州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苎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俱等特产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