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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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课每周四小时，共上两堂，每堂两小时。余于开学后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主要在定其讲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匀。如余讲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极详备，但讲通史则不多及。又如余讲近三百年学术史，牵涉甚广，但讲通史则只略略提到。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治乱兴亡，孰当详而增，孰宜略而简，每于半日中斟酌决定明日两小时之讲述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
下及第二年，余遂可不复至太庙古柏下，然亦随时随地不殚精思，于每一讲之内容屡有改动。又增写参考材料，就《二十四史》《三通》诸书，凡余所讲有须深入讨论者，缮其原文，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然此工作迄唐五代而止。因史料既多，学生自加研寻亦不易，此下遂未再续。所发姑以示例而止。
中国通史乃文学院新生之必修课，亦有文学院高年级生及其他学院诸生，复有北平其他诸校生，前来旁听。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有一张姓学生，自高中三年级即来听课，余在北大续授此课，前后凡四年，张生每年必至。余又在西南联大续任此课两年，张生亦先后必至。余知前后续听此课历六年之久者，惟张生一人。彼告余，余之每年任课所讲内容不断有增损，而大宗旨则历年不变。彼谓于余历年所讲变动中，细寻其大意不变之所在，故觉每年有新得，屡听而不厌。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
二十年前，余曾去美国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告余，彼其时肄业清华大学，亦前来旁听。计亦已二十五年上下矣。检其书架上两书相赠，一为余之《国史大纲》抗战期间在重庆之国难第一版，一为余之通史课上所发之参考材料。余受其国难新版，为余手边无有者。其参考材料，则嘱联升教授仍留架上，或有足供参考处，余未之受。后此项材料由余英时交台北某书肆印行。
余在北大任此课时，又常有日本学生四五人前来旁听。课后或发问，始知此辈在中国已多历年数。有一人，在西安邮局服务已逾十年，并往来北平西安，遍历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辈皆日本刻意侵华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大旧书肆，访问北平各大学教授购书情形，熟悉诸教授治学所偏好，以备一旦不时之需。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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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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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余任北大及兼清华课外，越两年，又兼燕大课，于是每周得两次出城，各半日。此乃无法辞卸者。某年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某君忽来访，邀余去兼秦汉史课一门。某君忘其名，乃北平史学前辈，其所编讲义亦正流传东安市场各书肆。其来言辞恳切，有坚求必允之意。余告以北大校规，校外兼课只许四小时，余已兼清华燕大两校课，适足四小时之限。逾越校规，非余所愿，亦非所能。且开学已久，清华燕大两校课亦无法中途言辞。如是往复半日而去。一日，某君又来，谓已商得北大当局同意，先生去师大兼课，北大决不过问。余无奈，勉允之。
余住马大人胡同，近东四牌楼，师大校址近西四牌楼，穿城而去，路甚遥远。余坐人力车，在车中闭目静坐，听一路不绝车声。又街上各店肆放留声机京戏唱片，此店机声渐远，彼店机声续起，乃同一戏，连续不断，甚足怡心。及登堂，听众特多，系主任亦在窗外徘徊。第二周课毕，系主任邀余赴其办公室。告余，真大佳事。此课本请某君担任，上堂后，学生问，中国封建社会系秦前结束，抑秦后开始，又或秦前秦后一体直下无变。某君所答，听者不满，争论不已，终至哄堂而散。某君遂决不再来。别请某君，复如是，仍哄堂而散。某君遂亦决不来。恐直言相告，先生决不愿来。今幸两堂过，学生竟不发此问。并闻对先生深致满意。真大佳事。此亦当年北方学风。甚至同学校同一班级，两课堂所讲如同水火。师大此事虽所少有，然闻者亦终不以为怪。
六
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手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手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尊师之感。
孟森心史与余同年到北大任课。一日，在休息室相晤。心史问余何年级，余答惭愧，亦在此教书。因诸生亦得来休息室问难，故心史有此误会耳。又一日，余送《燕京学报》新刊余所著《周官著作年代考》一文赠心史。心史展视，谓此乃经学上一专门问题，君亦兼治经学耶，当携归，细读之。自是余遂与心史常在休息室中闲谈。又一日，心史特来寓址，自是往返益密。
某一年暑假，余回苏州省亲。及返北平，特访心史。心史书斋西向。余谓今年酷暑，不知先生作何消遣。心史言，此暑期乃成一大工作。商务新出版《永乐大典》中之《水经注》，今暑专为此书作了许多考订。遂引余视其桌上积稿，并历述清代各家治《水经》之得失，娓娓忘时。余告心史，已向商务预约此书。方期不日去取书，作一番考订工夫，为戴校《水经注》一案作一定论。不谓先生已先我为之。心史说，此书实无新资料可供考订。君不如向商务另购他书，俟余此番考订络续出版，君可就此作商榷，不烦另花一番工夫也。余谓，与先生相识有年，初不知先生亦对此有兴趣。然心史所考订，送北大《国学》季刊，主其事者，因适之方远在国外，心史所考，与适之意见有异，非俟适之归，不敢轻为发布。而心史此项存稿遂亦迟未整理，所发表者殊有限。及翌年，抗战军兴，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络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余自抗战胜利后，即未去北平，每念心史有关《水经注》考订一稿，其整理成篇，及其未及整理者，究在何处。及其有关蒙古新地图一事，仍有人留意及之否。人尽知心史在北大任教明清史，其对清初入关前史有著述。对此两事，人或不知，追忆及此，岂胜惘然。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气和易。所任明清史，讲义写得太详密，上堂无多话讲，学生缺席，只少数人在堂上，遇点名时轮流应到。心史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仍自讲述不辍。学生传为谈资。其时北平方唱尊孔。有人说，军阀何堪当尊孔大任。心史说，专要堪当尊孔的人来尊，怕也尊不起。适之为文，昌言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女子裹小脚麻雀牌鸦片等诸项。心史为文驳斥，不少假借。但我们见面，他从不提起这件事。他从不放言高论，甚至不像是一争辩是非的人。在北大同人中，却是另具一格。
七
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以榆关风声紧，挈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余，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读书写作之所。此两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而又为十力别邀一北大学生来居二道桥之第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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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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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暑假，蒙文通又自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与余同任教于历史系。锡予在南京中大时，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文通之来，亦系锡予所推荐。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某日，适之来访余。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适之来，已在午前十一时许，坐余书斋中，直至午后一时始去，余亦未留其午膳。适之来，乃为蒙文通事。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文通既不续聘。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晋南北朝史，余拒不允。余言聘约规定余只任上古两汉，不愿再有增添。其隋唐史一门，则聘陈寅恪兼任。上堂仅盈月，寅恪即辞去不再来。谓其体弱，其夫人言，若不辞北大兼职，即不再过问其三餐。于是此课遂临时请多人分授。学生有发问者，谓此课既由多人分授，何以独不有钱某来上课。史系主任始来请余。余遂亦上堂一二次。文通自离北大，即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其家仍留北平，与锡予及余诸人之来往则一如旧日无变。
八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余亦因锡予识吴宓雨生。彼两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极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钱稻孙与余同时有课，亦常来，三人聚谈，更易忘时。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办此副刊时，特识拔清华两学生，一四川贺麟，一广东张荫麟，一时有二麟之称。贺麟自昭，自欧留学先归，与锡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与余往还甚稔。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一日，余去北大有课，携《清华学报》所刊余近撰《龚定庵》一文，过孟劬家门前，嘱其门房递进。及课毕归，见孟劬留有一纸条，乃知孟劬已来过余家，盖不知余赴北大有课也。余遂即去孟劬家，孟劬娓娓谈龚定庵轶事，意态兴奋，若疑余有误会。孟劬与余亦属忘年之交。前辈学者，于昔人事，若不干己，而诚诚恳恳不肯轻易放过有如此。孟劬又常告余，彼同时一辈学人，各不敢上攀先秦诸子，而群慕晚汉三君，竞欲著书成一家言之意。余因孟劬言，乃识清初学风之一斑，以较余与孟劬同在北平时情形，相距何堪以道里计。因念孟劬慕古之意特深，而东荪趋新之意则盛。即就彼兄弟言，一门之内，精神意趣已显若河汉。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粹，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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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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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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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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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先生
予生也晚，没能赶上蔡先生，于是从蒋校长说起。
孟邻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学却实在很少见到他。因为北大既从不举行纪念周，更没有开学或毕业礼，他又不兼课，如果你再不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于是，有什么机会见到他呢？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见他的必要。他的汽车却是大众熟悉的，一部深蓝色的轿车，挂着七十八号的牌子（很巧，胡适之先生的车牌是八十七号。这是北大教职员中仅有的三位汽车阶级中的两位。）停在二院门口，于是大家知道校长来办公了。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