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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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这便是本篇所由写出的动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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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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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我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我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我的一个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实际上是保守退缩。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十一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二百多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上面说过，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开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ExcellencyPan”之类，我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至于外缘：一是一九一二年冬我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他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遵行了。二是那时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十一个额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儿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我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我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但终于“取上”了。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选考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亲友的子弟取上。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已经说到。其他，亲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等先后“考取”入学的例子很不少，有多至四五个的。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来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来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
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五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计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两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两年毕业后，再留三年读研究院。我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一九二五年才开始的。一九二九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多年了。
中学拖长到六年，大学只有最初两年，而在这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上述的情况多少决定了当时清华师资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英文的教师要占到十之八九，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汉语教学的老先生了；二是学问造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没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语的教师有两个来源。一自然是美国，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学教师，有教过许多年的，有些教学经验；其次是毕业不久或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教过大学而在教学研究上有些成绩与地位的居少数，其中个别资历特别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机会来逛逛中国的，只呆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五六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四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老小姐。最近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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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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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课程的光景却惨淡了。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时，四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过，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象太多了些。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四十五分钟之内，他插上了四十六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我虽没有进过别的中学，无法作具体的比较，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不说过，距此不过十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么？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这其间的过程当然用不着我在这里说，用得着我说的是这番质变的某一些集中表现。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说他们爱国也罢，封建保守也罢，看来都有一些。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这两种时间我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我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三整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我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七八个暑假，算是对汉文和旧文献获得了一些认识，打上了些底子。这一段回忆可能没有太多的代表性，但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我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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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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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我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两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两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的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1iberaleducation）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五门或六门，每周上课十五至十八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三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