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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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似乎有必要说一说清华当时“创用”的一种课业成绩计分制，称为“WeightedCreditSystem”，可译为“权衡计分制”。说“创用”，因为，据我所知道，在国内只是清华用这方法；但我又加上引号，因为这方法一定来自美国的某些大学。这计分法主要的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号是E、Ｓ、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补考。在此法实行以前是容许大、小考不及格的学生补考的。更主要的是这五等的评给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一百个学生罢，“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百分之五；即一次考试，或年终考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超”，几个倒霉的“劣”，初不问成绩好的学生真好到甚么程度，和坏的学生真坏到甚么程度。换言之，这种评分法认定成绩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并无绝对的标准；因此，无论他对一般学生有多大激励的作用，对根柢差而学习能力一时还难以赶上的学生是个打击，无论他如何用功，总归是个“劣”，终于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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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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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清华的课业与教师的评分，一般是紧的，中等科的汉文课尽管拖沓，学生也总得在大考时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计算背后当然还得写个分数，在别的学校，一般以六十分为及格，即够得上一个“下”，而清华却要求一个七十分的总平均，才算及格，才够得上升级与毕业出洋。
下面该说说当年清华学生们的课外或课余活动。但在这以前，有一种活动应须先谈一下，因为在我读书的年月里，它的地位是介乎课与非课之间的，而过了不多几年，它就正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同时负责教导的人员也从职员改成了教师——那就是体育活动。清华一开始就以注重体育，高自标榜，大力号召，特设了一个部门，重金聘请了教练专家，这种专家更必然地是来自美国了。当我在校的几年里，前后两任主任都是有博士头衔的美国人，马约翰先生担任部主任，是又过了几年的事。起初只有户外的田径和各式球类运动，应有尽有。后来又添上所谓“国术”，就是我国固有而我们现在更认真提倡与推广的各种武艺，主要是拳类，但在当时只有很少的学生选习，像汉文的学习一样，姑备一格而已。不久以后，体育馆，包括户内的游泳池建成了，在规模与设备上在当时国内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不用说，除砖瓦以外，它的全部建筑物料都来自美国。从此，又添了许多户内运动与锻炼的方法，可以风雨无阻地进行活动了。
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的。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平时最不爱活动的小老头子似的学生到此起码要在马路上或荷池边溜得上一个钟头；只要在这时间内照章活动活动，其余倒也不作硬性规定。更硬性的规定是在后头。不是人人想出洋么？出洋是末日，末日要有一番审判，审判取测验的方式，称为“矫捷测验”（这是我在这里拟的一个译名，当时我们都用惯英文，称为（AgilityTest），包括五项，每项要够个标准，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你才能取得出洋的资格。每年毕业生中，被搭救一两把而过关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一般说来，这一条章程是执行得十分严格的。因此，它的强迫性实际上是大于每天下午的那个钟头，就是中等科生在七八年之内，高等科插班生在两三年之内，平时总得强勉自己，锻炼锻炼，免得临时上轿发生问题，有碍出洋大事。这种例子还不太少，如现在还在重庆任大学教授的西洋文学专家吴宓先生。也因此，平时，就个别学生说是最后的一年半年，急来抱佛脚而锻炼得极为艰苦的“老先生”们也还不少，往往为平静的校园生活点缀上一些喜剧性的场面；到时总有跑场的人奔走相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练什么啦，赶快去瞧呀！后来，不知在我走后的哪一年，体育终于成为必修课目的一种，和其他课程同样地排进了课程表。成为必修之后，平时要评分，周期有考试，其为带有强制性，是不消说的了。
体育比赛活动是频繁的。春秋两季的校内运动会、平时班级之间的各种比赛、校外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校际的球赛，在日历上是排得相当紧凑的。由于当时大中学校的一般风气，也由于清华的条件较好，提倡得更着力，清华在这方面也曾头角峥嵘过一段时期；不但在华北，并且在全国，俨然以盟主的姿态出现，比起南方的南洋、约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我记得这日子，因为它恰好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的第一个周年），南洋大学的足球队，于击败南方各大学的校队之后，远征来到清华，一场会战，即铩羽而归。还记得当天中午食堂上空气紧张与推测纷纷的光景，一般出乎主观的愿望，都认为清华必胜，至少主客与劳逸的形势对清华有利；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个新从南洋转来的插班生却不以为然，大概由于旧有的感情联系罢，认为清华必败。我们在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南洋输了，这同学也输了，好几天在桌上没有开腔。
为此，当年的清华也曾吸收过一批擅长运动的高等科插班生，但由于插班考试与平时功课比较严格，专靠运动在学校里混混的“武学生”，或职业运动员学生，或向别的学校挖取已显过身手的此种学生——这一类的例子或现象似乎不存在。不过这种学生构成校园内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还是有的。凡属在体育运动上已表显有成绩而足够某种标准的学生就有资格在特设的小食堂吃饭，这种食堂称为“训练桌”，这又是我在这里临时使用的译名了，当时都用英语呼为TrainingTable，在没有希望参加而又不免艳羡的其他同学则称之为“雅座”。当时清华学生的一般伙食，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半荤半素，用旧时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本是够特殊的了；但“雅座”则有牛奶，有更多的鸡蛋和肉类，据说非此就“训练”不出来，不能为学校在疆场上争光夺彩。这在许多同学看来是极不舒服的，其中有的固然是出于“酸葡萄的哲学”，但一般认为这里面确有问题：一则一般伙食的营养已经够好，没有这种必要，不必要而为之，是浪费，是制造特权；再则提倡体育固然必要，但提倡体育与豢养打手毕竟是两回事。大家当时也看到，美国大学生活方式的又一部分搬到中国来了，美国大学各有其大学运动队（VargityTeam），受到学校的特权待遇，甚至有特殊的衣服，平时一样地穿，在特制的毛线衫的胸前还缝上大学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至于这种衣服一定要用规定的所谓“校色”，是不消说的了。清华当时还没有效颦到这样一个程度，但特制的服装已经有，是白地紫字，因为“校色”是“紫与白”。这种服装，比赛时固然要穿，平时也一样地有人穿，甚至有把旧的多余的送给非运动员的同学作为内衣穿的。在本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美国大学的体育活动便已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步，连美国自己的电影都不得不加以讽刺。例如有一部片子描绘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的种种怪状，第一个镜头就揭示“一座庞大的体育场旁边附带着一个小小的学院”。这种歪风不可能不很快地吹过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当时的清华以及其他大中学校，尤其是教会学堂，在不同程度上，无疑地已受到这股歪风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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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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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得拉回来说。清华的体育，即在当年，积极的一面终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说到它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①，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堕性加以初步的扭转。因此，当时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学。有了体育馆的设备和形成正式课程以后，这种好处更取得了物质与制度的保证。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此外，又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课间操，每日上午十分钟，也还有意义。像其他中学一样，也曾搞过英帝国主义者贝登鲍威尔所“创立”的所谓童子军，设备很齐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长梅贻琦早年还担任过清华童子军的一员教官；这就不值得多说了。
下面可以一叙完全不属于课程范围的各种活动了。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七十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九一九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现在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一九二○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因何收场，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碰上又一度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大家无暇于这一类粉饰太平的把戏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如今回想，即使这一整套都学会了，学像了，又将怎样？如果一个人认为猴戏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国的政治舞台就一直在开台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虚。当年的清华也曾极小规模地“沐猴而冠”过一番，但实际上始终受着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国使馆的一个参事的三人董事会和这会所任命的校长——的统治，师生们何尝真正有过提供改进意见的机会？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从一九一九年起，由于全国政治浪潮的冲击，同学的觉悟有所提高，逐步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一面尽管继续玩弄议会政治的戏法，一面由于群众的力量加大，在爱国主义与反官僚主义方面，才终于起了些极初步的作用，下面还有机会叙到。
学术与文艺的活动也很频繁。听所谓演讲的机会，虽不经常，是不少的，大都是临时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来校访问，学校，或学生团体在取得学校的同意下，拉他讲一次或几次。现在印象较深而可供追忆的例子不多了。记得美国有名的人类学家埃德里希卡（A1eeHrdlicka）很早就来清华讲过一次，听众不多，因此我有机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白种人一般身体上的毛多于黄种人，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比黄种人进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一个姓苏的，据说是个天文与地理学家，“老店新开”，来讲日绕地球的“学说”，想推翻久经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论，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样会被约来的。名画家陈衡恪，陈寅恪先生的哥哥，讲中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