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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3章

小说: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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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仙洲的这份意见书,一方面送《新教育》发表,一方面呈报当时的教育部。但教育部只给了一纸回文:“留备采择”。 
  一九二五年春,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时,想自己试办一个机械工学门(即机械工程系)的工读协作制,曾拟就说明书、计划书各一份,呈请当局核准,并请指定北洋铁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不料,当局很怕学生和工人结合在一起,主张“缓行”。 
  一九三六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时,与系主任庄前鼎商定,并征得有关工厂同意合作,试办工读协作制。这次准备以南口机械厂、长辛店机械厂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以清华大学机械系作为学生上课的地方。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应改进的几点》、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培植我国工业建设人才的具体计划》等教育论文中,刘仙洲都一再呼吁试办工读协作制,但各方面很少反响。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办法虽说理想,可是在当时情况下,试办尚有相当困难。 
  刘仙洲在积极倡导工读协作制的同时,反复强调大力充实现有工科大学的实验设备和实习工厂,力求做到学理与实验并重。他主张:研究机械工程学,非常常接近实物不可,最好能有机会就亲近机械,抚摸它们,使用它们,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更要拆卸它们,安装它们,详细考察它们各部的组织、构造和作用。他认为:“这样做,你的衣服上也许弄上油,你的手上脸上也许擦上黑,若钻到一个锅炉的焰道(烟道)上去考察,你身上更无疑要弄上不少的灰土,然而你千万不要嫌恶它。你应当觉着这样是最美!比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甚至比擦上雪花膏美得多!”为此,刘仙洲在自己讲授机械原理、工程画、蒸汽动力和热力工程等课程时,试验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即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实物,取得一些效果。他还建议“在各大城镇设立机械工程博物馆或在普通博物馆内设立机械工程部”,“有计划地设立机械玩具制造厂”等。 
  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 
  解放以前,清华大学的教学作风素以严格认真著称,而刘仙洲正是体现这种教学作风的代表。至今,在清华大学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刘仙洲教学作风的故事。 
  刘仙洲每周担负十二小时讲课任务,从不迟到,从不轻易缺课,经常做到全年一课不缺。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遇有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来到教室,先在黑板上画好,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去教室画好,而且尽量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以求层次分明。看到老师这样认真,学生都没有无故迟到或缺课的。 
  刘仙洲非常讲究教学法,课程内容联系实际,组织严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起课来,一、二、三、四,条理清晰,很好笔记。每门课应讲的内容,都能按时讲完,不拉进度。他的黑板字也极其工整,就像刻蜡纸一样。在老师的影响下,学生的笔记也都记得很好。许多学生觉得f这个字母老师写得非常漂亮,纷纷学着写,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刘体”f的写法。 
  刘仙洲对自己教学生活的安排很有规律,每天干些什么,什么时候干,都有条不紊,甚至每天散步也有一定规律。有一次,门卫看到刘老突然改变往日的散步路线,折往另一条路去,就奇怪地问:“您照例是要出校门散步的,今天怎么改了?”他说:“今天忘戴校徽了!”       
… 
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2) 
…     
  刘仙洲律己以严,对学生也严格以求。布置作业时,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的位置、各种线条所使用的颜色,甚至对各种线条的粗细也有要求。拉计算尺,必须准确到三位数,否则打“×”。有个学生计算飞轮的半径,把小数点错移一位,1。2英尺变成了12英尺。刘仙洲发现后,当场把这个学生叫起来,问道:“这间教室有多高?你的飞轮单是半径就12英尺,那么你的机器在一般厂房里怎能搁得下?”接着,他花了一刻钟的时间讲话,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训练严格作风的重要性,使全班学生深受教育。 
  当时,大小考试很多,刘仙洲讲授的课程,除期终考试外,小考至少一月一次,也有每周或两周一次的,还有事先不通知的临时测验。考试时,刘仙洲和他的助教吴仲华、郭世康三人前后监考,不许作弊,否则一经发现,就算“0”分。刘仙洲还规定,考试必须按时交卷,迟交不收。有一次,一个同学到了时间迟迟不交卷,一直等到老师收完卷子跨出教室以后才交,刘仙洲当场就把卷子撕了。从此,谁也不敢迟交。据刘仙洲的学生郑林庆说,刘仙洲对考试的评分也极严格,稍有不合教学要求即行扣分,但超过教学要求时也给加分。有一道连杆机构的考题,本来只要求做出一条轨迹,郑林庆做出两条轨迹,刘仙洲就特别给他加了十分。  
  在一九六一年清华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刘仙洲提出:“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我校原有的严格的教学作风和认真学习的风气。”他说:那时的许多规定过于死板,使学生学习有些被动,影响身体健康,也妨碍参加进步活动,但这种严格认真的风气,仍然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时,刘仙洲认为这一指示非常正确,其最后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要全面掌握这一指示精神,不能片面地抓住一两句话就做。如“考试可以冒名顶替”就不行,“可以不上课”也不行,这样会走到反面去。 
  最近,曾经当过刘仙洲的学生和助教的七位清华大学教授聚在一起,谈到刘仙洲当年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都印象很深。大家谈到:虽然事隔四十多年,学生们仍然保持着老师当年言传身教的许多良好习惯,自己今天在教学工作中能够比较严格认真,是和老师当年的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自编工科大学教科书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带着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本世纪初,国内仅有的几所没有工科的大学,如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多延用外籍教师,中国教师也大多是留洋回国,用外文教材,用外语讲课,否则就被视为“不够程度”。刘仙洲认为:“长此以往,我国学术无法独立,国将不国。”因此,他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任教,就始终坚持用汉语讲课,并发愤编写中文教材。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编写了《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普通物理学》、《农业机械学》等六本教科书,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又先后编写了《机械原理》、《经验计划》、《热机学》、《蒸汽表及莫理尔图》、《热工学》、《汽阀机关》、《农业机械》等九本教科书。刘仙洲的这些著述,是我国最早自己编写的一批工科大学教科书,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教科书绝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些后来被编入《大学丛书》,多次增订再版,畅销全国,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普遍采用。 
  为了编写这些教科书,刘仙洲在解放前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他总是争取把课程安排在上午头两节,利用天亮到课前的时间备课,课后便全力著述。三伏酷暑,汗流浃背,别人劝他去避暑,他却伏案疾书。一件夏布衫让汗浸湿了,就脱下晾在椅背上,穿上另一件;等另一件也让汗浸湿了,再换上这一件。两件夏布衫来回换,一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敌机每次来袭,他一边防空,一边编书。《热工学》的各章习题,就是在昆明金马山谷中草成的。教科书每天编写多少字,他都订出计划,严格执行。如果白天有事或来客耽误了进度,当晚必定补上。为了对读者负责,刘仙洲编书时精益求精。他不仅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就连标点符号也非常严格。文稿付印时,他常要亲自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校阅三遍以上。有时只校出少数几个错字,他也要附上一个小条:“如果方便的话,请把改后的小样再送我一份。”甚至著作出版以后,他也要再三翻阅,检查有无错漏之处,并写上自己的改进意见。在他自藏的著作上,好些地方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改动——有的是文字修饰,有的则是成段的改写或补充,即使多次再版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教书和编书的过程中,刘仙洲深感机械名词不统一之苦。当时,由于学校多用外语教学,企业又多延用外人,影响所及,许多概念和机件只有外国名称,仅有的一些中国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工人不懂英语,就把“弹簧”音译为“司不令”,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机车前的“排障器”叫作“猪拱嘴”,把管机车变换进退方向的“月牙板”叫作“吊死鬼”,既不雅驯,又不统一。有鉴于此,刘仙洲又决心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他广泛搜集明朝以来有关的出版物三十多种,调查当时机械工程界已有的各种名称,工人是怎么叫的,日文又是怎么译法,然后逐个做成卡片。有时一个机件会有很多叫法,他就按照“从宜”、“从熟”、“从简”、“从俗”四大原则,从中选定一个。如Pump一词,有十四种中国译名:“恒升车”、“起水筒”、“抽水筒”、“运水器”、“吸水机”、“抽气机”、“抽筒”、“唧筒”、“唧机”、“邦浦”、“泵”等,刘仙洲和大家一起反复琢磨,最后选定为“泵”。“油壶子”的含义不清,他就根据“从宜”的原则,改为“化油器”。按理,“滚珠轴承”改为“滚球轴承”更科学一些,但当时一些人都习惯于前一种叫法,也就“从熟”。“偏突轮”的叫法过繁,便简化为“凸轮”。有些英语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常苦思多日不得其果,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只好另创新字。如《热工学》中的重要名词“熵”、“焓”等字,就是刘仙洲创造的。这一工作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历时一年多, 日积月累,编成一万一千多个词汇,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两次增订,把词汇逐步增加到两万多个。《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甚至连底稿也被人要走。我国的机械工程名词,由此逐步走向统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有关词汇的编订工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像“轴承”、“节园”、“节齿”等机械工程上的常用词汇,当初叫起来,曾经感到很不习惯,今天大家已变得非常熟悉了。       
… 
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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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机械工程史 
  刘仙洲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 
  “‘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购买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为此“应特别对于各种学术加以有计划的提倡”,并在“尽量扩充编译馆”的同时,大力“整理吾国旧学术”。从三十年代开始,刘仙洲就在课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关的学术论文十九篇,专著两种。 
  在过去四五千年中,我国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创造,但历史缺乏记载,或者记载不详,更少图例可据。要发掘和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进行长期的繁重的科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三年,刘仙洲就搜集大量文献,写出《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并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包括交通工具、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雕版印刷、计时器、兵工等十三个方面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从未间断过对有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无论外出开会、参观、视察,每到一处,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他也必定到当地博物馆、旧书店搜集材料。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等几十家旧书店和每年春节的厂甸,更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荫麟也常去这些地方。因为两人都只顾物色好书,往往各抱一大抱书挤到一起,抬头一看才发觉原来是老朋友。走进刘仙洲的住宅,就像来到一爿古籍书店:楼上楼下,东墙西壁,全是藏书。就连走廊角上,卧床后面,也摆满书架。《四部丛刊》、《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武备志》……令人目不暇接,数不胜数。特别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工程史编委会的协助下,刘仙洲查阅了古籍两万多种,制成各种资料卡片一万六千多张。他正是依靠这些文字记载和考古挖掘方面的最新材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深入研究了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创造,在许多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九六一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出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三十三幅。在这部专著中,刘仙洲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我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和各种原动及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其中有十几项重要发明创造,如东汉张衡、唐朝一行与梁令瓒的水力天文仪器,北宋吴德仁的指南车和卢道隆的记里鼓车,元末明初詹希元的五轮沙漏等,已经复原成实物,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刘仙洲自幼生长在农村,曾种过地,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因此他还长期从事中国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除一九二○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试制两种新式水车外,抗日战争期间又在昆明搞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一九四二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的经济情况,就着旧日的畜力机械加以改良,使机械部分符合最新的机械学原理,而原动力仍旧利用畜力。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又专程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一书,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进行讲授。解放以后,他热情地参加华北农业部、北京农业机械总厂和河北省有关农业机械的改进试验工作,向各方面建议大力培养农业机械技术人才,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七百多册农业机械书刊,全部赠给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为了继承我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更好地推动当前的农业技术改革,他又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了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九十二幅的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这部专著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在整地机械、加工机器、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说明我国古代发明的农业机械,不但在数量上相当丰富,在时间上也往往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有的甚至早一两千年。日本大阪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的天野元之助,对这本专著很感兴趣,曾摘译发表在日本《东洋学报》上。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工作中,刘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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