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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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工作中，刘仙洲一向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民族自卑，感到事事不如外人，我国什么创造也没有；另一种是夜郎自大，我国什么都强过外人，在古籍中见到一言半语即穿凿附会。他主张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西方一般认为，机械传动的天文钟是欧洲人十四世纪初创造的。刘仙洲通过自己的研究，早在一九三五年即指出：公元七二五年，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采用了精密复杂的齿轮传动。一九五三年又肯定公元一三○年东汉张衡的水力天文仪中瑞轮蓂荚一部（利用凸轮自动表示每月天数的装置）已完全是机械性的机构。一九五六年，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并和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交换意见，李约瑟很同意刘仙洲的结论。李约瑟说：“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西方科学技术史专家得悉刘仙洲的这一结论，都异常推崇：“想不到在这样早的时候，中国已有这样复杂的机械发明！”但是，有的学者对此仍有怀疑，中国的发明怎么会比西欧早这么多呢？以后，刘仙洲又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回答。他确定：毫无疑问，张衡是我国创造机械性计时器的第一个人。从张衡开始，我国计时器已经利用齿轮系和凸轮机构，完全进入机械性计时器的阶段，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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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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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研究中，常常可以遇到同一发明有几种彼此互异的记载，而同一记载又往往有好几种不同版本。刘仙洲总是全面掌握这些文献，逐字逐句加以校核，去伪存真，一丝不苟。例如车的发明者，相传有七八人之多，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曾经发明过能够自动运行的“木牛流马”。刘仙洲博览古今书籍，特别是宋代的几项文献，断定“木牛流马”就是今天常见的独轮小车，而且是由蒲元等多人创议，诸葛亮只是采纳制造而已。他还从西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找到“辇”（即一轮车）这个字，又从考古中发现了反映西汉使用独轮小车故事的石刻画像。这说明至少西汉时代就有了独轮小车，蒲元等人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为适应山地和栈道运粮有所改进罢了。又如《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是“左右龟鹤各一”。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左有一龟，右有一鹤”，也可以解释为“左右各有一龟一鹤”。理解不同，指南车的构造也就不同：前者外围六轮，后者外围八轮。刘仙洲通过反复研究，虽然发现两种结构都有可能制造，但一定要弄得非常确切，做到可靠可信。为此，他专门请教了汉语专家，又特地考证了北京故宫太和殿前龟鹤的古迹，认定应按后一种理解，方着手绘制成图。在同书中，还记载燕肃指南车的构造，殿本宋史有“系右小平轮一匝”的话，刘仙洲怀疑“系”系“击”之误，但不轻下结论，贸然更改，而是认真查阅好几种版本，最后发现百衲本宋史中确系“击”字，才改了过来。
（摘自《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
《过去的大学》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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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李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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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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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结交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约在十人以上，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人物，卓越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身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大力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经济与工程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两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郊外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梅贻琦却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为二校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一般人听说的，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青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人们获得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石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与师资方面，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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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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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下一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而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在南开校址内，就是校长家有一台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蜜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去天津，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ofeducationalinstituitionsandbuilderofmen。那时我们远征美国南部佛州。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IsAnotherChina》（两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也许，我们不能同样地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地，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着，清华能在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理工学院更优越于其他学校），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梅贻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即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八）。下一年，梅贻琦考取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胡适、赵元任早一年。在美国麻省武斯特工科大学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以至校长（一九三一）。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鳞、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七年（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清华基金事宜，并组织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并任教育部长三载，一九六二年在清华校长任内逝世。
至于我与梅校长的关系，在学校内可说没有。清华读书时，没有上过物理学梅教授的课，也并未进过后来梅教务长的办公室。他来美在华盛顿任留学生监督，我正好去耶鲁大学研究院。但在这三年中，梅监督没有来到新港，虽然当时在耶鲁有好几位清华同学，如读音乐的黄自，英语文学的孙大雨（孙铭传）与我，意大利文学的李唐晏，历史的皮名举，与建筑的粱衍。一九三一年我毕业耶鲁，申请去欧洲研究一年，由梅监督批准，但我们只是信件往回，我没有去华盛顿看他。同—年秋季，我去英国，梅贻琦返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南开大学教书的五年中，曾去过清华数次，看我的二舅父（郑桐荪，数学系教授），并未拜访过梅校长。西南联大期间，我们同在昆明，有时在路上相值，只是点头招呼而已。对于梅校长，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华校长而住在纽约时，我方始有进一层的认识，沐浴着他的恩泽。愈与他交结长久，愈觉得他待人的真挚与亲切。他不轻然诺，笃实谦诚，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我初次与梅校长有较长的时间当面谈话，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