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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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和杨西孟先生，常常对当时经济政策有所建议，往往是“不幸而言中”。
腾茂桐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毕业，以正统派理论授经济概论。丁佶教授系商学系主任，他教会计学最令人难过关，可惜他不善游泳，以致在大普基灭顶，由贺治仁副教授接任。而毕业同学谋事的烦事，便落在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的肩上。徐毓■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讲授“高级经济学”、“经济名著选读”，大半是高年级或研究生所选读。当时把Keynes的“充分就业”观念，也带进了联大。此外还有张德昌教授在联大授课未久而离去，姚嘉椿、周覃祓先生是讲师，助教四五人。
社会系是由历史社会系独立而来，系主任陈达（通夫）教授，讲授社会研究法和社会调查，他和陈序经都开过“华侨问题”。吴泽霖教授授社会学原理和人类学，但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办理译员训练班。以优生学著名的潘光旦教授，当年是清华教务长，学生时期，因踢足球而折断一条腿，因而走路有三条腿。他译的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不仅有信达雅之译笔，也用尽了我国二十四史、野史、笔记、专著、诗词、戏曲、稗官小说细加详注，足见先生读书之功力，学问之渊博，中西之通达叹观止矣！潘先生曾读遍二十四史，也许“宗谱”收藏最富，因为他要在家谱里找遗传的证据。他的“优生学”和“西洋社会思想史”，也是叫座课程之一。社会系教授，在战时为国家作了不少对人口政策有影响的研究和调查。费孝通和李景汉、李树青、戴世光诸先生，全是社会系教授，助教则仅有李植人、袁方二人而已。
工学院
战前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仅有化工系，所以工学院保持清华风度最浓厚。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会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同学们努力读书，认真运动。
工学院院长施嘉■，是水文学专家，他开的“堡垒工程”，“要塞工程”均与军事有关。他与阎振兴（光复）教授主编之《昆明水工试验研究丛刊》和当时李谟炽教授主编之《公路研究丛刊》均为内容充实，极富学术价值的刊物。
土木工程系设备不够充实，但教授在结构、水力、交通及市政工程方面，颇为理想，且各方面均有研究实验之成绩，并曾为地方工程机关及美军工程部解决若干困难问题，甚至协助云南省抗疟工作，而各位教授且不断著述，系主任陶葆楷（作楷）教授之《给水工程学》与《军事卫生工程学》，察方荫之《普通结构学》，吴柳生教授之《工程材料学》（《钢筋混凝土设计》他首先将英制改为公制），张泽熙（豫生）教授之《铁路工程学》，均为传世之作。还有王裕光（明之）教授之《坊工地基及房屋》、《工程估计及契约》，刘恢先生之《结构学》，均为一时名著。名建筑师张昌华、衣复得、王龙甫，王明之诸先生，均曾任土木系教授，助教九人，目前多已成名。
机械工程系设有金工、土木、锻工、铸工、造水等厂及热工试验室，是工学院规模最大、学生最多一系。系主任先是庄前鼎，后为李辑祥（筱韩）教授。庄教授的“兵器学”，李辑祥教授的“机械设计制图与原理”，刘仙洲老教授的“机动学”，均副时望。还有王师义、刘德慕（景竹）、王遵明（直承）、孟广喆（哲公）、董树屏（邱竹）、梁守盘、冯钟（豫诸）教授分别授“应用力学”、“金相及热炼”、“热工学”及“汽车工程”等。褚士荃、甯■（旭光）两位副教授，授“工程画”等。此外还有强明伦（叙五）、李宗海两位讲师和助教十余人。机械系同学人数繁多，为工学院各系之冠。当时云南耀龙电力公司，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厂，中央机器厂，兵工署第五十三及廿三兵工厂，航空委员会第一飞机制造厂，第十飞机修理厂，云南裕滇纱厂，全有机械系三四年级同学在实习。
电机工程学系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添设。章名涛教授兼系主任，赵友民、倪俊、任之恭，都兼过系主任。教授有马大猷（倬道）、倪俊、毛启爽、任之恭、叶楷、钱钟韩、范崇武、张瑞岐诸先生。严睃（睃夫）、钟士模（子范）、胥室澄、陈荫谷、沈秉鲁（葆东）和年轻的徐贤修（洁人）全是专任讲师。课程有“电工原理”、“电讯网路”、“直流电机”、“发电所”、“电磁测验”、“交流电机”、“无线电大意”、“无线电原理”、“电工及电机实验”等，张友熙教授还兼任电讯专修科主任。助教则有唐统一等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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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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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系，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战时需要而筹设的，同样造就了不少工程师。系主任王德荣教授，授“飞机结构”与“概论”，教授有李锦安、王宏基二位先生，当时航空系本身课业不多，一般性课业则与电机、机械系同学共同上课。王宏基教授之“空气动力学”，甯■教授授“内燃机”、“航空发动机”等，秦大钧教授也教过“空气动力学”，教授还有周惠久、金希武、刘治勤、丁履德诸先生。
化学工程系原仅南开大学设有，当时原以为机械系与化学系相拼凑，雅不如今日之无物非化工也。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教授。中原理工学院院长谢明山教授授“化学工程”和“化学机械设计”，张青达教授授“理论化学”，丁嗣贤教授授“酸碱工业”，陈关符先生授“工业化学”。张明哲先生此时也在化工系。教授还有潘尚贞、胡志彬、高长庚、赵越寰、周荫阿（铭西）诸先生。钟秉智先生曾任专任讲师。助教则有六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联大又增设了电信专修科。
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系联大迁昆明后，于一九四○年设立的，本为培植云南师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并设置初级部二班，指定云南省教育厅保送八十名学生。院长黄子坚（钰生）教授，曾代表张伯苓的常务委员职务，教授“教育概论”。有一次广播：他以教育家的立场批评某些联大同学“少年老成”，不像青年人，太实际，无理想，缺乏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教授。樊际昌（逵羽）教授和周先庚教授授“教育概论”，任樊祖和继祖（述先）教授分别教授中国和西洋教育史，倪仲方教授授“心理卫生”、“发展心理”，陈友松教授讲“社会教育”，沈履（复斋）教授授“青年心理”，胡毅教授教“教育统计”，教员有严倚云，助教则为陈熙昌等三人，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授“青年问题”。公民训育系主任由陈雪屏教授兼任，并授“教育心理”和“人格心理”等课。后由田培林（伯苍）教授继任，曾作忠先生亦曾任教该系。公民训育系大部分课业，与教育系相同，故教授方面，很难限定某教授属教育系或公民训育系。国文系教授有彭仲铎（啸咸），授国文专书选读“水经注”及“各体文习作”。沈从文教授著作等身，在联大还是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张清常先生也是副教授，但他精通文字学，所以也讲授“训诂学”。联大教歌即由张教授谱曲，他还长于乐队指挥。当时的副教授还有萧涤非、余冠英诸位先生。英语系教授有凌达扬（廷显）教授，和马葆炼专任讲师。史地系有孙毓棠和陶绍渊（子潜）副教授，赵书文专任讲师，王履常、周简文曾任助教。理化系许滇阳教授兼系主任，黄新民、余人元先生是教员。师范专修科学科与教授均与师范学院同。师范学院同学除了师院专聘教授外，各学系均同于文、法、理学院。他们不但官费（不同于贷金），而且还要多读一年，真是得天独厚。师范学院并附设小学和中学各一所。
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一年级也有军训，每星期有半天军事训练，必修而无学分。
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也是必修但无学分。马约翰教授要我们少穿衣服。昆明的冬天如遇阴天，天气也很冷，但马翁永远是一袭短袖衬衫。他更要我们永不要静止（Boysneverquiet）。侯洛询教授要求我们每一分钟投中十二个篮球，因而有的同学，学分修满，但不能毕业，还要回校补修体育。马启伟、黄中孚、邵子傅、王英杰、夏翔、魏丕栋、牟作云都教过体育。
联合大学教授约五百人，来自平津三大学及全国各地，聚集了全国学术界权威。同学约两千多人，有者来自后方，有者自沦陷区逃来。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这些青年有者经验丰富，有者年龄稍长，个性坚韧。在任何困难环境里，他们的精神愉快，弦歌不辍。常常可以见到师生如父子，同学如手足的感人情景。但有时在一个寝室住了几年，上下床铺不相识的人也不少。
柳无忌教授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在中国情形特殊，大学教育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这次是不寻常的战争，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时所引以为自满与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已如前述。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昆明称“X嫂”）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凤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更使联大同学生活多彩多姿，多半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兼差。于是家庭教师、报馆、邮局、法院，甚至于放午炮、管警报、电报局、办杂志，全有联大同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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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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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作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
联大的壁报更是琳琅满目，蓬筚生辉，贴满了大门左首的围墙。在当时的环境，办杂志、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印刷费高，不是件容易事，倒不如出份壁报，较为简单。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群社出版了《腊月》，跟着便有《联大论坛》。到了一九三九年，壁报就发达起来，有群社的《群声》，明社的《南针》、《微言》，木铎社的《木铎》，文艺社的散文半月刊《文艺》、《热风》，和《热风》相对的有《照明弹》。新诗社的《新诗半月刊》、阳光社的《画刊》，时常有些心血结晶之作。论坛社的《论坛》，还有一张壁报叫《论衡》，用毛笔写的行书小字。
各社团或各系同学，也常常请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教授或校外学者来讲演，听讲的每每挤满了大型教室，有时爬满了窗台。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许多学人包括陈寅恪教授在内，身陷其中。先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谈到香港沦陷，许多学人未能逃出，也谈到寅恪先生不知下落，而某要人竟用飞机运狗。其后有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其事，以致激怒了部分同学，于午饭后由昆华农院食堂列队游行。这是联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进步活动的一个开端。
西南联合大学两千多同学在昆明，分散在几个地区：
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一九三九年建成，有泥土版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有校警大队，虚设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去左边有校警室，面对小操场。操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更北有宿舍约卅二栋，一九四○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旁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
宿舍长方形。泥土版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洗脸在此。洗澡则须于深夜，不怕冷之同学方可为也。旁有一井，雨季有水，干季则于晨起前先为厨子汲去。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以致饮水为难，同学好坐茶馆之一因也。
到了雨季，尚未踏实的泥土，整个翻起来，到处泥泞，从寝室到教室，图书馆到饭厅。泥巴坑、小水沟不计其数。校舍西有小门，出门小桥流水人家，而师院附中在焉。土路之北端小门，外为铁路，越路为山坡，且小冢起伏，为跑警报之绝好去处。校内土路之东为教室、教务、总务、训导处及图书馆。最后有饭厅二栋。进大门右有青年消费合作社，售零星食物。土路之旁有水池，池旁有树二三株，树旁还有两三块大红石，池内满生青萍，青萍下有时蛙声鼓鼓，亦一景也。春季因无井水，同学以面盆取池水置于床下，晨起去其上面之青萍，下面之泥土，中间之水用以洗脸。
水池旁有广场，为学生聚会之处，月会亦在此。除常委外，政要、学者、贵宾到校讲演之场所。场北有升旗台，台后即大图书馆，可容六七百人，黑木大桌，长板凳。每至考试，天不黑同学便拥在门外等开门。尤其到了晚七时开门前，同学更多，门一开蜂拥而入，大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