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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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在开会时，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就先走了。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我“南开的”。这印
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一九一九年的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辞职，由冯熙运继任。这时学校挂牌，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要递“悔过书”。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我还常到“红楼”文科旁听。那时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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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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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外地当了校长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忽见报上登出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的消息。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既没有人向我通个信息，也没有人来征求过意见。那时只见报载，未见任命，不便有所表示，但看事情发展。谁想任命很快正式发表，我就到教育部去询问究竟。原来，一九四六年春，教育部令准北洋大学复校，聘王宠惠、王正廷、陈立夫、李石曾、凌鸿勋、茅以升等为北洋大学筹备委员，并于五月间任命茅以升为校长。八月，因茅以升不能就职遂命教务长金问洙兼代校长。不久，金问洙辞职，教育部聘训导长钟世铭为代理校长。一九四六年冬，南京教育部虽任命刘仙洲重任校长，但他坚辞不就。堂堂北洋大学的校长一职，竟形成长期代理，全体同学遂派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迅速派出正式校长。当时教育部长是朱家骅，他对我说：“学校要人，没办法。”学生代表则向我诉说北洋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流离的景况，并愤慨地说偌大的国内知名学府，胜利后已快两年了，竟不派正式校长，形成无人治理现象。这时天津亦有电报催促。睹此情景，深觉虽无能力，但有责任，承担下来努力干，我便二话没说，决定“去！”遂到教育部提出要求：一、要保证经费；二、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我说：“要我去，得支持我，不然没法干。”当时教育部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到天津车站时，全体师生员工都来欢迎我，那个热烈的场面，使我非常激动。在车站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既然叫我来，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负起责任来，大家一块把学校秩序恢复起来，把学校办好！”
我是个搞工程技术的人，习惯于认真、负责和扎扎实实，办教育我没经验，但我认为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中，应竭力办到稳定秩序，先上课。不久学校便恢复了正常秩序。
抗战爆发后，北洋与南开一样，遭到日寇摧毁，损失惨重，一切设备荡然无存。胜利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学校仍为国民党军队占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年级和先修班才开学上课。所以当一九四七年初我到校时，景物全非昔比，教职员宿舍正在修理，我只身一人来津，就住在教室里，床铺放在讲台上。有的教授和我开玩笑说：“校长的房子真大！”那时工作很忙，不但没回到南京的家中去看看，连进城（到市区里）的机会都很少，真是以校为家。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八月某日清晨四时，学校突然遭到军警包围，警察局的大卡车公然停在学校门口，准备逮捕学生。学生都不出校门，教授们议论纷纷。张国藩、刘锡瑛等教授对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非常愤慨。学校正常学习秩序已遭干扰，不能上课。这样一直相持到下午，大约有七八个学生从市区回校，快到校门口时，被军警抓住。校内同学见此情景，一齐上前，将被抓捕的同学从汽车上抢回来。这一下可不得了啦！警察不答应，一定要学校把人交出来，不然就要进校去搜。当时我想，学校绝不能把人交出去，更不能任凭他们进来搜；如果警察进校搜捕，必然与学生发生冲突，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眼看一场惨案就要发生。我请来几个教授商量一下，决定亲自去见警察局长。因为这不仅仅是北洋大学一个学校的问题，弄不好会出大事，当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李汉元，要求和他当面研究。到了警察局以后，李说学校至少要交出几个人来方可。我问他：“学生犯了什么罪？把他们交出去，我对同学也交不了差。”交涉很久，两人僵持不下，没有结果。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坚决。稍息后，李汉元提出解决意见说：“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吗？”我立即回答：“我的学生根本没闹事，能保证。”李说：“保证不闹事，我就可以下令解除包围。”我说：“好！一言为定。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还须要校委会讨论通过。”遂立即在警察局长室给学校打电话：因情况迫急，立即召集校务会议，我回校后，即行讨论。
在校务会议上，我向大家说明了和李汉元交涉的情况，并说局势很紧张，我作了保证，因为学生根本没闹事，请大家考虑。会场非常沉静。良久，有一人说：“张校长你为什么提出保证呢？”我说：“眼看惨案就要发生，我的学生我当然保证。”从出席校务会议教授们的眼神能看出大家是同意这样处理的，但我又等了一会儿，以便大家能充分提出意见，才说：“大家如果同意这样处理，我们请学生代表来谈谈。”校务会议通过后，立即请学生代表到会来发表意见。同学们也同意后，我立即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李汉元，告诉他我是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他，大家同意我的保证，请即刻下令解除包围。不到一刻钟，校门外的军警撤退，那时太阳已偏西了。
第二天一大早，有两位教授来找我，说：“有四五十个同学已过铁路，到解放区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困难，我已定好飞机票，要到南京去交涉经费。正在这时，教育部有命令迁校的消息。我认为学校不能迁，也不应迁。为了稳定学校情绪，我暂时不能离校，于是把飞机票退了。后来，由于经费长期没拨，学校实难维持，于是我再次决定到南京去催。不久，交通断绝，没法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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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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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和水利人才
有人说：北洋大学出了不少水利人才。我认为，如果这个估计接近事实，它有学校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
北洋大学的工科是有基础的，如前所述。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大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而水利系则是较后成立的。水利系的基础课程和土木系相同，在没成立前，土木系也教授一些水利专业课程。水利系的设立，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关，也和我国的历史有关。我国历代对于江河的治理，运道的开凿，农田的灌溉和排涝等事业，都十分重视，并有大量的实践。到了近代，对于华北水系、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灾害的治理，更提出迫切的要求，并成立了相应的治理机构。尤其在北洋大学所在地的天津，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对于海港和海河的治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我国也建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后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最初还有外国工程师，从事华北各水系的调查研究，规划治理。这就要求大批的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人员。那么，北洋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有了出路，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这是在旧社会难有的机会。一般说，那时“毕业即失业”，而这些有实践经验的人，有的又回学校任教或兼课，对于学生的培养，又起着积极的作用。北洋大学在旧社会，相对地说，培养了一批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些水利人员也就更能施展才能，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最早培养水利专业人员的，并不是北洋大学，而是张謇在南京倡办的河海工程学校，我国水利界前辈李仪祉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所学校教书，培养许多人才。以后停办了。不过北洋的土木工程系则更早些，后期出的水利人才也更多一些而已。当然，从目前的需要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又红又专的各方人才，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柴寿安记录整理，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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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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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七年（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六年，其中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二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我读的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仅就几方面片断的回忆简记如后。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江、浙、闽、赣、湘、鄂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或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等。
“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十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十二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一九二三年我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五元，到了一九二九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七至八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二百至三百元。北洋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刘仙洲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在北洋执政的四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两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一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八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八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我们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八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百分之二十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得起呢？
刘仙洲在北洋四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两三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一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刘仙洲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