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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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写实的。他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
约翰逊是英国十八世纪的怪杰。鲍士韦尔对于这位怪杰之“怪”，一点也不掩饰。十八世纪欧洲最讲究“雅”，而约翰逊的容貌、举止、谈吐，并不很雅。当时有人说他是一只狮子，又说他是熊。……约翰逊晚年常在史莱尔夫人那里闲聊天。有一天，有人提议把在场的每个人比一只走兽，比一盆菜。大家认为约翰逊是一只象，一盆鹿腿。为什么他是一盆鹿腿，许多人不很明白，但大家承认他真是一只象——一个庞然大物，有时把鼻子扫来扫去，引得孩子们发急。在这些地方，鲍士韦尔总是和盘托出，“吾无所隐”。一般人所知道的约翰逊，——中等身材，满脸瘢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这些都是从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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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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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先生介绍斯特莱契（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一文里，也有不少精彩的笔墨。我以为这都是范先生的典型风格。如果说西方现代杰出的传记家斯特莱契把维多利亚女王写活了，那么范先生这篇文章也把斯特莱契这部著名传记介绍得活了。我以前反复读过范先生这些著作，深受教益，确是大手笔的产物。甚至于范先生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版的《英语学习讲座》一书也写得深入浅出，文章如行云流水，生动活泼，而又朴素精练，富于韵味，比如这一段话：
语言的感觉，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养成的，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你有那细磨细琢的精神。有人说，学外语须有四到：眼到、耳到、口到、手到。眼到是看，耳到是听，口到是说，手到是写。但是这四到之外，还必须有心到。心到是体会。这体会如酌酒，如品茗，如母牛反刍，富有艺术的意味。学习外语，要能体会，才有乐趣。
在这里，我顺便对今天在校的外国语言学院各专业的年轻同学们说一下，我们应该向前辈范先生学习，不但要努力把外语学好，牢牢掌握，运用自如，而且还必须努力学好中文，勤读现代和古典优秀文学作品，要能使用漂亮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写好文章。
一九四四年，范先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牛津大学讲学期间，更进一步探讨中英文化关系，更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他在《英国语文学评论》（ReviewofEnglishStudies）等刊物上发表了好些论文，如《威廉·琼斯的中国研究》（SirWilliamJones’ChineseStudies）等，在英国文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这些方面，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范先生从三十年代起直到他晚年所作出的贡献，在上面所提及的解楚兰那篇长文，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版）一书“范存忠”条目中已有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在沙坪坝时期，范先生与柳无忌先生合作，编辑出版了《近代英国散文》和《现代英国散文》两本书。柳先生勤奋译著，还出版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西撒大将》、《明日的文学》（论文集）等书。当时外文系还有个大忙人徐仲年先生，个子大，声音洪亮，坦爽真诚，发表不少东西，主要是译介法国文学。他还主编了一个杂志《世界文学》在长沙出版，得到范先生大力支持，范先生也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徐先生甚至居然乐意刊登我那篇批评他翻译的法国十九世纪初年贡斯当（Constant）《阿道尔夫》（Adolph）的文章，指出他一些误译。这事被称为美谈。这些都可以看到当年学者和译者的风度。我也在《世界文学》发表了一篇评论梁实秋所译《呼啸山庄》的文章，受到重视，这可以说是国内最早谈论后来通译为《呼啸山庄》的一篇文章了。此外，在范先生的引导下，正如上文提及的，柏溪同事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也从事著译。叶君健（那时他的笔名是马耳）也是个大忙人，翻译了希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和其他西方作品，也常给《时与潮文艺》写文章。吴景荣是专门研究JaneAusten和VirginiaWoolf的，他为刘重德翻译的奥斯丁的《爱玛》（Emma）写了篇很好的序言。高殿森译了一大本《拜伦传》，曹鸿昭研究华兹华斯，译了他好些首名作如《丁登寺》（TinternAbbey）等。我自己在《时与潮文艺》上发表了国内最早专门介绍《红与黑》的文章《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和梅里美三个短篇的译文。柏溪同事们这些成绩之所以取得，我以为是跟范先生一贯重人才、重学术、重事业的精神力量和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柏溪住了四年多，我的感受是十分亲切而丰富的，直到如今，我仍怀念着那段生活，那些充满着友谊和师生之情的岁月。那时生活清苦，起居条件差得很。我们住的宿舍的墙是竹子编的，外边涂上一层灰泥；没有玻璃窗，只有土纸糊的木框架。生活是艰苦的，景荣、张健和我三人有时分抽一包从重庆带来的上等香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小火炉，买些木炭烧着取暖，度过重庆冬天多雾气的严寒。大家又找来洋铁罐（比如名牌SW咖啡扁圆形的罐），上边挖几个小孔，插进灯芯，倒满菜油，再弄个铁架子放在罐上，架子上摆着搪瓷杯子，火一点，就可烧开水，泡茶喝，或者煮东西吃了。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那时在柏溪还有不少位中文、历史的教授、讲师，同事朋友如罗根泽（他一家就住在第五宿舍，是我的近邻）、吴组缃、朱东润、王仲荦、管雄等先生，我们也经常来往谈笑，在一个食堂吃饭，相处得极好。有的教师家住沙坪坝，每周来柏溪上课一两次，如国文系的伍叔傥、杨晦先生；有的家住分校，每周一两次到校本部讲课，如罗根泽先生。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范存忠先生的教导下，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以前壮大了，而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大学的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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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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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我再次梦回柏溪，仿佛再次望见那嘉陵碧蓝的江水；我仿佛仍然带着一把伞，肩头挂着一个旅行袋，沿着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的长长的堤岸，在四月初某个清晨，从柏溪慢慢走向沙坪坝，去看望我的亲人，再次去拜访我的老师柳无忌先生，再次跟范存忠先生在松林坡散步聊天，向他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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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白：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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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我受民国大学之聘往北京，同时应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先生之约，兼任燕大国文系讲师。两年后，燕大任课较多，城郊往返不便，辞去民大，移寓海甸朗润园，专任燕大教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北方局势骤改，日人之在北京者，趾高气扬，横行无忌，使人闻见皆非，渐萌南归之念。适一九三六年，竺可桢先生长浙大，邀我返浙，遂忻然南下。不意未及一年，发生“七·七”事变。浙大旋奉部令迁校，遂随校播迁，周流西南五省，历九年之久。兹略述浙大在此九年中之经过情形如后：
自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淞沪战起，杭城情势日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浙大镇定如常，仍按学历于九月十日开学上课。特以一年级人数较多，选定天目山，为新生设一分校，以朱庭祜先生为主任。浙大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必修课目；竺校长尤重视学生之基本国文，曾商请我兼一年级国文主任，于开学前，移寓天目山。山在于潜县北四十华里。此山有两高峰，峰顶各有一池，因名天目。山中风景极佳，尤以九、十月间之云海，变化万状，最为奇观。彼时天目山已被辟为风景区，有汽车公路，自杭州至山麓，历时两点三十分钟，即可到达。
浙大借天目山禅源寺为校舍，山门上有“天目灵山”四大字。寺内建筑宏伟，重楼杰阁，气象庄严，诚为东南一大古刹。寺后胜迹尤多，新生就学于此，朝夕游眺，畅心悦目，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不意甫经三阅月，敌寇更自全公亭登陆，凶锋内向，杭城大震，浙大遂决定全校集中建德，所有在杭之二、三、四年级学生，自十一月十一日起，分三批动身，每晚出发一批，至江干登轮船，开往建德。同时在天目山之一年级生，亦下山经于潜、分水、桐庐以达建德。时敌寇已陷吴兴，南窜安吉、孝丰，直拊天目山之背。即使无集中建德之计划，亦难久居于此焉。
浙大师生，全部抵建德后，借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房屋，略加修葺，即行上课。同时派人往江西吉安、泰和等处，筹备校舍。至十二月，杭州失陷，富阳旋告不守，时在建德上课月余，匆匆结束，分批入赣，各推教授领队，并于兰溪、金华、衢县、南昌、樟树、吉安各设招待站。乃刚到金华，适遇敌机大轰炸，浙赣铁路客车停开，顿觉进退维谷。旋经会议决定，分水陆两路前进，至江西玉山会合，途次虽备尝艰苦，幸一周以内，俱安抵玉山，遂改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彼时正值寒假期内，利用吉安中学及乡村师范校舍，上课两周，举行考试，以结束本学期学业。逗留两月，复迁泰和，设临时校址于上田村，借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老村、新村四处房屋，大半是著姓萧氏旧宅，颇有池沼园林之胜。浙大师生在此安居，借以恢复长途之疲劳，弥补旷废之学业。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凡八阅月，九江沦陷，全赣震动，浙大决定经湘入桂，迁广西之宜山，由校车分批运送，至十月底，师生均已到齐。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自离杭后，沿途滞迹，以此地为最久，而所受惊险及损失，亦以此地为最重。先是上海电台广播：浙大抗日分子工作太多，应消灭它。果然，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敌人用十八架飞机，来浙大上空，环行四匝，轰炸三次，标营校舍，计落下爆炸燃烧弹一百二十一枚，彼时标营二、三、四年级宿舍，有寄居学生三百三十有九人，又新建教室二十二座，大半皆在此上课。警报既发，师生奔避荒岩丛冢中，而轰炸数四，巨声震天，东宿舍着弹起火，体育课诸教师，俟机声稍息，率诸生扑救，及敌机复至，又走避。旋视前避匿处，则皆烟尘弥漫，已成巨穴。当地居民死者数十人，学生中幸无一人死伤。又是年九月十五日，敌机八架，又来宜山轰炸，有一部分校舍被震毁，物理实验室尤甚，损失仪器多件，约值十二万元，除此两次外，敌机虽不时来投弹，幸为害不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二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十八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教育部命，于六月、九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十月十八日，一年级开始在永兴入学，注册上课。彼时在湄潭之校址已借用文庙为办公室，又修葺城内外之祠堂庙宇，为各学系之办公室及研究室，更在北门外建筑宿舍、膳厅、操场、游泳池，于东门外开辟广大农场。旋经校务会议决定：以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以理学院、农学院设在湄潭，旋又增设师范学院。国文向为一年级必修科。嗣因新生国文，类多根基浅薄，改为两年必修，一年级仍住永兴，二年级则移居湄潭，我又由永返湄。当时浙大除本部驻遵义外，于湄潭、永兴各设一分校。从此布置粗定，应有尽有，教者学者，得能埋头努力，安心工作，成绩遂逐年进展。其最足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者，实由于当时竺校长拟定“求是”二字为本校校训。回忆浙大同学会印行第四期会刊时，向我征文，曾写“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颇足以阐明此点，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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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白：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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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计此三年之中，周流五省，间关万里，当局之焦神苦思，师生之流离颠沛，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不特庋藏依然，弦歌不辍，抑且规模弥广，造就弥宏，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将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靖诸夏而戢寇氛，举于是乎在。故虽处播迁之中，犹倦倦不望揭“求是”以为校训，是足觇浙大精神之所寄，凡我新旧校友，允宜共喻而力行之者也。
上文所称规模弥广，造就弥宏，确非过语，自有其不可磨灭之事实。回溯浙大离杭西迁时，只有三学院，十一学系，更无所谓研究所、研究室，学生亦不过八百人。一九三八年，在宜山时，增设师范学院。一九三九年，分文理学院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旋又添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同时于浙东之龙泉，设立浙东分校，专收一年级生，以便利两浙高中毕业生之升学。一九四一年秋，增设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一九四二年秋，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及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当时全校学生，合计有二千五百余人，较在杭时，增多两倍有奇。
浙大历年来之行政组织，在校长办公室之下，设有教务、总务、训导三处，一会计室，此时悉仍其旧。至于学制组织，较昔繁复多矣。兹就复员前一年，在贵州时，所有各院系，各研究所，研究室之名称及其负责人，列表如下：
一、文学院院长 梅光迪
1。中国文学系 主任郭秉龢
2。外国文学系 主任佘坤珊
3。史地学系 主任张其昀
二、理学院院长 胡刚复
1。数学系 主任苏步青
2。物理学系 主任何增禄
3。化学系 主任卢嘉锡
4。生物学系 主任贝时璋
三、工学院院长 王国松
1。电机工程学系 主任王国松
2。化学工程学系 主任李寿恒
3。土木工程学系 主任吴钟伟
4。机械工程学系 主任易修吟
5。航空工程学系 主任范绪箕
6。电机实验室 主任俞国顺
7。化工工场 主任邓颂九
8。机械工场 主任岳■毅
四、农学院院长 卢守耕
1。农艺学系 主任萧 辅
2。园艺学系 主任吴耕民
3。农业化学系 主任罗登义
4。植物病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