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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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考学生约在五百人以上。校长马相伯当时年已六十六。入学后，知总务主任为袁观澜，教务长即李登辉。李对学生，一如家人父子，很有民主化的精神和作风。他规定每日每餐，轮邀学生四五人与他在膳厅里同桌共餐。那时同学还不太多，第一、第二学期，各班诸生一一轮到。他利用这时间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听取各人对学校的意见。在清代光绪末年，办学者有这种作风，确是很少见的。
他曾叫学生组织过“临时自治法庭”，由学生自己审理同学中发生的“案件”。为了提倡民治，他对学生“临时自治法庭”的审理结果，还真的照办。
反抗帝国主义的凌辱
据抗日胜利后曾任上海常德路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的汪云史说，他岳父曾告诉他一件李登辉痛打美国水兵的事：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记得他在辛亥革命光复后，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有一次他来复旦授课之余，对我们学生说：“外国人在我住处越界筑路，‘租界’工部局还派人来征收‘巡捕捐’。昨天我拒不交付。我对‘征收员’说：外国各地纳税人有‘代议士’代表居民说话，表达意见，上海‘租界’里纳税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代议士’？我说，我因此不愿意交付什么‘巡捕捐’……你们同学们，认为对不对？”当场同学们齐声说“对”。那时英美等帝国主义霸占的“租界”里，由帝国主义主持的“工部局”，尚无华董及“纳税华人会”的设置。李登辉曾在西报上发表意见，以为有“代议士”可为广大纳税的同胞说话。后来英美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工部局”虽设置了几个华董和纳税中国人代表等，又何尝顾到中国人民应有的利益呢！
支持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笔者（仲华）在上海为复旦学生代表之一，投入运动。上海第一届学联会长何葆仁，系复旦华侨生。会址附设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学联”的重要决策，多向李校长和邵力子教授请示。美国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美国人），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带头行动的学生代表江一平（原名江亿平，浙江杭州人）、章益（友三，安徽滁县人）等多人开除。我们复旦同学将此事报告李校长。李当即召见并收容了他们，准予转入复旦，慰勉有加。叫他们仍当大胆为“学联”做事，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奋斗。同时李以“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名义，向海外发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时，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又开除爱国青年。李登辉仍应学生的要求，准予他们来复旦免试插班。他始终维护那些被教会大学无理开除的中国学生。笔者（于德）亲见程中行与裴复恒等多人从“圣约翰”转入复旦四年级。本来复旦四年级是不收插班生的。李登辉为此特予破例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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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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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奉基督教，而且与卜舫济有旧交。据闻卜舫济曾对一些中国教徒说：“清末李登辉回国后，‘圣约翰大学’特赠予名誉博士，这对他声望上很有帮助；但在每次学生骚动，‘圣约翰’整饬学风时，他总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贯与‘圣约翰’为敌。这不是违背教义，为基督徒所极不应有的行为吗？”李登辉闻知后，对教友们说：“我爱宗教，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祖国，更爱青年！”
仿美的教育
李登辉办学最突出的缺点是把美国大学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复旦里来。例如，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文、理、工、商各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目，以及所用的教本和参考书，大都照搬美国大学的，并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他的办学思想是崇美而仿美的。
当年的复旦，即使是“文科”，除了国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等极少数课程外，也全用美国教本或由教师用英文编著的课本和讲义，且都用英语讲授。学生问答，也须英语，绝少用中国语言。他出布告或写手条，亦系英文。早时毕业文凭，也全用英文书写，只有毕业证明书（中国旧式八行书）上才用中文打字或油印。其他如奖状之类，满纸英文。那时的复旦文科，极像个“美国文科”。部分师生对此十分不满，由于国文教授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几位先生向李登辉提出严正的要求，才在“文科”之外，添设了一个“中国文学科”，这已经是很难得的新设施了。但即使是中国文学科学生，仍须必修许多英美教本的课目。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教学时还是满口英语。有关西洋文学的功课，更不必说。那时我们在复旦体育场上，一切运动术语，概用英语。在偶然发生争吵时，双方及第三者也讲英语。李登辉说，复旦教学必须优于英美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如能去留学的可去进外国研究院云云。直到“五卅”反帝运动和北伐战争以后，他这套崇美仿美的教学设施，才渐有改变。
由于他把美国大学的方式方法搞到复旦里来约近二十年之久，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很深。北洋军阀时代前半期的毕业生，陆续到美国去留学的很多。美国有些著名的大学亦准予复旦学生插入高级班或研究院，他们承认复旦的某些学分，不需要经过怎样繁复的考试。记得在那一些时期陆续赴美留学的有：刘慎德（即刘芦隐）、吴冕（即吴南轩）、陈萱、郭任远、何葆仁、黄华表、童逊瑗（伯蘧）、程学愉（即程天放）、余愉（即余井塘），孙锡麒（即孙寒冰）、章益（友三）、伍蠡甫、温崇信、李炳焕、李安、寿勉成（原名寿襄）、黄季陆、曾养甫等百数人。同时尚有罗家伦（志希）等十余人，从复旦转学北大，毕业后也赴美留学。北伐前后复旦学生出洋的也不少。
拒不开放女禁
一九二四年间，私立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实际负责人为校务主任陈望道），首开高校女禁。其他各大学负责人尚有种种顾虑，抱观望态度，看“上大”男女同学后究若如何？再定办法。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上大”第一次被封，迁到江湾新址，与复旦相距甚近。复旦学生与大部分教师认为必须开放女禁，以符合复旦精神，即由学生自治会干部等一再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不料他拒不答应，甚至说：“除非校长不做了，由你们去男女同学……”
当时洪深、刘大白和陈望道等许多教授，都支持学生这一正当要求，反对李登辉的做法。陈望道教授等向他提出“特殊的建议”，主张索性把校名改为“复旦男子大学”，遥对北京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大等，“以正视听”……但我们这位李校长却抱着“笑骂由他笑骂，校长我自为之”的态度，不予理睬。
直到北伐革命战争打到上海，他才迫于形势，开放女禁。于是复旦大、中两部，实行男女同学。不久在江湾校旁建筑了一座洋房，作为女生宿舍。“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湾“上大”被封，许多女生和部分男生转入复旦。笔者（于德）办“复旦通讯社”时，曾问他当初为什么反对男女同学？他说那时他阅览外国报刊知道美国有许多大学男女同学后，打情骂俏呀，始乱终弃呀，女孩子怀孕堕胎呀……闹得学风败坏，不成体统，因而反对男女同学，是“爱护复旦”。……他还说开放女禁，设备上和管理上要添许多麻烦，还是专收男生，当可办得更好；并说美国大学开放女禁后，每况愈下。原来他以美国资产阶级大学生极其腐朽的生活方式来看中国，这与他几乎以美为师的思想作风又是分不开的。复旦男女同学后，极少发生乱搞男女关系的丑闻，更没有像美国大学那种伤风败俗的坏事发生。
聘任的校董
国民党统治时期，原任复旦校董如伍廷芳等老人约有半数先后去世了，李登辉乃聘请孙科、吴铁城、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头目为校董（陈立夫和张道藩两人是复旦早年毕业生余井圹拉来的，余井圹本人也充当了校董）。李登辉想利用他们，不愿被他们利用，自命为“无党无派”，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以为有了几位文教界和实业界的校董，再添聘孙科、陈立夫等人是“应时制宜”，这样充实校董会对复旦“有利”。他又以交通银行总裁钱永铭（新之）为主席校董，说是为便于筹募经费云云。但复旦教职员，与四大家族关系较密的却少得很，而有许多进步教师和民主人士，如洪深、郑振铎、张志让、陈望道、顾仲彝、王造时、丰子恺和费巩等。（其间大部分都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接到过恐吓信。）李登辉同情进步教授，有不少人长期被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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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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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时杜月笙为中国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他以资助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为由，托钱新之出面，要李登辉聘他为“复旦大学校董”，李在学校缺少固定经费而力谋充实设备之际，也允许照聘了。
授予孙科“法学博士”学位
听说朱家骅想抓复旦，企图充任主席校董，以便把持这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李登辉极不愿让复旦落在“党官老爷”之手。认为朱家骅决非真心办学之人，倘来主持校董会，那将使学校多事，前功尽弃，乃决计拒朱。他得知朱与陈立夫矛盾很深，于是他除邀陈为校董外，还进一步拉孙科为挡箭牌，以免朱暗中破坏复旦。
辛亥革命前，李在南洋群岛早与中山先生相识；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曾为复旦第一任董事长（即主席校董），因此孙科对李比较尊敬。李即请孙科为复旦校董，又在一九三五年复旦三十周年纪念典礼时，仿效欧美大学举行重大典礼时赠送名流学者“荣誉学位”的办法，授予孙科、于右任、钱新之、江一平等四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作者应邀赴沪，参加母校三十周年庆典。但见国民党京沪“要人”与文教界、工商界名流巨子，齐集江湾复旦，参加纪念大会。当时复旦操场上，鼓乐齐鸣，孙科与江一平等穿着“博士装”绕场一周，然后进入礼堂（于右任因事未到，电告李登辉祝贺母校三十周年纪念，并领谢“名誉学位”）。李登辉在主席台上致词，宣读贺电，授予孙科、江一平等“法学博士”证书。
次日沪宁各报发表复旦三十周年典礼授孙科等名誉“法学博士”新闻后，国民党文教部门的权贵朱家骅，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对李登辉此举表示不满，说私立大学尤不应乱赠“名誉学位”。接着，《时事新报》对李登辉此举，予以批评，说他“滥施国家名器”，讥讽为“复旦博士”。
蒋宋夫妇的“外宾”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用基督教仪式，请牧师余日章证婚。李登辉因为与宋父宋耀如及余日章均为旧友，曾应邀观礼。蒋宋结婚后，以宋父早年和李系海外旧识，而把李作为老长辈看待；并以李办学悠久，颇有声望，为表示“敬老亲贤”，所以每次自宁到沪寓邀三五“社会耆老”叙会时，总请李也去一叙。宋美龄崇美亲美，满口美音的英语，而李也照样用英语会话，甚至同蒋介石谈话，也得由宋美龄为之翻译。蒋非但不以为怪，而且礼貌有加。宋美龄接待他活像接待一个外宾。李登辉每次回来时，对亲近者叙述与蒋宋夫妇茶叙情况，往往说“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后来蒋介石忙于反人民的内战，无暇再搞什么“敬老亲贤”；而李登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也不再与蒋宋夫妇交往了。
拒聘朱家骅为校董
李登辉对当时国民党头目多事敷衍，独对朱家骅十分讨厌。始终不聘他为校董。笔者（仲华）由复旦同学会按照校董会章程选任为校董之时，李曾谈及“朱家骅是地质学博士，为什么不好好从事研究，在为祖国建设上力谋发展，却喜欢做大官，争权夺利，还想来抓复旦校董会？大概他以为把私立大学当地盘，可一劳永逸吧？我们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学校，决不欢迎他这种人插手……”
一九四七年春，笔者（仲华）因事赴沪时，曾到华山路蕊村去看望李登辉老师。这时他已退休有年。师母和他的儿女都早已去世了。有一位跟他几十年的老校工徐福，在服侍他。徐福早就认识笔者，一见之下，就登楼去通报他：“朱仲华来看老校长。”他七五高龄，听觉已差，误听为“朱家骅”，立即严词拒绝，说朱家骅还来搞什么？叫徐福回报，“有病不见。”徐福高声向他说明“是绍兴人朱仲华，即老学生朱承洵，不是朱家骅！”他才下楼接见，并对笔者说：“刚才我听错了，以为那个讨厌的朱家骅又来找麻烦了。我说不见，哪晓得就是你老弟，哈哈……”我们相对大笑。
全心全意为教育
李登辉先生自一九○七年在沪与教会学校“清心女学堂”毕业的汤佩琳结婚后，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后死亡。至一九三一年汤夫人病故后，他孑然一身，晚景凄清。有些复旦师友常劝他续娶。他说，他寄托精神于宗教，专心事业于复旦，把学府当作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也就是了。他生活俭朴，不置产业。文艺界著名剧作家顾仲彝在沪曾与李为贴邻，他在《李老校长给我的印象》中说：“他穿的衣服，大半还是二十年的旧东西，衬衫上满是补丁，裤子短得袜统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发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荤两素，有时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节余的钱，捐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了。他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就可以无求于人了……七月三十日，他起病前，早上我还去谈话。拙编《大学近代英文选》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签的字。……他同我谈到时局，对现状很不满（笔者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掀起内战，特务横行，乱抓乱杀）。不过他要求我不要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一个帽子给他。……他鼓励我终身为教育事业努力。还说戏剧电影也是教育，说他看过我编的《三千金》，教育意义很大……”李登辉的思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