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学学校银行”，以供银行学系学生实习之用（主要办理小额储蓄存款业务）；法学院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此外还设置了一些较特殊的专业，叫做外交领事专修科，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专业，实开当时各大学设置这种专业的先河。文学院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以英语为主）、历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心理学系等。　
　　在校舍建筑设备方面，除原有办公大楼、教学大楼和四大座学生宿舍、学生膳堂、运动场所之外，逐年加建了科学馆大楼、大礼堂，取“任重志远”之义，命名为致远堂，学生宿舍（其中有一座女生宿舍）莲韬馆——总办公厅所在地等建筑物。同时扩充田径运动场（兼作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又修建游泳池和教职员家属宿舍——暨南新村，附属小学、幼儿园等校舍课室设备。　　　
　　各个学院的教学设备、实验室等也粗具规模，如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室和生物实验室、地理图表仪器室等，都有成套设备，供学生实验研究之用。当时的国立暨南大学，被誉称为华侨最高学府。　
　　（2）设立南洋（后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最高学府，除了招收归国华侨学生就学和重视海外华侨教育事业外，也注意到研究南洋、美洲华侨问题，因此在大学直属下设置了一所专门的研究机构，命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当时罗致了南洋华侨问题专家刘士木、李长傅、张相时、温雄飞等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并以刘士木为主任，研究内容为南洋、美洲华侨居留地的文化教育问题，并介绍各该侨居地的历史、地理——尤其是着重在商业经济方面和工商实业的实况。该部当时主编有《南洋研究》季刊，并编印《南洋丛书》等。　　　　　　　
…　
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2）　
…　　　　　
　　（3）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　
　　国立暨南大学于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间曾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会议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出席者除当年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和大学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等地的文化教育界华侨知名人士、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代表等；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也分别派员参加。会议中主要研究华侨中、小学教育制度，教材、教学方法等有关华侨教育的问题。　
　　（4）出版《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并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团体进行学术研究　
　　国立暨南大学曾出版过《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年刊，作为全校性的师生学术研究刊物，同时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有关学术性的学会，进行学术研究，当年计有菲律宾华侨学生会主编的《菲律宾研究》刊物，《会计学报》则由会计学会出版，《经济汇报》则由经济研究会主版，这些刊物刊载在校学生作出的学术研究论文、调查报告分析和翻译外国有关学术资料，印刷费除招登工商企业广告挹注之外，不足之数均由学校补助。　
　　（5）培养华侨学生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　
　　国立暨南大学华侨学生对体育锻炼向很重视，校园内的田径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遍布各处，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下午第七、八节课时间，以及星期日上、下午，都有华侨学生在知名的体育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紧张的体育锻炼，在技术方面茁壮成长，其中足球、篮球、田径等项运动，成绩尤为卓著，饮誉于国内外，并为中国国家代表队输送了不少体育健将（另详）。　
　　（6）组织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　
　　—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平碧云寺迁移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特派郑洪年为“孙总理奉安特使”，郑氏当时便组织了国立暨南大学一部分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　
　　同学遍于海内外　
　　暨南大学的学生毕业后都分赴海内外参加工作，在不同时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分述如次：　
　　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海外 暨南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归国华侨青年，毕业后回到各该侨居地就业者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是致力华侨工商企业、文化教育事业、新闻事业和华侨中、小学教育事业，对各该侨居地的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有的已在侨居地加入了该国的国籍，参加该国各级政府，成为领导阶层人物或为工商业巨子，华侨中、小学校校长和大学教授等，如马来西亚的周国钧、林金沙，印度尼西亚的温敬松、黄镇邦等皆为各该地的知名侨领，有些同学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担任教授，其中傅文楷还兼任该大学的商学院院长，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张纪歆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国立暨南大学毕业的，在美国的美籍华裔黄开禄教授，加拿大的加籍华裔黄逸尘总工程师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暨南大学毕业（或肄业）同学。他们在各该国家皆甚孚盛誉，黄开禄、黄逸尘两位同学还多次回来祖国观光和讲学。　　　
　　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祖国 暨南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归国华侨学生，但也招收部分国内学生——其中以归侨、侨眷的子弟为主，这些学生毕业后，除了大部分回到各自的原侨居地参加当地工作外，也有一部分居留祖国参加各项工作。全国解放后，这些同学有的担任侨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各机构的领导工作，如现任中央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林修德，在广东的知名人士秦元邦、蔡演雄、黄长水、蔡世英、黄明慧、梁社焕、彭晓帆、吴楚及贵州大学校长陈希文等。　　　
　　当年著名足球健将陈镇和在中华民族奋起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加入了祖国的空军队伍，旋于一九四○年间炸毁日本出云舰时为祖国壮烈牺牲。　　　　
　　强大的体育阵容　
　　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很重视体育锻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这种优良传统仍能保持下去，并且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足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队尤为突出。　
　　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　暨南大学足球队是饮誉国内外的一支足球劲旅，在江南八大学足球锦标赛中，历年以来，几乎是绝对冠军。交通大学和光华大学两支足球队，虽也属强队，并曾一度与暨南大学足球队鼎足而立，但亦稍觉逊色。约在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曾远征菲律宾，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坤甸（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等各大都市，均载誉而归。当年的足球队教练是梁官松（著名的足球老将），队员中以谢全和、冯运佑、江善敬、庄世鸿、刘始赞、陈家球、陈镇和、符和萱、陈秉祥、陈镇祥、蔡今才、罗海光、梅洪宝等为主力。迨徐亨、徐亚辉、戴麟经等先后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后，足球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劲。这些队员多数是归国华侨学生。当年上海市租界林立，历年来都举行上海国际足球友谊比赛，在许多外国雄劲的足球队如英格兰队、苏格兰队、葡萄牙队、法国队和犹太人组织的犹太队等群雄逐鹿之中，国立暨南大学能以一间大学组成的足球队于历年上海国际足球友谊比赛场上，名列前茅，诚属难能可贵。　　　　　　　　
…　
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3）　
…　　　　　
　　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队员中陈镇和、冯运佑、徐亚辉、戴麟经、陈家球、陈镇祥等曾先后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其中陈镇和、徐亚辉更为出色，他们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队教练余衡之也以中国足球队教练的身份参加是届运动会。会后，中国足球队在余衡之教练率领下，远征西欧——法、英两国。　
　　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在江南八大学篮球锦标赛中，虽有高大中锋李城元和远近投篮准确的神射手黄兆霖等猛将，但在当年还赶不上拥有国手欧阳旭辉、谈达骅、倪光祖、孔广益等的持志大学篮球队。因此，在江南八大学锦标赛中始终徘徊在第二或第三的名次上。后来，菲律宾华侨篮球界名宿将陈掌谔担任国立暨南大学体育主任，从此该队在著名教练的领导下，勤学苦练，普及提高兼筹并顾，到三十年代初期，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的球艺、技术水平均得到飞跃进步和提高，在江南八大学篮球锦标赛中，屡获冠军称号，与当时的足球队齐名。该队基本主力队员为蔡演雄、王南珍、尹贵仁、韩振元、邝耀雅、徐亨等，其中蔡、王、尹等三同学还代表中国篮球队出席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国立暨南大学田径队 国立暨南大学田径人才辈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短跑的钟连基、郝春德，撑竿跳高的曹裕等都是誉满申江的运动健将。到三十年代，撑竿跳高运动员符宝庐，短跑运动员傅金城先后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在江南八大学田径运动锦标赛中，该队成绩更为出色。其中郝春德、傅金城（短跑）、符宝庐（撑竿跳高）等代表中国田径队出席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教练沈昆南则以中国田径队教练身份参加是届运动会。　　　　　　　　
…　
林语堂：圣约翰大学（1）　
…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顿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