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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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采取的，那就是中学师资必须受专业的训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就在苏联出现了规模空前宏大的高等师范教育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新中国开国后十年间，高等师范院校曾发展到一百六十余所，这更说明中学师资的培养是人民教育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着。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中国，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中学教师队伍。我们的中学教师必须是科学知识湛深而渊博、政治立场正确而坚定、教育技术熟练而灵活的人物。这样优良的师资，为数应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当然不可能指望在一些大学内附设一些研究所来培养。独立设置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是不可动摇的政策。那么，把培养新中学师资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高等师范教育方案，从而解答过去尚未解答的这个课题，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务。
末了，谈几句我对于师范教育的理解。师范教育发展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它是后起的新鲜事物，是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因而有进步性。但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手的，就难免偷工减料，所以今天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加以大力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质量应尽量提高，以实现其进步性；（二）规模将逐步扩大，以应人民教育的需要。当然，师范教育的发展也必然是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进的。
“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未有过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①。”我们把列宁这番话引申一下，便可以说：我们也必须把中学师资的学识修养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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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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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校在我国过去半世纪的医学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一下它的创办经过及其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影响，也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之一，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出国进修时又在美国纽约市罗氏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lnstituteforMedicalResearch）参加过两年的工作。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经过和它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在开办之前，有一个较长、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筹备过程，另外在建筑设备和组织人力方面也用了几年时间。
远在一九○八年，罗氏（即煤油大王）派遣了芝加哥大学的ErnestD。Burton医生和ThomasC。Chamberlin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教育考察。这两位医生在每一个国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作调查，回国后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但经过讨论之后，初步认为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方面。在见诸行动之前，一九一四年又派遣了以芝加哥大学校长HarryPrattGudson、哈佛医学院医生FrancisW。Peabody和美国驻汉口领事顾临（RogerS。Greene）三人组成的第二次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研究医学教育事业的情况。这个调查团的报告赞同前议，即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同时还提出了援助其他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见和办法。随即成立了作为罗氏基金社（RockefellerFoundation）一个分支的驻华医社（ChinaMedicalBoard），并任命顾临为医社的驻华代表。
一九一五年夏，派遣了第三次调查团（团员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illiamH。Welch医师、罗氏医学研究所的SimonFlexner医师、医学教育社的秘书WallaceButtrick医师，和罗氏医学研究所的FrederickL。Gates医师）到中国作进一步的考查。这个调查团详细研究了具体情况之后，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设一所医学校。结果作出了决议，与原在北京六个教会开办的协和医学校合作（用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名称，而实际上是接办和大改组），由驻华医社用原价将该校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负新组织的一切维持费用。
罗氏基金社一九一四年派到中国的医学调查团的报告，内容很重要，值得在这里作一些概要的叙述。
调查团在离开美国之前会见了美国总统，带着罗氏基金社、美国国务卿和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正式介绍信，到北京晋谒总统袁世凯并受到副总统黎元洪的招待。他们在北京及各省市与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各教会负责人以及教会医院学校的医务人员有过广泛的接触——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报告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对各种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关新校的方针政策性的建议。
在医学教育方面，报告指出，当时的教会医学校（这个调查团还考察了非教会办的医学校）大都是一九○○年前后新办的，而且有些是由于医院的需要，以带徒弟的方式，经过多年训练，培养了一批助手而逐步发展为正式学校的。对于这些学校的经费、教员、毕业人数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反映了优缺点和需要援助改善的情况。
根据报告，当时几个主要医学校的情况如下：北京的协和医学校在一九○六年创建，一九○八年正式开学，一九一一年第一班学生毕业，到一九一四年共毕业三十八名，有外国教师十四人，房屋地皮投资十三万一千九百美元，学校和医院在一九一三年的开支为四万六千九百八十八点七一美元，有男病床六十张和女病床三十张。济南府（即齐鲁大学医学院）一九一四年第一班毕业七人，房屋地皮投资二十万七千二百一十五美元。上海哈佛医学院一九一四年第一班毕业五人，有外国教员十名。南京一九一一年开办，投资六万九千三百零二美元，维持费两万伍千二百一十美元，有外国教员八名。奉天（即沈阳）一九一二年开办，有外国教员七名。其他医学校投资都在五万美元以下。汉口协和毕业共二十名；广州共毕业四十五名。学费很低，皆在一百银元或以下，学制多为五年或四年。女医师特别需要。苏州女医学校创办于一八九一年，用英语教学，五年制，持有美国Tennessee省的持照。广州的广东女子医学校创办于一九○一年，一九○二年末改称为夏葛女子医学校（HackattMedicalCollegeforWomen），四年制，用广州语教学。北京的女协和创办于一九○八年，为五年制，用北京语教学。
报告指出：现有医学校的经费、设备条件（包括医院、实验室和仪器等）和教员人数皆感缺乏，而且外国教员在教学和专门化方面的准备不足，难以跟随时代的前进发展。但另—方面，也指出了一些教员的热情、诚恳和刻苦钻究精神，等等是可嘉的。
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之后，报告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办一个医学校；大概是因为有先后成立的考虑，故对北京的新校提了更多的具体意见和作法。
在医院方面，调查团参观访问了八十八个（当时知道的有二百四十四个）医院，研究了他们在地区、社会、政治上的差异，房舍布局，人员配备，设备，经济，内部设计，清洁，化验室，多见疾病（结核、梅毒、钩虫、麻风等），护士和医生培，养等等情况，报告除了指出经济、房屋，设备、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而外，特别强调了化验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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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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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建议（后来付诸实现），对北京和上海拟新建的学校，直接有关的以及可能间接有关的现存学校和医院，进行经济援助。其用途有如下述：中外医师的薪金补助，聘请外国护士和总务长，增添医用设备、诊断化验室和图书室，护士的培养，进修住院医师的薪金，聘请专家讲座，以及送教会师务人员到国外进修等。这些办法在后来新办的北京协和医学校也实行过，而且范围还扩大到中国医师方面，从而也扩大了这个学校（通过人员和学术交流）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
在生活待遇方面，教会的外国人（教员和医师）的工资一般最高不超过年俸一千五百美金，并供给宿舍；同时教会也有诺言，当这些人员遇到死亡或残废时，家庭将受到照顾。在一般地区，这些人都是专职，唯上海生活费用较高，哈佛医学院有四人准许用部分时间作私人开业。在中国的生活费用确实比在美国低得多；据反映，虽然在过去十五年中生活指标上升50—75％，但一千五百美元也还是足够维持他们的舒适生活的。
在房屋建筑费用方面，比在美国要便宜得多，因为在中国的物价和劳动工资都比较低。例如建筑砖结构每立方尺在纽约需三毛，而在长沙则仅需一毛二分，但在上海则要多些。
根据上述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历史背景，报告对即将建立的新校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意见，大体上都被采纳贯彻了。下面几点：我想是比较重要的。
（1）再一次赞同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提出的地址是在北京和上海，并且建议在可能的条件下与已有的教会学校合作。关于选择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有历史意义的首都，交通方便，又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收全国各地的学生；而且当时的教育部正努力于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另外认为旧协和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关于选择上海则指出人口多，需要医师，其他方面未作详述。报告还建议在建立两地新校以前，即对两地和其他地区，特别是可能与有关新校进行合作的医学院及各种医院，给予经济援助，例如在上海及其附近和广州的机构，以及今后认为有需要援助的其他机构。经济援助的用途与前面所述相同。
（2）关于新的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标准问题，调查团曾广泛地征求意见，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应目前的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淮的学校，以便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调查团认为应该办高标准的学校——这与后来的学制及办预科是有联系的。报告还强调了女医师和护士的迫切需要，这与新校招收女生和办护士学校（高级）也是有联系的。
为了高标准的要求，在学校和附属医院的房屋建筑和设备投资、学校规模、学生与病床的比例，以及教育计划等方面都可从实际调查的报告中得到一些概念。
（3）根据高标准和发展的要求，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教学以英语为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书刊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与国外科学技术上联系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4）此外，调查团不主张建立独立的医学研究机构；并认为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大量的投资的时期尚不成熟。
新旧协和学校的交接
北京旧协和医学校是一九○六年首先由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创办的，但不久即另有五个教会加入办理，即长老会（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s）、美以美会（AmericanMethodistEpiscopalBoard）、内地会（AmericanBoardOf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伦敦教会医学会（London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和英格兰教会（theChurchofEnglandMission）。在这六个教会机构中，英美两国各占一半。在中国的医学校中，这是第一个由英美医务人员合办的学校。
旧协和医学校创办时期的组织者是伦敦的ThomasCochrane医师，他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某些中国高级官员的支持，并在中国政府立了案。它有些很好的教师和医师，例如Dr。H。V。Wenham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九一○年东北鼠疫流行时，两名高年级学生在参加防疫工作中牺牲了生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期，有不下三十二名的学生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工作。
罗氏驻华医社于一九一五年与伦敦会协商后达成了接办该校的协定。除了原价购买原有房屋地皮设备等财产外，由同年七月一日起，罗氏驻华医社担负该校的一切开支。
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可以说是新旧学校的过渡阶段，亦为新校的筹备改组时期，但业务工作皆未停顿。接管后的学校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新总务部，接管旧校的一切行政事务。同年秋，将旧校三班低年级的学生转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肆业，以便改组和准备招新的学生，按新计划进行教学；旧校二班高年级的学生留本校实习。到一九一八年，他们皆次第毕业。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纽约大学管理部发给这个新校办理医学教育的凭证（即毕业生将拿到纽约大学的毕业证书）。同年由纽约罗氏医学研究所调来了马克麟医师（FrancisC。Melean）任新校长兼内科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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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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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设计建筑皆由美国人负责；设计师CharlesAolidge于一九一六年由波斯顿到过中国，另有建筑师HarryH。Hussey，CharlesE。1ane等参加了这项工作。这个学校和医院的建筑工程进行了四年之久（一九一七—一九二一），所费为五百万美元。到一九二一年，除了学校和医院的建筑外，还新建、改建了宿舍和附设单位房屋五十五幢。
除了前面所述的新旧学校交接和新校及医院建筑以外，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罗氏驻华医社为新校物色了一批人员，他们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质量。从接办到一九二一年期间，共聘请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级人员，其中包括预科教员十五名，本科教员五十七名，护士三十一名，行政和技术人员四十八名——外国人共占一百二十三名，在中国人中有二十五名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
关于医预科的问题：学生入本科以前必须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语文（特别是英语）的基础；中学毕业之后尚需进一步学习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和中文，这些主要课程（另有一门第二外国语——德文或法文）的学习，共需三年时间。基础不打好，自然会降低本科毕业生的质量；这个问题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同时也是这个新校的特点之一。这些课程也有可能在综合大学学习（如后来将预科转到燕京大学办理），或学习一部分（创办初期也有少数学生在综合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考入本校办的预科二年级），另外则是自办三年预科（一九一九年以后，新生基本上都是从第一年级开始）。由于当时的综合大学的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课程不够理想（有一两门课强，而在其他方面太弱），因此决定自办三年预科。但是，与此同时，又对某些学校进行了帮助，既便于扩大招生来源，又为将来停办预科打下了基础。
改组到开幕阶段
通过交接和改组之后，一九一七年聘任了预科教员，并以物理学科主任WilliamW。Stifler博士为预科教务主任；同年开办预科，是为新校的开始。当年有学生七名，第一班于一九一九年毕业，到一九一九年共有预科学生三十四名，其中一年级二十一名，二年级八名，三年级五名；同年收两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