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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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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学校除名。我根本不在乎,跑到北京,走高尔基的路——上社会大学,正合我心意。我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结识了北方左联的同志,经陆万美、臧云远介绍,加入了左联,整天忙办刊物,化名写文章。从此,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 
  我由东北老家,来到天津,既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开始了人生道路的旅程。 
  南开母校对我是宽厚的,同学们都说我是在念“家学校”。那时,我对这话有反感,认为“家”字含有狭窄的味道。但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一种甜美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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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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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芳”二字是先祖母的馆名,前文已经说过。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也已说过多次。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     
  民国七年二月到了长沙,先在聂府住了四五月,那时萧表姊孝徽也从衡阳来长沙,帮助我与巴师到处看屋。最后看到西园龙翰林家,正好美领事搬出,我们便照他的租约订约一年。此屋是中国旧时老房子,两进七开间,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于是我与巴师住了正屋下进东边三间,西边三间作为教室,后面萧女士住了一间,女仆住一间。上进东西六间均做学生寝室,厢房作浴室,下进回照房做饭厅会客室及学生阅览室。厨房远远在外。另外小花厅三开间即与我母亲约农及小弟等全家居住。规模虽小,倒也井井有条。当我初到上海时,聂云台表叔要我在上海接办启秀女子中学。杭州圣公会也欢迎巴师与我回杭州冯氏女学校,但我们都觉得海边省份容易找人,而长沙内地,不易找留学生服务,因此都婉谢了。现在居然看到艺芳有屋,很感欢喜。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心中所意想的中国学校。   
  不幸的是那年六月初约农母亲——我们五婶,由湘乡下省,初八那天晚骤然在平塘发了心脏病。约农差专人由平塘送信,初九日信到长沙,要我找医生去治病,平塘是文正公葬地,离长沙三十里。我与杨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三时,五婶已于当日十二时去世。当时天气热,幸有二叔履初先生及李五舅杏岑先生在长沙帮同治丧。五叔也在北平赶回,就葬五婶于平塘文正公坟旁山上,也算有归葬祖茔之福。不久五叔回北平,约农弟留在长沙守制修墓。于是我们便邀他帮办艺芳。约农本来是学矿冶的,开女学堂未免用非所学,然而当时南北战争,农村紊乱,我父亲有矿山地契一箱,并且为买矿卖去田数百亩,都毫无开发机缘,即令从事矿冶,也只好教课,所以约农在艺芳教书也不算太委屈。在我们得了他真是无价之宝,因为他知道我历年的计划,又勤快好动,能拟稿、起章程,加上有二叔履初先生认识长沙绅士。于是我父亲、二叔、七叔与准商公所接洽,取得文正公祠房地为校址。先在西园由我们四人,巴师、约农、萧表姐与我买家具,印章程,做书桌黑板、学生衣柜,购买学校仪器书籍。于八月内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  
  校董会之组织由先父、二叔及七叔邀请。董事会中最出力帮助的有朱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萸溪、史春霆、俞秋华、曹耔谷、钟显荣、马惕吾、胡子靖……诸先生。申请在教厅立案。民国七年阳历六月初五批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张纯士、柳演仁、黄斌、陈嘉和表姐萧孝徽(表姐并兼舍监及总务);大学预科四人,龙沅、王传绮、曾宝蘅,及张孝钧。巴师情愿做教员教英文,让我做校长,以一个高龄外国人愿在一个中国少年人而且是自己的学生之下做事,恐怕是第一个了。约农做教务主任兼英、算及理化老师。我也教英文生物,任牧师兼点英文,另外二家叔及李慧芳先生教国文,青年会之费雅师母(Mrs。Veryard)教音乐,何小姐(MissHorjen)教体育,黄国厚女士教手工。总算教学慎重,因为学生只有八个人而教员倒有九个人。此时的艺芳除正课外,还请过几次名人演讲。后来我们成了定例。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我自己必要有一点钟的时事演讲,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这些都指导学生观念不少。 
  巴师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且极爱护学生,并且很悦纳我们的建议。比如我们建议不可记学生的过,不可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礼拜六课后至礼拜日下午五时,学生可以回家住,等等都是与教会学校不同的地方。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她很能了解接受,而且以六十老人与中国学生同吃中国饭,同甘共苦,真是难能可佩之至。 
  一九一九年春天,正值五四运动,那时我们的专修班已有第二班学生了,是唐冰瑜、颜兰禧、俞辉、夏秉恒、钟贤钧,预科班也加了粟翼明、曾长善、钟贤淑、柳敬常等。这些是最早的学生,也最知道学校创办的艰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厚。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合理的反应,我们组织了抵制日货十人团,直到抗日胜利才散。 
  艺芳迁入浩园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涛)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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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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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军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颂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籽谷、史春霆、俞诰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等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M。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等等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一毫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帐,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关于学友会,我须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间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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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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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两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轰轰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theLightthat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1),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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